首播于2015年12月10日
当整个创新是在一张网上完成的时候，谁能找到更广阔的连接途径，谁能做出最精准、最无法琢磨的判断，谁才能成为人类大创新和大创造的承担者。
菁城子
《创造》[美]凯文·阿什顿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前不久我们做了两期节目，都在谈一个问题，就是真实世界里的创新和创造，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谈完了之后呢，还是觉得意犹未尽，所以今天我们接着聊。
为什么我们对创新和创造这个话题这么感兴趣？就是因为它太神秘。一般来说我们都认为，创新和创造出于人的大脑的活动，大脑很轻的，1.5公斤，每个人都有的。但是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人类到现在进展有限，你不要看什么脑科学搞得热热闹闹。
前不久我在一个微信群里就看人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起得好，叫《人类的脑科学还缺乏一个牛顿》。啥意思呢？你看，在牛顿之前，人类的物理世界也是一团乱糟，直到出现了牛顿，他在黑板上刷刷点点，写下那么几个公式、几条定理，于是万物归位，从复杂就变成了简单的几个原理。
人类的脑科学是一样的，现在越研究越多，各式各样的研究成果车载斗量，但是连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搞不清楚。比如说人类的大脑里面到底有多少神经元？我现在看到的数字，有人说120亿，有人说800亿，还有人说1000亿。
连这样的东西你都没搞清楚，更何况那些比较高级的大脑神经活动呢，比如说知觉是怎么来的？我们的情感是怎么来的？我们的梦境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更搞不清楚了。更何况，创新创造这种人类大脑最简单的活动，它到底是什么机理，所以一片混沌。
但是人类的科学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搞不清楚它的内在机理没关系，还有一种研究方法，就叫灰箱研究法，它不是白的，也不黑的，内部我搞不清楚。那好，我就看输入和输出，我能不能总结出一种规律，这在系统论上叫做灰箱研究法。
要知道，从19世纪开始，人类有大量的科学精英都在搞这套东西。就是既然有的人聪明，有的人笨，其实我们上小学的时候，甚至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现象，有的同学就是学什么会什么，他就是有创造力，有的看起来就是笨笨的。那能不能通过我们已经掌握的进化论的原理，把这种优生优育，智商高的人的基因往下传？
所以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上半叶，全世界都流行一门学问，叫优生学。而优生学的底层逻辑，在我们今天人看来是有那么点残忍的，它的大概意思就是，现在我们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了，大家生活水平都好了，那些笨家伙原来应该被饿死的，现在饿不死了，他们侥幸地逃脱了进化论残酷的叫自然选择剪刀。
但是我们很聪明，怎么办呢？本人你可以活，但是你别生孩子了，我们把生孩子的权利交给那些聪明人，那些优秀人种。这样一代一代人之后，我们整个人类的素质不就提高了吗？这就叫优生学，或者我们讲叫积极的优生学。
这套原理我们今天看来简直惨无人道，这不是搞种族歧视吗？但是在20世纪的上半叶没关系，你想，欧洲还能出来一个希特勒，纳粹的理论不就是这个理论吗？我们德国人，雅利安人种、北欧人种是最优秀的，像什么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他们叫地中海人种，差得好远。你再往东边一看，什么斯拉夫人，那就是垃圾；更不要说什么中国人，那些人种都不行，最好都淘汰掉，所以纳粹搞出了那一套。
你不要以为这些科学家，就是搞优生学的科学家是相信纳粹主义的，他们是本着一种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干这个优生学的事的。只不过今天我们看来，在政治上已经不正确他们觉得那是带有全人类的正义感在干这门学问。
我们给大家介绍其中一个人，他叫刘易斯·特曼，这个人可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纳粹，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且他一生干的事带有强烈的商业味道，干什么？他要搞智商测试。如果我们把人的大脑看成一个灰箱，我们要搞出一套客观的标准来进行测试，这不就可以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了吗？
比如说75分以下，你就干点粗活就行了；75分到85分的人呢，可以搞一旦半技术工种，比如说理发师，如果85分以上的人再干理发师，就可惜了，这样的人应该去搞创造性活动。如果你想出人头地，成为社会精英，对不起，你的智商一定是115分、120分以上。这就是特曼一辈子他想搞出这么一个计划，不仅是一个科学研究，甚至是一个商业项目，每一个人生下来之后，长到一定岁数，到他那儿测一下，拿一个分数，然后参加社会分工。
如果这套方法要是靠谱，那还了得？整个人类社会的协作成本将会大幅度降低。你想，我们今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甄别人，如果智商测试靠谱，那大学就再也不用搞高考了，直接按这个分数录取，大公司搞招聘也就太简单了。
当然了，特曼本人还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家，在那么早的时代，他就干了可以说到那个时候为止，人类最漫长的一个社会实验。那个实验是从1921年开始，一直干到他死，1956年，前前后后是35年。
这个实验是怎么玩的呢？他先跑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选了16000个儿童，然后智商测试，其中最高的1500个儿童，那平均智商都在151分以上。那这帮儿童他建立档案，然后长期跟踪，这些人甭管是上学，还是入职，是跳槽还是提拔，还是发表一篇论文，全部都跟踪记录，一直跟踪到1956年，这些小孩有的都岁数挺大的了。
后来结果发现，三个。第一，这帮人他的平均创造力结果并没有优于平常人；第二，这帮人当中虽然智力都很高，但是有的人就是混成了我们今天讲的Loser，什么普通的工作，甚至还有住精神病院的，请问你怎么解释？
但是更要命的一点是，他淘汰的，不是16000个儿童选的吗？淘汰的那些人当中，反而诞生了两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而且更有趣的是，这个特曼这个人也许长期跟踪，跟这帮小孩也建立了感情，而且更重要的一个动机呢，他也希望这些人做出更好的成就，还经常在漫长的35年时间里面，跳出来帮助这些人，帮你找一个更好的工作，帮你上个好学等等。
但即使这样干涉，实验结果仍然是令人失望。特曼临死的时候留下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应该被我们今天认真地汲取，就是看来智商和社会成就没有什么关系。那为啥呢？这好像跟我们普通人的直觉是反的，一个人智商高，将来就应该社会竞争力强，对吧？
我们分两个层次来看这个问题，首先优生优育是不是可能的？你说当然是可能的，那个狗，对吧？我们通过现代的生物技术来筛选狗，我们希望它跑得快，就真的能造出那种跑得快的狗；我们希望它长得漂亮，它真的就能长得漂亮，每年国际上还搞各种各样的赛狗大赛。
中国人培养那个金鱼不也是吗？我想让它变成什么样，它就变成什么样，为什么这个原理在人类身上它就不适用呢？当然不适用了，为啥？因为你对动物干这件事情，你要的是一个单一标准。可是人类难道能用单一标准来筛选吗？
比如说我们现在筛选那个赛马，你确实可以把这个马变得越来越敏捷，可是赛马脾气不好，这是有名的。再比如说母鸡，你一个母鸡，我们人类用单目标来筛选它，就是多生蛋嘛，生育能力强就可以了。但问题是，这种母鸡也是，经常歇斯底里，脾气不好，攻击性比较强。
那你说，如果真的全人类都因为这套优生学的方法变得智力其高，但是脾气都不好，都不愿意跟他人协作，那人类的创新创造还真的存在吗？
而且做优生优育，即使是今天基因学说已经如此发达的时候，你仍然会发现，基因工具它不是一把手术刀，而是一杆大木棍。那此话怎讲呢？也就是说，当我们想用基因为工具改变人的某些性状的时候，他其实做不到像手术刀那么精准，想切哪儿就切哪儿。它其实像一根大棒，一棍子扫下去，连带一大片因素。
这个很好理解，基因是我们内在的一个特质，它表达出来的性状也许是非常多的。而我们现在局限于我们的科学，我们只能看到其中的一两种，对于其他的危险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比如说遗传病当中有一种叫台萨氏病，得了这种病的小孩很可怜的，两三岁的时候智力往往就停止发育，然后很快就死。
但是很多搞遗传病的学者觉得这个太奇怪了，它不符合进化论的原理。你想，人类是多少亿年进化而来的，得这种病，带有这种基因的人应该早就被淘汰了，他怎么还能留到现代社会呢？后来基因学说就发现，原来引发台萨氏病的这个基因它不见得一定得发病，这首先有人会幸存；其次，带用这种基因的人，他抗肺结核杆菌的能力非常强。
这你就明白了吧？什么叫进化？进化是两害相权，甚至是多害相权取其轻。当肺结核多发的时候，他带有这种基因，能够抗除这种病，再担一点台萨氏病的那个风险，他是划算的，所以这种病一直留传到了今天。
这说明什么？说明基因它不是一个超市，你进去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当你要一个好处的时候，你也不得不接受它附带的那些坏处，而且这些坏处你未必知道，当你消除掉一个坏处的时候，没准儿也就一棍子扫死了那些好处。所以从尊重人类这个物种的多样性的角度来说，所谓的积极的优生学本身就不成立。
我们还可以接着谈第二个话题，就是智商。那智商难道它不可以通过测试测出来吗？其实直到今天还在大规模流行智商测试。很多学者是这样反驳的，说智商测试没准儿就是适应那些愿意或者善于智商测试的人。
不瞒你说，我就是这么个人，我从来没做过智商测试，但是我这一代人是高考出来的，罗胖子这个人一辈子就是这个特点，就是越到紧张的时刻，我越能超水平发挥。比如说平时的小测验，我不如我们班同学，一旦到高考的时候，我越紧张，我那个脑子转得越快。所以高考制度实际上把什么人筛选出来了？不见得是智商高的人，而我这种特别适应考试的人被筛选出来了。
而且还有一点，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律师叫博伊斯，但这博伊斯你别看他是个大律师，他从小就得了严重的阅读障碍症，就是拿起任何一本书一旦翻开，每一个单词都拼不出来，要想连篇地读一篇文字，难比登天。这样的人要是到了智商测试的考场上肯定是零分，连卷子都看不懂，对吧？
但是他怎么成为大律师呢？你想，一个律师他得阅读多少法律文献，他办一个案子的时候，至少这个卷宗他得看吧？这样的人居然当了大律师。为啥？就是因为他不会阅读。
你看，首先不会阅读的人，他注意力一定集中。你看我们今天，开个会动不动就要拿出手机来阅读一下，肯定注意力分散，博伊斯没法阅读，看任何事注意力极其集中。
第二个特点呢？特别会倾听他人，对吧？对语言其实特别敏感。第三呢，记忆力特别好，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记得住，看书他记不住。
第四，他在法庭上和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别人那种细小动作的感受力，因为注意力集中，所以特别有感受力。再有一点，他能把任何复杂的事用非常通俗的口语能表达出来，这是天生的能力，因为人家不会阅读。
所以你看，智商这个事到目前为止，你不要看有那么多智商测试的体系，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神秘的事。我们即使不会阅读，居然有人能够成为大律师，拥有这么高的成就。
给大家举了这么多例子，其实我想说什么？就是人类的各个层次的活动，你看我刚才讲了两个层次，最底层的基因这个层次，比较表浅的智商这个层次，还有众人瞩目的创新创造，全人类的共同进步这个层次，其实它都不是一个点状的现象，它其实是一个网状的现象。你想判断任何点的价值，都要把这个还原到它当时的网络中，才能判断得出来。
你看我们刚才不是讲得清楚吗？当一个人拥有一个基因的时候，如果你不还原到他的生活环境当中，你根本无法知道这个基因到底是好是坏。一个人的智力特征，如果你不和他的工作、生活整个社会网络连同起来看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是笨还是聪明。如果回到创新创造这个层次，也是一样，不存在什么单点的创造活动，只存在一个属于全人类的创新创造之网。
说到这儿，我们就得推本期要卖的书了，就是这本，名字就叫《创造》。它的作者叫阿什顿，关于这个人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讲，但是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创新地提出来什么叫做创新创造的机制，无非两点。
第一，每一个人面对自己面对的那个具体问题，然后解决掉它，这个问题也许很不起眼，但是不重要。关键是第二点，就是全人类形成一个全新创造的线，然后再把它连接成一个网，一个巨大的创造没准儿就出现了。
你看我们中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周其仁，他写过一本书，叫《收入是一连串事件》，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了。其实借用周教授的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描述什么是创造，创造是一连串的事件，它是一个网，它绝不是一个点。
如果你觉得我刚才讲的这套原理有说服力的话，那再回到我们的日常认知，很多东西就要出问题了，也许就占不住脚了。比如说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教室里挂满了各种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头像，从伽利略到牛顿，到爱因斯坦；上中学的时候更多，甚至还有一些中国人，什么张衡、祖冲之这些人。
那为什么要挂这些呢？很简单，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告诉小孩好好学，将来成名成家；第二层意思其实是一个暗示，构建了我们这一代人关于创新创造的那个认知框架，就是每一个创新创造其实都冤有头债有主，可以归到一个一个具体的发明家和创造家的名下。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从罗胖上小学时候挂的是这些人，这张名单一直到今天，其实没有变过，你今天到中国任何一个小学，挂的可能还是这张名单上的人。那此前的人和此后的人哪儿去了呢？比如说弓箭是谁发明的？轮子是谁发明的？大量的农业技术到底是谁发明的？比如渔网是谁发明的？当然你可能会说了，这些在漫长的历史烟尘当中，这些都疏于记载，所以没有留下这些发明家的名字。
但是如果你看过上周我们给大家隆重推荐的这本书《文明是副产品》的话，郑也夫先生在这本书里讲得很明白，发明那是一个偶然性的现象，是歪打正着的现象，很多我们知道名字的发明未必是那么回事。
在上期节目我们讲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和农业，但这本书里还包括几个话题，比如说文字是怎么发明的？比如造纸是怎么发明的？比如活字印刷术和雕版印刷术各自是怎么发明的？
你说这不是有头的吗？造纸，中国的蔡伦哪。但是你看完这本书之后就知道，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在蔡伦造纸之前，中国早就有纸。再比如说活字印刷术是毕昇发明的吧，你看看这本书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这此前的事我们就不说了，那此后呢？20世纪的后半叶，人类的科技可是繁荣昌盛，科学家一定是层出不穷，再加上我们的传播手段更加发达，为什么在20世纪后半叶好像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能够挂到我们小学的墙上去呢？甚至我们普通人都不知道一些著名的大科学家。
那不是科学繁荣了吗？为什么反而出现这个现象？我们扪心自问，当代你知道哪个大物理学家吗？有人会回答，霍金。对，霍金是大物理学家，可是在整个物理学家族当中，他懂得叫天体物理学，物理学很多大分支，什么经典力学，什么热力学、电磁学、相对论、量子物理，这些门类里面的宗师级人物是谁？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而霍金之所以有名，跟他特定的经历和那个形象其实是相关的，所以霍金出名其实是一个传播学现象，他那本书《时间简史》，请问有多少中国人买了？但是有多少中国人能把它读得懂呢？
这就奇怪了，为什么20世纪后半叶居然不出现大科学家了？是不是我们可以获得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当大科学家发明属于他的科学成果，是人类的一个阶段性现象。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了，诺贝尔奖这个事出问题了，诺贝尔奖就是这种认知的产物，所有的科学发明都可以归到具体的科学家的名下，所以接下来我给你讲点诺贝尔奖的故事。
比如说19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颁给了两个加拿大学者，一个叫班廷，一个叫麦克劳德，这两个人都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理学系的教授。那为什么要颁给他俩呢？因为他们发现了胰岛素。胰岛素的功劳不得了，因为在没有这玩意儿之前，人类的那些糖尿病病人只能在饥饿中慢慢地煎熬而死；而有了胰岛素，算是有了一个暂时缓解的特效药。
那胰岛素是怎么发现的呢？这其实首先应该归功于，我们前面讲两个人，应该归功于这个班廷。班廷虽然是教授，但他是个普通教授，他有一个系主任，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麦克劳德。
刚开始这班廷就提出这套构想，看看能不能从动物的胰脏当中提取一个治疗糖尿病的特效药。麦克劳德其实刚开始觉得这想法挺奇葩的，不是特别支持，但是怎么办呢？大家同事一场，天天磕头碰脑地要见到，提出个要求也不好意思不满足。
尤其这个班廷提出来的条件非常简单，一共四条。第一，十条狗，给我买十条狗的经费；一间实验室，然后给我一个助手，八个星期时间，就这四个条件。麦克劳德大笔一挥，行吧，你就去试试吧，就把这个条件给他了。
那这十条狗拿来是干吗呢？首先分一半，一边五条，这一半的狗让它得上糖尿病，然后把这一半的狗胰脏里面提取出就是后来胰岛素那个东西，然后给这边狗服下去，看看这个糖尿病的症状是不是缓解。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实验，他带着一个21岁的，嘴上没毛的助手，就开始干。
很快八个星期就过去了，一共就两个月时间，但是好像实验没有什么进展。那这个21岁的小助手就跟他说，这好像你也没法给我开支了，因为系主任不会再给你批经费了，这么着，万一这个实验有成果呢，你就把这个工资还给我，如果没有也就算了，我认倒霉。好，俩人就接着干。
这不没狗了吗？怎么办呢？跑到屠宰场去找那个牛的胰腺，然后接着提取。一来二去，这个事居然靠谱了，发现那个狗的糖尿病居然好了，那是不是对人也有用呢？于是这俩人又开始拿自己做实验，然后又拿一些同事得了糖尿病的，拿他做实验。
在这个过程中，麦克劳德在干吗？人家没拿这个当个事，甚至跑到欧洲去搞什么学术活动去了。等突然这边报来消息，说这个东西提取物可能有效，麦克劳德才精神起来，然后才开始管这个事，然后掺和了一下，什么更加一步提纯，能不能这种胰岛素的生产工业化等等，很快就把这个成果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最后就批下来了。
1923年诺贝尔奖的殊荣就落到了两个人的头上，哪两个人呢？班廷和他的系主任，什么活也没有干的麦克劳德头上。当然后来这两个人都觉得特别不好意思，这个班廷就把他的一半奖金分给了他那个21岁的小助手；麦克劳德也觉得这也太轻松了吧，就批了个条子，然后就把他的一半的奖金也分给了自己的助手，这就是胰岛素，这一届19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故事。
我们再举一个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例子，华人当中最早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是这么两个精英，一个叫杨振宁，一个叫李政道，这都是大科学家吧，对吧？这两个人现在都是90岁上下，一个住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一个住在北京的北京大学，是邻居。
要知道这俩也是邻居，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住的邻居。而且这两个人，一个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是出生在上海，远赴美国留学，又是在一个系，研究的又是同一个方向，又是邻居，你想那个关系能不好吗？
当时普林斯顿大学那个物理学教授叫奥本海默，这个人在当时美国学术界不得了的地位，因为他是主持曼哈顿计划的人，也就是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当时岁数也不小了，看着这两个小年轻，打从心底里就高兴，他讲过一句话，说在普林斯顿大学，你看见这两个中国年轻人坐在草地上探讨学术问题，这简直就是这个学校的一道景观。
这两个人确实学术水平也非常高，年纪轻轻就开始合作，发表大量的论文。可是一发表论文，问题就来了，请问这两个人谁署名在前呢？如果按照英文世界的惯例，那应该按照首字母在字母表里面的排列，谁在前就在前。你看，李政道是L，杨振宁是Y，所以应该李政道在前。
但是杨振宁就觉得，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规矩，应该谁年纪大在前，因为杨振宁出生在1922年，而李政道是出生在1926年，相差4岁。刚开始的时候发表第一篇论文的时候，杨振宁就提出来了，说我应该排前头。李政道说也行吧，忍了吧，就发表了。
但是你想排第一、排第二，这个后果肯定是不一样，别人祝贺的时候也是这个顺序。后来发第二篇论文的时候，李政道说，要不咱们换过来吧，按照国际惯例，我排在前头。杨振宁也给忍了，所以又颠倒了一下。
但是这两个人当然就留下心结了，就不合作了，中间空了好多年，但是天天又遇到，又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渐渐地又开始合作。这发表论文时间一长，渐渐地就出现大成果了，这就是他俩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那个成果，叫宇称不守恒定律，当然这个定律是什么我是完全搞不懂，这是物理学的一个尖端话题。
这个成果一旦得了诺贝尔奖，这两个人到底怎么署名呢？还是这个问题，按照英文世界的惯例，李政道在前；按照中国人尊长的这个惯例，杨振宁在前。但是到瑞典去领奖的时候，那总得大家有一个先后次序吧。
据说杨振宁当时就提出来，说你看，我把我老婆带来了，我老婆应该走在第一个，因为是瑞典国王陪着进场；而我呢，岁数比你大，我应该站第二个，是瑞典的皇后陪着进场，你就屈居第三吧。李政道当时心里也是不舒服，但是现场还是忍下来了。
但是后来诺贝尔奖颁完之后，《纽约客》，有一个美国的杂志来采访他俩，写了一篇稿子，这个时候杨振宁再一次提出来，说我所有的排名都应该在你之前，李政道可就没法忍了，两个人的矛盾开始大爆发，大吵一架，后来导致李政道彻底离开普林斯顿大学。
那这就导致了两个人的关系，从此这一辈子再也无法复合了。据说当时那个非常珍惜这两个年轻人的奥本海默教授讲了一句话，说李政道你这个人，你要是这么处理问题，你就不应该这辈子再搞什么物理学；然后说杨振宁，说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这话不是我在这儿胡说，这是见过一本传记，叫《李政道传》，这个传记的作者是季羡林先生的公子，他写的，这个人也是一个物理学家，所以我相信他不是胡扯。
那今天我们把这一件旧案提出来，其实并不是想说杨振宁、李政道到底谁是谁非，他们俩闹掰了到底怪谁。我们只想说明一件事，即使我们穿越回20世纪的50年代，站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这俩讨论问题的现场，我们全部旁观完了之后，可能都没有办法打这个官司，这两个人谁对宇称不守恒定律贡献比较大。
我们都别说这种学术性问题了，就说我罗胖做一期节目，我今天在这儿说一通，就这个功劳到底是谁的？你看，既有我罗胖在前台，我们后面也有策划人，本期节目策划人陈新杰，那你说我们俩谁功劳比较大呢？最开始的概念，我们俩聊天聊出来的，第一版的资料搜集工作是人家陈新杰做的。
然后我们又开会，他贡献了几个概念，我贡献了几个逻辑，然后我在现场把它成功地表达出来，最后变成节目的时候，不仅有陈新杰的一些删改，我们制片人小冯老师也有贡献，那你说最后算谁的？如果我们几个关系比较好，这就不是问题；如果关系闹掰了，我们各自都可以找出一堆理由来证明，我对这个节目的贡献比较大。所以你说到底算谁的？
那我们干这么点小事都是这样，更何况那些巨大的科学创新呢？真能搞得清楚吗？所以再回到诺贝尔奖，你会发现这个奖项真有问题。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当代最著名的一个科学史研究者说的，这个人叫莫顿。他说当诺贝尔奖把每一个科学成果归因到每一个人的时候，这是诺贝尔奖的一个结构性的缺陷。
刚才我们好像是把诺贝尔奖给黑了一下，但是请注意，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可不是孤例，在诺贝尔奖越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争议越来越多。比如说2015年中国的屠呦呦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结果各种各样的争议。有人说她是贪天功为己有，霸占了她合作伙伴的功劳等等。
我们在此没有丝毫兴趣为这件事情断官司，我们只想强调，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就是把一个人的功劳从整个协作网络当中切割出来，分辨出来，几乎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那你说难道诺贝尔奖设错了吗？没有错，它是人类创新创造活动一个特定阶段的产物，就是把功劳归于个别的人。此前没有这个现象，此后也会越来越难，我们打一个比方吧，就像烧一个开水，这一锅开水坐到火炉上之后，刚开始仅仅是平均升温，你并看不到什么气泡现象。
但是在一个特定阶段呢，你会看到一个一个的灿若星辰的小气泡开始冒出来了，你能够识别得出来。但是随着温度进一步升高，气泡就连成了一片，你再也分不清楚哪个泡跟哪个泡。
你看，在人类科学时代到来之前，我们真的搞得清楚哪个创造发明属于谁吗？如果你不信，强烈建议大家看这本书《文明是副产品》，它就驳斥了我们很多认知。
像中国人很多观念，说每一个行当都有祖师爷，木匠认的是鲁班，妓女认的是管仲，这好像还有点影。那有的祖师爷完全就没影，我给你打一个比方。
我们前不久微信公众号里刚发了一篇文章，说这个卖咸菜和卖咸鱼的，他认的祖师爷是谁，你猜？是秦始皇，为啥呢？因为秦始皇临死的时候不是密不发丧吗？结果就在他身体旁边搁满了各种各样的臭咸鱼，然后掩盖这个尸臭。所以后来的卖咸鱼的就灵机一动，我们认秦始皇为我们这个行业的发明者，所以很多都是后人的穿凿附会。
那到了科学时代来临的时候，某些杰出的创造者，他用他自己夺目的才华，突然从那个普遍不创新的社会当中脱颖而出，所以成为星空中的灿烂的星辰，所以我们都认得他。但是越到后来，这种创新活动就连成一片，你再也分不清楚谁跟谁了。
我们给大家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现在读历史的时候分明知道，电报是谁发明的，电话是谁发明的，对吧？但是电视是谁发明的，你还说得出来吗？对，你真要去查书的话，有一个人名，叫贝尔德。但实际上这是后来追认的结果，在贝尔德发明电视之前，其实电视的很多相关技术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人在为它做准备。
而贝尔德第一次播出那个图像之后，大量的人在继续丰满他，对吧？1926年好像标定了发明电视的年份，但真正能够播出电视，是要到1928年的事情。甚至就在贝尔德同时，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人同步地发明了电视。
所以如果不是我们的这个认知框架，说一定要为一个东西找出一个发明者的话，贝尔德这个人也就是在茫茫人海中从此沉下去，再也没有人把发明电视的桂冠给到他。再比如说汽车是谁发明的？现在不得已我们找出来，说是卡尔本茨，但实际上全世界各地都有人发明汽车。
说一个更近的例子，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手机有发明人？它实际上是人类创新创造网络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的一个产物。所以你现在抬眼四望我们身边的所有东西，比如洗衣机谁发明的？空调谁发明的？冰箱谁发明的？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发明家的那个光辉灿烂的名字。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现在已经放弃这个努力了，不再把一个创造的功劳归功于谁。当然了，要想全人类把这个认知都改变过来挺困难的，而且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举一个例子，1978年的时候，诺贝尔奖委员会把物理学奖颁给了两个工程师，为啥颁呢？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宇宙大爆炸的微波背景辐射。这词听起来很高大上，其实是怎么回事？简单说就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时候，就有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假说，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宇宙大爆炸假说。
整个宇宙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猜是一个点，叫起点，然后发生了大爆炸，变成了一个温度极高的大火球。然后整个这个火球就在慢慢地冷却，各种各样的星际物质是在远离它的爆炸中心。如果这个假说要成立的话，那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宇宙，实际上仍然处于持续的爆炸过程中。
这就一定要寻找到一个什么证据呢？就是现在宇宙空间的温度它不应该是绝对零度，因为既然是冷却过程中，它多少会残余一点温度，这个温度如果找不到，观察不到的话，宇宙大爆炸学说就不成立。
但是天体物理学家死活就是没找到，最后谁找到了呢？歪打正着，美国贝尔实验室有两个工程师，后来得诺将目的，当然就叫科学家了。这两个人是在正常的接收一个卫星信号，发现有一个信号它不受任何其他因素影响，什么地球自转、什么方向，完全不受，它好像就是宇宙当中一个恒定的信号。这是咋回事呢？他俩也搞不清楚，但是既然发现了，就写了一篇论文给发表出来了。
结果远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天体物理学家发现这个论文，说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证据吗？于是把它作为一个成果呈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到1978年的时候，就把这个奖颁给了这两个工程师。当然了，他做出了如此大的发现，我们也没有什么二话。
但是你真把整个事件铺在桌上再一看，好像也挺无厘头的，因为发现整个东西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而普林斯顿大学的人好像他发现了这个重要的发现，但是他也是本职工作，他一直在找，他没找到，他找到了一个别人的发现，所以功劳好像也不应该属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小组。
那到底应该给谁呢？其实这个例子最贴切的说明了什么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和创造。我们谈互联网的时候经常提到一个词，叫涌现，就是指很多宏观现象，其实和构成它的微观个体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水，水分子里面是不包括波浪这个现象的，你只有把一大堆水分子搁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涌现出一个叫波浪的宏观现象。
创造和创新活动一样，每一个科学家和工程师，他面对的都是他眼前的这个最具体的问题，他即使给解决了，解决得很漂亮，其实也谈不上有多伟大。只有当你放眼于整个人类的创造之网的时候，有人独具慧眼，发现很多小创新之间的关系，然后把它连接起来之后，你发现这个事情实在是太伟大了。所以什么是重要的革新和创造？它是一堆小革新、小创造的中间关系。
所以你看，越到现代社会，构建这种中间关系的人就越伟大，但是很可惜，有的时候他们获不了诺贝尔奖。举个例子说，本书的作者，就是《创造》这本书的作者叫阿什顿，这个人在业界好像还享有一个名誉，叫物流网之父。但是现在社会上什么之父也太多了，认不认咱们不管，但是他确实做出了一个对现在的物流网络，甚至是物联网络有重大贡献的一个小发明。
这个发明小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他年轻的时候是在一个超市当售货员，他发现这个超市对一个货品的管理只有三个状态，就是进货、销货和存货。对于一个传统的超市来说这就够了，但是有一次宝洁公司的一款口红特别好卖，放到货架上就断货；但是搞不清楚这个货它到底是在货架上，还是在仓库里。
于是这个阿什顿就提出来，说我们能不能给所有的货品加一个纬度的参数，就是它到底在哪儿。有些东西搞不清楚就用当时非常便宜的芯片，我们在它上面搁一个芯片，就来标定这个货品的位置。要知道原来对物体的管理是没有位置这个参数的，就是因为阿什顿的这个小发明，现在整个物流网络全部被激活。
就像我们今天在网上买一件货，我们可以通过手机清楚地追踪到它的物流流程，它是不是已经到上海了，进了哪个大仓，哪个中转站，哪个配送员正在往我家赶，过程清清楚楚，这就是现代物流。而现代物流和此前物流啥区别？就是每个货多了一个位置的参数而已，这是一个连接型的创新，阿什顿没有做什么其他的贡献，就是这么一个小贡献，但是你能说它的意义不大吗？
所以我们现在再看人类的创新图景，其实它呈现为两个面向。第一是在时间纬度上，它是一棵创新之树，它是慢慢长出来，最后结成的果子。而在空间纬度上呢？它变成了一张创新之网，它是各种各样节点连接到之后的一个涌现出来的总体现象。
为了说明这两个纬度，我们再给大家举一个天天都见得到的例子，就是可口可乐。可口可乐这个商品现在不得了，一天在全球要销7000万罐，这是什么概念？可以说20世纪工业化最好的一个成果的例子就是可口可乐。可是你发现，它就是时间之树长出来的一个东西。
可口可乐是什么？不就是糖水吗？谁还不喝水呢？动物都喝水，对吧？所以我们的老祖宗们在没有任何文明的时候，他只好贴近于河流居住。但是后来文明出现一点点的时候，就是我们搞出了储藏水的工具，比如说兽皮、葫芦，或者是陶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远离水源生活了。
但这只是第一步，然后接着我们可以打井，这是大概一万年前出现的事情。再到后来，很多人发现往这个水里面搁一点花花草草，一些水果，它可以有草木茶的感觉。所以你看，其实可乐不就是，老祖宗就是这个草木茶嘛，各民族、各地都有，没有什么稀奇的。
一直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有一个药剂师在配药的时候，其实是配错了，把一种治疗头疼的糖浆和一种苏打水给它混到一起了，然后就搞出这么一个东西，还挺好销。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它一直是当做一种醒酒药来销售的。
后来发明这个的药剂师就觉得这玩意儿经营起来太困难，就把这个玩意儿的配方卖给了一个他店里的店员，这个店员拿过这个配方才开始把它当做一种饮料销售。可是你想，一种苏打水在南北战争期间，它能销得远吗？最多就在本乡本土，本村本镇销一销就算了呗。
最终可口可乐能够走向世界，其实不是因为这种水，你不要听可口可乐公司天天吹我这个配方有多神秘，它真正能够走向全球是因为它的包装技术。而包装技术是什么时候？是拿破仑战争期间搞出来的，就发现用锡罐和铁罐来装食物保存时间比较长。然后经过一代一代的创新，才会发现怎么样制造一个坚固的密闭的罐头，然后把这种糖浆往里一搁，发现可以储藏得非常远。
但是真正可口可乐能够落户到千家万户，其实要靠一个我们现代社会才有的发明，那就是冰箱，没有冰箱，可口可乐它也不是这个味道。所以你看，这就是通过时间之树最终长出来的果子，你今天从冰箱里取出来的可口可乐，你真以为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创造发明？它是人类老祖宗到现在为止，几十万年的创造发明，最后累积出来的果子。
如果再从空间状态来看，你知道那个包装，就是那个罐，它的铝材，一般来说铝土出产在澳大利亚，但是光有铝土不行，他要把它变成电解铝，这就用到很多矿石材料。比如说有一种水晶石，它一定是来自于格陵兰岛，然后经过大量的提炼，有的时候甚至是在中国，中国电解铝非常发达，最后变成铝材。然后这种铝材送到那种罐装厂，把它变成一个一个的小铝饼，然后把它冲压成我们看到的这个罐子。
就是这个糖浆本身也是不得了，虽然现在我们不知道可口可乐的很多配方的细节，但是至少我们现在知道，它一定有甜味剂吧，这个是来自于玉米。比如说它一定有一种来自非洲的果子，当然含量非常小，这个非洲的果子现在就叫可乐果。
再比如说，它还有来自斯里兰卡的树皮，一种什么墨西哥的花朵，还有一点点可卡因。这是美国政府特批可口可乐公司种植的一点点可卡因，虽然含量很小，但是缺了任何其中一味，现在的可口可乐的味道都不对。
所以你看，整个的可口可乐现在全球一天销售7000万罐，它哪里是每一个地方的人单独可以创造出来的呢？它是一个巨大的创新网络，在空间当中铺展开来的结果。
说到这儿，我们回头再看一眼诺贝尔奖，你就会发现诺贝尔奖将来一定是成问题了。我在此做两个预测，第一，诺贝尔奖将来会遇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就是你办这个奖不对，这个人欺世盗名，这个人霸占了其他合作伙伴的成果，所以越来越质疑它，最后诺贝尔奖会无疾而终，或者最终只是沦为瑞典这个国家的一个国家一年一度的P2事件而已。
那第二个预测呢，就是很多人在讲，说中国人怎么就这么不争气，诺贝尔奖变得这么少？我告诉你，诺贝尔奖本身它也变成一个网络现象，是创新之网的最后呈现。比如说英国的那个剑桥大学有一个叫卡文迪史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里光产生诺贝尔奖得主30多个。
那你说他们怎么就这么争气呢？对呀，因为他们在网络之中。说白了，那些科学家是在十米高台上搞创新，你让一个中国科学家站在十米以下往上蹦，怎么蹦得过他们呢？如果中国的创新只要别折腾，像现在这样慢慢发展，你根本不用着急。
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预测，要不了多少年，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地方，也是跟下糖豆一样的出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一个实验室也许就出好多个，信也不信？我愿意跟你打一个赌。
那说到这儿你可能会问题，罗胖，不对呀，罗辑思维自打创办以来，这个节目好像一直倾向于强调个体的价值，你今天这么一说，好像个体就没有什么用了，这是不是你的思想在发生变化呢？没有，我们待会儿接着解释。
刚才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当整个人类的创新活动变成一棵创新之树和一张创新之网的时候，那我们作为个人怎么还刷得着存在感呢？我们个人的价值感怎么体现呢？你别着急，创新活动越是这样演化，个人的价值其实就越重要，只不过换了一种人的类型而已。
此话怎讲？我们打个比方。原来创新的承担者是那些节点型的学霸型人物，而未来创新的承担者是那种连线型的学渣人物。我们想象一个场景，闭卷考试，老师一上堂的时候肯定是说，小朋友们，把参考资料都交上来，不准交头接耳，独自完成试卷和任务。那这种考场上谁占便宜？当然是学霸，因为人家聪明，人家努力，面对一个具体的困难能够攻坚拿下。所以像居里夫人她在家搅和搅和，搞出一种新元素；爱因斯坦在家里想来想去，想出一个新理论，学霸一定得分高。
可是考场突然换了规则呢？老师说咱们开卷考试，小朋友随便抄随便问，甚至可以抄起手机，问场外的同学。那这个时候学霸可就不占优势了，因为没准儿他平时埋头学习，班上同学关系不好，他问不着别的答案。可是一个学渣呢？平时他情商高，很多同学愿意帮他。而且这种学渣没准儿还有很好的直接，两个学霸告诉他不一样的答案，他就能知道哪个是对的，虽然他没有任何道理。
我们说的这个学渣是谁？举个例子，乔布斯嘛。乔布斯这个人的私德有名的，其实不是很好，但是为什么他是智能手机时代的开创者呢？我们稍微多说几句，智能手机一样，你说谁是它的发明家？没有。如果你说智能手机就是触摸屏的话，那摩托罗拉搞出来的；你如果说智能手机是有一个底层的程序，然后用户可以自动地往里装程序， 这种玩意儿是诺基亚搞出来的。
那你说乔布斯干吗呢？乔布斯一行代码也不会写的，他就坐在一个网络中央，然后用他那种处女座式的工作方法，当然乔布斯不是处女座，只不过他带有这种性格特征，就是把所有的人以及周边的上下游产业链全部逼疯，用他那种毫无道理的挑剔，在外人看来毫无道理的挑剔，这个不行，这个丑得要死，这个拿回去重做，然后生生就逼出来这么一个叫iphone的创新。
现在我们都公认他是智能手机的开创者，你说他干具体的活了吗？没有，他就是进行选择和判断，这是一种典型的学渣在考场上抄来抄去的风格，最后没准儿是他拿到了高分。
所以时代，当整个创新是在树上和网上完成的时候，谁能找到更广阔的连接途径，谁能做出最精准、最无法琢磨的那种精准判断的时候，这样的人往往成为人类大创新和大创造的承担者。
那你可能会说，我也想成为乔布斯，我不想变成居里夫人，有没有什么路径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最近我们确实给大家淘到了一本好书，这就是上一期节目我们隆重给大家介绍的这本，叫《文明是副产品》，郑也夫老师的社会学著作。
那这本书里就是通盘地考察了人类早期的那些文明成果到底是怎么达成的，在这本书里面有一章浓墨重彩地给大家介绍了五种创新机制。这个创新机制只不过到今天，在现代的创新条件下，我们看的它更加的刺目而已，实际上它一直就存在。下面我们用一点时间，简单地把这五种创新机制给大家聊一聊。
那第一种呢，叫给予。就是自己有什么好东西，别跟憋宝似的憋在家里，多给别人。你说这不是搞慈善吗？不是，给予这种行为你不仅是慷慨地帮助了别人，而且可以塑造对方的行为。如果你看过我上一期节目讲农业的时候，大自然就是因为慷慨地赠与了人类所谓的天赐圣米，最后把人类逼到所谓的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里面。人类他不愿意，但是没办法，谁让你刚开始接受了老天爷的给予呢？
我们今天一个叫马化腾的人，一个叫张小龙的人开发了微信，非常好用，我们被给予，免费的，于是就用。用完了之后，到今天，我们再也不能离开微信了，我们的很多信息接受，甚至是购物，都是在上面完成，所以我们的行为实际上被这种慷慨的给予所塑造。
所以如果你想作为一个创新的节点的话，慷慨地把自己的东西给予出去。你比如说去年特斯拉不是把所有的自己的专利全部公开吗？我们当时觉得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现在一看，原来它是一种驯化和塑造其他所有人的一种商业利益行为，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就是借用和移用，就是把别人的好东西拿过来就使嘛，客气个啥呢？我们现在很多人还在喊，要独立创新、自主创新，你不是有毛病吗？这套话术是很多年前的老古董，现在什么年代了？日本人的相机做得好，拿过来就用啊，搞中国人的摄影创作，搞什么反对日货，对吧？
你看我举个例子，整个现代西方文明它都建立在一个底座上，就是西方文明的字母表，没有这套表达系统，什么西方文明，什么都没有。但字母表怎么来的呢？它其实最早的源头是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后来传到闪族人那儿，把它变成了字母文字。
这套字母文字又腓尼基人传给希腊人的时候，不包括元音。希腊人的语言是有元音的，所以把元音字母再补进去，变成了希腊字母表；然后再传到古罗马人，改造成拉丁字母表，这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26个字母。然后我们中国人在近现代的时候再借用过来，变成我们的汉语拼音。请问整个这个借用过程有付一毛钱的知识产权费用吗？没有嘛，但是整个文明就是这样传播的，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呢，叫杂交。从别人那儿借用过来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和我原有的东西放在一起，产生一种全新的创新呢？你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率先搞出了活字印刷术，宋代的毕昇，对吧？但是活字印刷术在中国本土并没有开花结果，因为我们汉字的字数太多，所以这套印刷方法其实不是大规模提高效率。
但是在欧洲就不一样了，欧洲只有26个字母，再加上活字印刷术，它就迅速地推开了印刷术的传播，盛开了一朵非常璀璨的创新之花，所以这就是杂交的效果。这个以前节目我们讲过多次，所有的创新本质上都是杂交。
那第四年呢？按照这本书讲，叫发明。但是对不起，郑也夫老爷子讲的发明跟我们平常理解的可不一样，那这本书里讲的发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创新成果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先别着急，它的很多本性其实没有曝露出来。随着时间的演进，它会逐渐把自己的那个天赋本性发扬出来，明显起来，然后你作为一个创新者，推动这个过程，这叫发明，是发扬明显出来的意思。
凯文凯利在《必然》这本书里就讲得好嘛，很多现在的创新刚开始的时候是伪装成其他东西的，举个例子说，电视就是这样。电视刚发明的时候，接到老百姓家里，大家说这玩意儿不就是在家里可以看戏剧和电影吗？刚开始电视的内容就这两样。第一，转播一台戏；第二，给大家放个电影，对吧？
但是电视的本性是逐渐随着时间流逝才呈现出来的，后来发现了那个ENG，就是便携式的视频采录系统，电视的内容于是改观，再也不是戏剧和电影了，它变成我们看到的电视新闻、纪录片，各种各样属于电视这种媒体样式的内容，所以它逐渐把自己发明了出来。
就像我罗胖，我做这么一个互联网视频，很多人说这不就是电视搬到网上吗？不是，我心里明白，很多人并不看我，他只是听我，所以我只需要一个照相机来做录像就可以了，我不需要我的广院老师教给我的，什么远全中近特，推拉摇移跟，我特别知道我这个节目的本质就在于给大家提供知识服务，我没必要搞那么多视觉上的创新。所以，我这种视频样式其实也是原来电视的进一步的发明，这是第四点。
那第五点呢，叫互动。现在的创新不存在什么单人独舞了，往往都有一个对象跟你互动，这叫双人交谊舞；甚至不止双人，叫群魔乱舞，一堆公司在一起互动。看有的公司就有这样的体会，我之所以玩命向前创新，就是因为竞争对手跟得太紧，像狗一样的撵着我创新，我不得不创新。
很多大国的精彩创新也是这样，它往往源于激烈的军备竞赛，所以敌人这个东西的存在不见得一定是坏事，它没准儿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对象。你真的把敌人干掉了，你独霸天下，你垄断市场之日，没准儿也就是你的创新停止之时。
我们再归纳一下刚才讲的这五点，一个是给予，一个是借用，一个是杂交，一个是发明，还有一个是互动。这五个东西是什么？你想，它就是在别人的创新创造上，我编织一个创新之网的五种针法，这都是统和其他人创新的五种办法。所以只要你掌握了这五种办法，那创新之树就是由你亲手推动成长，创新之网就是由你亲手编织，而创新的果实就由你来品尝。
2015年，罗胖也不容易，帮大家淘换到这两本讲创新机制非常精彩的书，一本是《文明是副产品》，还有一本是《创造》。这两本书也是我的创新，因为我把它连在了一起，感谢大家的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