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于2016年3月17日
《黑洞》李洁非
《野哭》李洁非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用三期节目的篇幅来解剖一只麻雀，那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一年时间的南明福王弘光政权。
关于南明这个话题，我们曾经也谈过，在第二季罗辑思维节目当中有那么一期，叫南明为什么扛不住，如果有兴趣出门左转，还能找到那期节目。但是时隔将近两年，我们回头看那期节目呢，觉得谈得有点失之于宏观了，缺乏一点解剖麻雀的精神。所以我们今天旧话重提，再来谈南明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能够谈出什么样的新角度。
当然南明这段话题特别难谈，为什么？太热闹了嘛。你就拿1644年来说，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居然出现了五个皇帝。一般来说，君临天下只有一人，你看崇祯皇帝4月25号上吊自杀，那紧接着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谈的主人公弘光皇帝朱由崧。但是你别忘了，还有满清入关的那个顺治皇帝呢；还有两位农民起义军，在这一年他也当了皇帝，一个大顺皇帝李自成，还有一个大西皇帝张献忠。
所以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一年历史舞台上特别热闹，而且几乎所有能够调动人的那种浓烈情绪的情节，这一年你都可以找得到，什么国破家亡，什么文化沦丧，才子佳人，忠臣逆子，这些情节都能找得到。所以谈论南明历史，经常我们会带有一种非常浓烈的情绪色彩。
但是大家也知道，罗辑思维这个节目我们向来不讲情绪，甚至不提倡从一些道德的角度，来观察一个具体的事件。那今天我们能不能，我们达成一个约定，我们不谈那些情绪化的东西，就把它作为一个已经非常久远的，已经抖落了历史烟尘的一个历史现象，我们用理性的角度来解剖它。当然这一点做到非常难，你看那个孔尚任写的《桃花扇》，虽然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个巅峰之作，但它也是一个奇葩之作，为什么？因为它谈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南明福王政权。
在中国古代戏曲创作当中，只要是单本戏，基本上都是大团圆结局，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审美倾向，一个审美的偏好。但是唯独《桃花扇》不是，你看《桃花扇》的最后一曲讲的是什么？“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所以作为主人公，作为作者，叫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它不是一个大团圆结局。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情绪的色彩给它刨除掉，再来理性看待这个事情，看看我们能得出一个什么样的新的视角。
好，我们回到1644年。1644年这一年，在历史上是被标定为就是明朝结束的那一年，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误，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1644年发生了什么？4月25号崇祯皇帝上吊，北京城破。那这就意味着明朝灭亡了吗？不是啊，至少在当时人看来，距离明朝灭亡远着呢，你不能说皇帝被弄死了，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对吧？其实在明朝历史上，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人抓走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而且你看当时的那个格局，我估计当时没有人会认为明朝灭亡了，为什么？我们来看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看地盘，那当时李自成好像已经打了天下，把皇帝都给逼死了嘛。但实际上李自成的地盘有多大呢？你现在可以摊开中国地图，黄河以北，山海关以南，然后再加上陕西和山西，就这么一片地方。
可是你要知道，李自成那叫农民军，而且没有什么知识分子跟着他混，什么牛金星、宋献策，这些人都是不入流的。所以他即使打下地盘，他没有各级的行政官员，这个系统来管理这个地盘。所以如果说他真有能够控制住的地方，那主要是陕西和山西，像黄河以北，在河南、河北、山东这一片地方，基本上已经进入一种叫无政府的状态。
你如果去看南明当时的很多史料，北京城破，很多官员南下逃难，经过河南和经过山东的时候，基本上都得隐姓埋名，为什么？沿途的那些，就没王法了嘛，所有的农民都上了街，拿个大棍子就等在官道旁边，路过的管你是行商还是坐贾，还是官员，那都是抢啊。所以当时社会秩序已经荡然，就说明什么？说明李自成其实没有严密地建立起自己的一个统治机构。
那后来呢，5月29号我们都知道，这就大概是崇祯皇帝死了一个月之后的事情，就是满清拿下了北京城。那满清对于整个北部中国的控制是什么样呢？也非常弱，基本上就是北京城周边的那一小块地方。所以你打开中国地图一看，南明当时多大的地盘？可以说是北到黄河，西到荆楚，就是今天的湖南湖北，东到闽浙，南边的广东、广西、云贵，这都是南明的地盘。
我们再来看财政的状况，崇祯皇帝干了十七年，中国的北方叫一片糜烂，加上四川，因为李自成、张献忠主要是在这块闹。可是那边基本是完好无损的，而南明政权正好控制了南边，当时的南边可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鱼米之乡，财富之区，全部在它的控制之下。而且还有一个角度，大家想想，北方的领土虽然丢掉了，但是在财政上也是丢掉了一个大包袱，至少在当时的几个政权来看，南明的财政状况肯定是最好的，这个没有疑义。
再来看武装力量，那虽然说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没有打过人家满清，满清才多少人呢？整个民族才二十多万人，军队大概六万人左右，可是南明握有的职业军人至少是一百万人。当然现在这个数字也不好算了，比如说史可法在江北布了四镇，就是什么黄得功、什么高杰这些人，四镇官方承认的兵员数，一个镇只有三万，一共是十二万。
但实际上这个数字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数字是对应于中央给它发军饷的数字，一个士兵一年二十两，所以只承认你有三万人。而实际上这四镇都是军阀，自己是要扩军的，比如说高杰，现在我们看到的史料，高杰的手下至少四十万人。但是主力还不是这四镇，而是在荆楚的左良玉，左良玉的部队有多少呢？他自己号称有什么百万，也有人说八十万，也有人说四十万。所以总而言之，当时南明各种职业军队加起来，至少是一百万人。
而且这还都不算，南明一个最大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是有一个备份系统的。我们以前讲过南宋，对吧？那个康王赵构往南跑，被人打得到处流窜，为什么？因为当时北宋的中央政权崩溃掉了，没有一个政治系统。可是明朝，因为我们以前讲过朱棣篡位，他搬迁到北京之后，因为南京是孝陵所在地，就是朱元璋的所在地，所以南京作为首都的地位是没有撤掉的，南京是有完整的一套政府班子的。
这按照现在互联网的概念讲，这叫一套灾备系统，就是一旦出现灾害，这套系统马上可以启动运行。所以1644年4月25号，崇祯皇帝一死，南京的合法性地位马上就接替过来了，这套系统马上可以运作。
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个看起来庞大、健全、强壮的系统，在短短一年之后就崩溃掉了？这对我们今天的人去理解一个权力系统的崩溃，是有借鉴意义的，这是一只多么好的样本。
那好，让我们回到1644年的4月25号这一天，崇祯皇帝死了，这个消息传到南京，其实非常慢，为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原因，河南、山东一带已经乱掉了，所以南京一直到了5月6号的时候，才模模糊糊知道，北京出事了，出什么事？不知道。你看当时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还在誓师勤王，其实他不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无王可勤了。
那么到了5月17号的时候，这个崇祯皇帝的死讯才算到了南京，但是这么大的事你得核实啊，找那些北方逃难过来的人一个一个问，到5月30号的时候，南京政府才宣布国家大丧，然后阁臣们开始会议，这个国家怎么办？因为这个备份系统要启动运行。
那运行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都知道那句话，叫国不可一日无君，这个备份的皇帝在哪儿呢？文官系统都在。那崇祯皇帝死了，他的三个儿子，他一共生了七个儿子，活到现在的只剩三个，三个儿子也找不到。那按照当时的宗法制度，只能从近支亲王当中找。
可是以前节目我们也讲过，明朝的亲王制度是你封王，你不能在北京或者南京住着的，得把你散到全国各地的那个封地去，所以南京没有王。那离南京最近有王的地方在哪儿呢？在淮安，淮安本地也没有王，这个王都是逃难来的。1644年的4月初，这个北京已经告急了嘛，所以北方的很多王就开始往淮安跑。
这个地方我们插播一个知识，为什么到淮安？因为在明代末年的时候，黄河夺淮，就是黄河那个下游，黄河老泛滥嘛，就夺了淮河的河道，所以这个时候黄河的下游和淮河的下游是一条河。那淮安是什么呢？就是黄河、淮河和大运河的这个交界点上，北边是北运河，南边是洪泽湖，所以淮安这个地方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你看明朝的漕运总督的那个所在地就在淮安。
所以北方的王往南逃都是坐船，带着自己的太监、宫眷，就开始跑，跑到这个交通最发达的地方，就开始住下来了，因为这个地方还处于南明的这个控制地，当时的漕运总督叫路振飞，这个人回头我们还要谈到。那这个时候在淮安，一共是四个王，其中最著名的是两个，一个叫路王，还有一个叫福王。
那其他的三个王这个时候带着钱财、带着船、带着太监，还过着一种亲王的生活，最惨最惨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福王。福王为什么最惨呢？因为他们家家破人亡最早，这是三年前的事，1641年的时候，李自成大军打下洛阳之后，洛阳就是老福王朱常洵的封地，你不是叫福王吗？你不是喜欢养梅花鹿吗？好，把你杀了，和梅花鹿一起炖成一锅，叫福禄宴，把这老福王给吃了，你看这个下场多惨。
那他的儿子，就是小福王自然流落民间，有上顿没下顿，衣不蔽体，跟叫花子一样。好不容易流落到淮安，一看这个地方还有三个王，不是叔叔伯伯就是堂兄弟，腆着个脸上去借钱。这个路王不错，堂兄弟，借了一千两银子给他，他才算搬上岸，租了个房子住了下来。
那后来南京派人去见他的时候发现，福王混得好惨，衣不蔽体，穿个破布袍子，坐在一个破床上，连个枕头都是破的，也没个蚊帐，身边的太监、仆人更是像叫花子一样。但是请注意，你别看小福王混得惨，他在继承皇位的资格当中排得最前。
因为按照宗法制度，你看崇祯的儿子找不着，崇祯和天启这俩，一对兄弟全死了，那只能在崇祯的唐兄弟当中找，最近的就是这个福王。这个近是两层意思，一个是血缘关系近，还有一个是地点比较近。虽然也有崇祯的堂兄弟在世，但是有的在重庆，后来让张献忠给杀了，能够马上到南京即位的，只有这个福王。
但是这个时候从南京的朝堂上就忽忽悠悠地飘一句话，说这个福王不合适吧，不贤，贤王是谁？是这个路王。可是路王血缘差得好远，怎么排也排不到他，为什么在南京传来这种舆论的声音呢？东林党人嘛。东林党人这个时候的大佬是谁啊？我们都知道，柳如是后来的老公钱谦益，钱谦益就说，路王贤，福王不贤，我们应该立一个贤王。
那这句话是真是假呢？后来一看，假的，东林党在这个问题上撒了谎，为什么？我们来看几个因素。首先明代的那些王他又不能当官，又没有任何其他的生计，都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在他出来混之前，他干什么你不可能知道，外面的文官你怎么可能交结王府，你这不是要造反吗，对吧？所以路王贤不贤，其实当时没人知道。
那这路王他到底贤不贤呢？后来史料披露出来，原来跟福王一路货色，半斤对八两。福王爱看戏，是个戏迷；这路王是个棋迷，而且还喜欢玩个古董，你说谁比谁高多少呢？后来福王登基之后，有一些南京的官员就跑去观察这个路王，说东林党人都说他贤，观察半天说，原来也是一个中人之资，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人。
我们看，后来这两个人的下场来看，福王不见得比他差，福王好歹是逃跑，从南京跑到我老家芜湖，被抓，押到北京给杀掉的。这路王呢？一看清兵南下，他当时流落在杭州，干脆开门投降了，所以你说谁比谁贤呢？
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东林党人铁嘴钢牙，一口咬定路王比福王强呢？这牵扯到四十多年前的一件事。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万历年间的事情，万历皇帝俩儿子，长子朱常洛，就是后来的明光宗，天启皇帝、崇祯皇帝的亲爹。
但是万历皇帝不喜欢这个长子，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普通宫女，他喜欢谁呢？小儿子朱常洵，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被杀掉，跟鹿肉一起炖成福禄宴的那位老福王。因为老福王的母亲是郑贵妃，万历皇帝特别喜欢，你看这个就是难题，老皇帝喜欢小儿子，但是大臣们不干，大臣们最主要的就是东林党，反对，反对，这一反对可就事大了。
从万历朝的后半截，到后来的天启年间，到崇祯年间，一共四十多年，整个明朝的政局就在折腾这件事。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什么叫晚明三大案，就是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包括后来的魏忠贤作乱，包括崇祯朝的很多政局风波，都是跟这件事情有关，具体我就不细讲了。
总而言之，东林党人是抛头颅洒热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个福王从可能的继承者位置上给拿下来了，把朱常洛，就是崇祯他爹给扶上去了，这是东林党人觉得这是我最光荣的历史。
可怎么这个风水轮流转，四十多年之后，国破家亡之后，突然这个小福王又冒出来了，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如果小福王登基当了皇帝，对东林党人来说有两个结果：第一，我们先辈的鲜血可就白流了，现在风水轮流转，皇位又落到福王一家，那我们不就白干了吗？这口恶气是咽不下去的。
而第二点更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很现实的政治结果，因为东林党人和魏忠贤斗来斗去，就是这个题目，是一个主要的题目嘛。后来我们东林党人赢了，崇祯皇帝把你魏忠贤这一伙定为阉党，定为逆案。那好，现在你小福王要是当了皇帝，你会不会翻案呢？这一翻案可就是腥风血雨，我们东林党人的身家性命也许就不保，你会再次迫害我们的，所以坚决不能让你当皇帝。
这个算计不能说错，但问题是，东林党这帮人，第一没节操没底线，第二没本事没能耐。当然在这儿我们得说，在当时朝局当中的所有力量当中，东林党还算是不错的力量，它总比阉党要好吧。但是那个时候的文人，他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他没有那么多原则和底线，这个我们要有一个概念。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说他没底线？那个时候的文人攻击政敌的时候，是满嘴喷粪的，包括那些正色立朝的士大夫，没有根据的话那可以是胡说的。包括你去读晚明的历史，那些所谓的大忠臣去攻击奸臣的时候，比如说骂严嵩、骂魏忠贤，那也都是胡喷，跟对方迫害这些正人君子是一样的手法。
比如说史可法，史可法是大忠臣吧，这没话说了，跟南宋后期的文天祥是一样的历史地位。而且史可法还不算东林党人，但是东林党人给他灌输了那一套，他居然就去写，说这个福王不好，哪儿不好呢？七条不好，什么贪、淫、酗酒、不孝、虐下、干预有司等等，就列了七条罪状。请问你有什么证据？你根本就不认识他，这个人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没有任何材料，就可以写七条，说你不好。所以东林党人你看，干事没底线吧？
而且还有一点，你东林党人但凡是为这个国家考虑，你就必须得接受福王，为什么？当时漕运总督路振飞讲过一句话，叫议贤则乱，议亲则一，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时候挑皇帝，你不能再挑谁贤了，因为这没标准嘛，所以一定会导致大乱，这国家已经闹到什么份上，能够承受得起这样的乱吗？
所以只能议亲，就是看血缘关系，因为这是有一个唯一的标准的，所以这个时候福王是不二人选。但是东林党人管你那个事，为了我自己的身家性命安全，和我的政治立场的正确性，我就反对福王，所以说他们没有什么道德底线。
而且我刚才还讲，他们又没本事没能耐，此话怎讲？你东林党人真要是认可路王，那你倒是干哪，你联络一帮武人，一帮武装力量去迎立人家路王啊，他不，天天在朝堂上叨叨咕咕，叨叨咕咕，跟史可法叨叨咕咕，他没有个执行力。这是什么历史关头？这叫扶立大功，策立大功，如果立下，那马上就是荣华富贵。
你们东林党人不干，有人会干，比如说凤阳总督马士英，这是后来著名的大奸臣。他一看机会来了，马上联络北方四镇的那些军人们，迎立福王，因为这在法统上，在宗法上，是最没有毛病的一个选择。
你看，这个就是历史的重要关头，等马士英和这帮军人们在福王面前一个头磕下去，说我认你当了皇帝，请问你东林党人还敢反对吗？原来是选择的问题，现在可就是犯上作乱的问题，你再敢反对福王吗？所以后来马士英军人政权带着这个福王来到南京的时候，东林党人什么钱谦益，你也只能捏着鼻子接受。
请注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关头，1644年的6月7号，福王登位当了监国，几天之后正式即位当了皇帝，你看6月7号。第二年，整整一年之后，1645年的6月7号，以钱谦益为首的一帮文人宣布投降，这个政权整整存在了一年。那请问，这一年期间，又发生了什么呢？
好，刚才我们讲到福王朱由崧终于当了皇帝，从此关于这一年的南明在南京的福王政权的历史，就开始进入一个叙事模式，叫昏君加奸臣，也就是大明王朝这最后一点残山剩水，最后就断送在昏君和奸臣的手中，就是福王朱由崧，加上马士英和阮大铖。
那现在我们看来，当然觉得这种历史观很低级了，但是你也别以为做翻案文章就一定对，也有人说，就断送在东林党手里，如果东林党不搞党争，不意气用事，不加上那个大笨蛋史可法，南明就不会有那样的下场。这是半斤对八两嘛，因为这两种历史结论都出于同一种历史观，叫责任型历史观，他老想对什么事情盖棺论定，叫多少年来关于某历史阶段的一个决议，做完了之后大家就不要讨论了，就按照这个来。
那这可能对一个时代的政治是有用的，但是对于我们后人，尤其是隔了这么好几百年，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历史上有过一个好人，或者有过一个坏人，谁干了一件好事推动了什么，或者谁干过一件什么坏事败坏了什么，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历史是什么？历史本质上是人在特定阶段的一个协作结构的演化，所以站在后世的人的角度，我们一定要看这个结构，它是怎么演化的？内在的规律是什么，对吧？你说谁是好人，一定干成什么事，那我就要反问，同时代一定有坏人，你怎么就能扼制住坏人的反抗呢？坏人如果他干一件坏事，我就要反问，为什么同时代的好人没有能够扼制住他呢？所以你一定是从结构的角度再来看一个历史结果，那得出结论就没有那么廉价和苍白。
好，我们来看一个问题，都说南明的败坏是因为一个昏君，包括后来一直到清代，很多人在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说就怪这个福王，就怪这个福王，也整理出一套道理。那好，我们现在就来问一个问题，福王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现在看来，福王肯定不是什么圣明天子，这是肯定的，但是有据可查，说可以确认的他的劣迹无非是两样。第一样呢，爱喝酒；第二样呢，爱看戏，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他这个戏迷到什么程度？他在南京，你看干皇帝一共也就干了一年，有一天晚上突然宫中开始鸣钟，这都是一个宫中出重大变故的一个信号，因为古代的那个皇城半夜都是要下锁的，宫中不出事是不可能开宫门的。
宫中鸣钟，大家都说坏了，出大事了，可能皇帝得急病要死了还是怎么着。一会儿太监就火急火燎地出来了，说什么？说宫里要演戏，缺一些道具，所以鸣钟示警，出来找道具。你想这个戏迷，迷到这个程度。
还有就是大年除夕，因为他只有一年嘛，只有那么一年的大年的除夕晚上，这个福王朱由崧就闷闷不乐，旁边就有人问他，说陛下，这个除夕你闷闷不乐，是不是我们的故国还没有恢复，所以你很不高兴啊？福王说不是，不是，梨园殊少佳者。什么意思？就是我的戏班子里没有名角，看得不过瘾，你说戏瘾就这么大。
到了1645年的5月10号，那个时候扬州已经被打下来了，马上清兵就要过江了。那福王呢，其实他已经开始准备逃，刚开始他早就跟什么钱谦益、马士英这些人商量，能不能走啊？他们都不让他走。所以5月10号那一天，他已经打好主意，我已经要走了，估计行李已经收拾好了。但是那天中午仍然传戏要看，一直从中午看到了深夜，大概是凌晨的时候，带着几十个太监才开城门逃走。所以你看，他算是搞了最后一次汇报演出，戏迷瘾达到这个程度。
但是朱由崧在当时的社会舆论和野史记载当中，可不是这番形象，他给我们留下的背影主要是两条，第一是淫，第二是假，可以说是劣迹昭彰。那什么是淫呢？最主要的就是说他兴趣非常广泛啦，男女通吃啦，而且尤其偏好幼女，说那两个奸臣马士英、阮大铖整天什么都不干，就在秦淮河上给他搜集幼女。
说有一天晚上他喝醉了，一夜之间淫死两个幼女，而且抬出宫给埋了，说阮大铖、马士英就接着给他找，后来找到，后来都找不到勾栏当中的年轻女子了，后来弄死之后也就直接埋在宫中，也不抬出来了。
你一听这个记载就是假的，因为你想想看，他又是个戏迷，又爱喝酒，整天糊了八涂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在性事上有这么大兴趣呢？就算他有那么大兴趣，你就算是职业的日本的AV男优，可能一夜弄死俩人，这性能力也太可怕了吧？
而且这我也不是胡说，我看到很多中立派的官员在事后写的一些记载，尤其他们记载就是宫中后来放出来的那些宫女说，说这个福王对男女之事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很显然是当时社会舆论对他的一种诬枉，那背后黑手是不是东林党，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还有一条呢，说他假，就说他其实不是福王。那晚明我们刚才讲有三大案，就是梃击案、移宫案和红丸案，但是南明短短一年，也有三大案，大悲案、童妃案和假太子案，这三大案的过程我们是没有时间讲了，但是所有这三大案都指向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福王？没准儿是假的。
确实，这福王也没法自证，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第二代身份证什么的，对吧？也无非就是靠身边的一些太监来证明。可是身边有太监你就是真的了？至少当时的野史上有那么一个记载，说其实这人就是假的。
因为福王，小福王流落民间之后，就把自己的印，因为没钱嘛，就给抵押掉了，然后这颗印就流落到一个赌徒的手里。后来这个赌徒也赌输了，又拿这个印去抵押，去当铺去当钱，结果被马士英发现了。马士英说，你有小福王印，好吧，你就说你是小福王，然后就把他扶上了宝座。还有这么荒唐的记载，你想怎么可能？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握有舆论主导权的东林党人和复社的那些学生领袖们，确实打心底里不太承认这个福王的合法性，但是又不能公开说，所以只好私下泼这种脏水。
那现在时间过去了好几百年，我们怎么样客观、公正地来评价这个福王？至少我看到那么多资料之后，我对他留下了两点印象。第一点，就是如果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不是按什么圣明天子来要求他，他是一个心地还算不错的人，至少是心眼儿比较大的一个人。
比如说他对待史可法，史可法那可是白纸黑字诬蔑过他的，所谓七大罪嘛，贪、淫、酗酒、不孝、虐下、干预有司等等，史可法写在一封信里给了马士英，马士英给他看了的。但是他当了皇帝之后，没有把这事放在心里，至少给史可法该封什么官，还是封什么官。
当然后来史可法觉得南京的朝堂乌烟瘴气，不愿意在这儿混了，叫自请督师江北，我要到江北带军队去。福王让他去了，什么叫督师江北？这是掌握国家所有的军事力量，等于把刀把子交给你了，这是一个最大的信任，至少福王没有撒泼打滚地一定要迫害史可法吧？这是第一个证据。
还有一个证据，就是关于《三朝要典》。《三朝要典》是什么？是一本书，这书魏忠贤和他的阉党编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从万历皇帝一直到福王，包括到今天东林党人这帮人，我们关于几十年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写了这么一个《三朝要典》。你可想而知，阉党干的这个事，一定是替万历皇帝说话，替老福王说话，骂东林党人。
那后来崇祯皇帝上位之后，把魏忠贤这帮打为阉党，定为逆案，那当然《三朝要典》就是一棵大毒草了，反书了，马上就封禁了，全国搜集，然后就给销毁了。现在小福王当皇帝，那自然就有那爱拱火的说，《三朝要典》是本好书，可惜被封了，咱现在得翻案，得从民间把这个版本给找出来。
那你说小福王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看，他当时的几个表态，即使站在今天的这个水平来看，那个政治水平也还是听高的。他说首先这是关于我爹的事，你们东林党人当年诬陷我爹，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作为人家的儿子，我应该替这事翻案，以尽我的孝心，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我在民间把《三朝要典》搜集来之后，我也不干别的事，说这个事就是对的，逆案给它翻掉，不用。宣付史馆，什么意思？就是放到国家档案馆当中，以备后人去查证，我这一代不做什么结论了，但是至少我把这个书给找到，关于替我爹说的那些话，至少在历史上应该存留下来，这是第二个态度。
第三个态度呢，当年的东林党人和现在的东林党人根本不是一回事，那一拨人早就死了，所以关于现在甭管你是什么人，跟这件事，我现在就说，完全无关，绝对不做事后追究。你看这个态度水平很高啊，所以后来虽然像阮大铖这些人，反复地就挑拨这件事，因为阮大铖是阉党嘛，老想翻案，但是福王朱由崧从来没有同意过进行翻案。
所以当时有一个大臣后来也写书，叫李清，他讲了一句话，说“非上宽仁，大狱兴矣”，就是要不是福王性格当中是一个很宽厚的人，这场大狱，这场大风波就一定会兴起来。所以你看，历史对福王还有这样一番评价，这是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心地还算不错了，心眼儿很大。
那第二个印象呢，就是实在是一个太平庸的人，这个平庸跟他的能力可能都没什么关系，首先一条，他不大识字。当时历史记载，说他不识字到什么程度？说上读书少，章奏未能亲裁。什么意思？说咱们今天这位皇上没文化，大臣们给他打的报告他都看不懂，更别说做什么决策了。所以你看，是一个极其平庸的人，没文化到根本不足以有能力去作恶。
那有人会问，你不能作恶，为什么去信用奸臣呢？他没办法嘛，没文化嘛。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想，我们是福王，我们这一生将会过得极其的黯淡，因为朱家的子孙就是这样，生下来就注定是一头猪。
因为你是亲王，你生在王府之中，你肯定没见过世面，然后你也肯定不可能有文化，有文化像我们小时候读书，都想高考，将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你是王爷，王爷首先你不能当皇帝，这个人生目标你没有了吧？你不能经商吧，给皇家丢脸；你也不能科举去当官，所以人生毫无目标，生下来就为了享富贵，然后去等死，这样的人生有什么值得过呢？但是没办法，他生下来就是这个命。
然后突然国破家亡，流落民间，衣食无着，突然有一天马士英带着一帮军人一个头磕下来，说皇上，我们认你当皇上，你跟我到南京去当皇帝，他能不去吗？那至少去了，第二天的饭还有呢。一年之后，又突然国破家亡，只好逃走，然后又被一个判将，叫刘良佐给抓了，押送回南京，向清朝投降。
押回南京的时候是一乘小轿，青衣小帽，以油扇遮面，不好意思，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回到南京之后，嬉笑自若，当时就问一句话，说马士英呢？马士英呢？你看他到这步田地，也只能找马士英。因为以他的文化和行政能力，他不靠马士英，他靠谁呢？
现在生物学上有一个词，叫印随效应，说有的小鸭子生下来的时候，它第一眼看见什么，它就认谁当妈。如果它第一眼看见的不是一只母鸭子，是一只鹄子，它这一辈子都跟着那个鹄子走，甚至将来长大了要找母鸭子，它也跟那个鹄子谈恋爱。
第一眼看到什么，他就只能跟什么，是马士英把他带到这条路上，所以他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也只能嬉笑自若地问，马士英呢？马士英呢？所以他不信任马士英这个奸臣，他信任谁呢？
而他最终的下场也非常悲惨，被押到北京，后来被杀了。但是清朝对于福王居然吝啬到什么程度？把他杀了都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字的记载。现在我们看到《清实录》的记载是这样，说有一帮明朝的王爷，我们本来对他很好的，把他们养起来的，但是他们居然谋反，所以我们就杀了嘛。杀了多少人？十一个人，鲁王等十一人，这福王在那个等里面，居然都没有明正典刑。所以他这一生真的是平庸到如此地步，他没有能力作恶。
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南明福王政权，也许我们原来问的问题错了，原来我们是在问，福王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是明君还是昏君？到底谁对这事负责任？而今天我们这期节目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好端端的一个皇帝，怎么就对整个局势无能为力呢？他为什么平庸到想作恶都不行的程度呢？
好，刚才我们讲到福王朱由崧终于当了皇帝，从此关于这一年的南明在南京的福王政权的历史，就开始进入一个叙事模式，叫昏君加奸臣，也就是大明王朝这最后一点残山剩水，最后就断送在昏君和奸臣的手中，就是福王朱由崧，加上马士英和阮大铖。
那现在我们看来，当然觉得这种历史观很低级了，但是你也别以为做翻案文章就一定对，也有人说，就断送在东林党手里，如果东林党不搞党争，不意气用事，不加上那个大笨蛋史可法，南明就不会有那样的下场。这是半斤对八两嘛，因为这两种历史结论都出于同一种历史观，叫责任型历史观，他老想对什么事情盖棺论定，叫多少年来关于某历史阶段的一个决议，做完了之后大家就不要讨论了，就按照这个来。
那这可能对一个时代的政治是有用的，但是对于我们后人，尤其是隔了这么好几百年，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历史上有过一个好人，或者有过一个坏人，谁干了一件好事推动了什么，或者谁干过一件什么坏事败坏了什么，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历史是什么？历史本质上是人在特定阶段的一个协作结构的演化，所以站在后世的人的角度，我们一定要看这个结构，它是怎么演化的？内在的规律是什么，对吧？你说谁是好人，一定干成什么事，那我就要反问，同时代一定有坏人，你怎么就能扼制住坏人的反抗呢？坏人如果他干一件坏事，我就要反问，为什么同时代的好人没有能够扼制住他呢？所以你一定是从结构的角度再来看一个历史结果，那得出结论就没有那么廉价和苍白。
好，我们来看一个问题，都说南明的败坏是因为一个昏君，包括后来一直到清代，很多人在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说就怪这个福王，就怪这个福王，也整理出一套道理。那好，我们现在就来问一个问题，福王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现在看来，福王肯定不是什么圣明天子，这是肯定的，但是有据可查，说可以确认的他的劣迹无非是两样。第一样呢，爱喝酒；第二样呢，爱看戏，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他这个戏迷到什么程度？他在南京，你看干皇帝一共也就干了一年，有一天晚上突然宫中开始鸣钟，这都是一个宫中出重大变故的一个信号，因为古代的那个皇城半夜都是要下锁的，宫中不出事是不可能开宫门的。
宫中鸣钟，大家都说坏了，出大事了，可能皇帝得急病要死了还是怎么着。一会儿太监就火急火燎地出来了，说什么？说宫里要演戏，缺一些道具，所以鸣钟示警，出来找道具。你想这个戏迷，迷到这个程度。
还有就是大年除夕，因为他只有一年嘛，只有那么一年的大年的除夕晚上，这个福王朱由崧就闷闷不乐，旁边就有人问他，说陛下，这个除夕你闷闷不乐，是不是我们的故国还没有恢复，所以你很不高兴啊？福王说不是，不是，梨园殊少佳者。什么意思？就是我的戏班子里没有名角，看得不过瘾，你说戏瘾就这么大。
到了1645年的5月10号，那个时候扬州已经被打下来了，马上清兵就要过江了。那福王呢，其实他已经开始准备逃，刚开始他早就跟什么钱谦益、马士英这些人商量，能不能走啊？他们都不让他走。所以5月10号那一天，他已经打好主意，我已经要走了，估计行李已经收拾好了。但是那天中午仍然传戏要看，一直从中午看到了深夜，大概是凌晨的时候，带着几十个太监才开城门逃走。所以你看，他算是搞了最后一次汇报演出，戏迷瘾达到这个程度。
但是朱由崧在当时的社会舆论和野史记载当中，可不是这番形象，他给我们留下的背影主要是两条，第一是淫，第二是假，可以说是劣迹昭彰。那什么是淫呢？最主要的就是说他兴趣非常广泛啦，男女通吃啦，而且尤其偏好幼女，说那两个奸臣马士英、阮大铖整天什么都不干，就在秦淮河上给他搜集幼女。
说有一天晚上他喝醉了，一夜之间淫死两个幼女，而且抬出宫给埋了，说阮大铖、马士英就接着给他找，后来找到，后来都找不到勾栏当中的年轻女子了，后来弄死之后也就直接埋在宫中，也不抬出来了。
你一听这个记载就是假的，因为你想想看，他又是个戏迷，又爱喝酒，整天糊了八涂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在性事上有这么大兴趣呢？就算他有那么大兴趣，你就算是职业的日本的AV男优，可能一夜弄死俩人，这性能力也太可怕了吧？
而且这我也不是胡说，我看到很多中立派的官员在事后写的一些记载，尤其他们记载就是宫中后来放出来的那些宫女说，说这个福王对男女之事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很显然是当时社会舆论对他的一种诬枉，那背后黑手是不是东林党，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还有一条呢，说他假，就说他其实不是福王。那晚明我们刚才讲有三大案，就是梃击案、移宫案和红丸案，但是南明短短一年，也有三大案，大悲案、童妃案和假太子案，这三大案的过程我们是没有时间讲了，但是所有这三大案都指向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福王？没准儿是假的。
确实，这福王也没法自证，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第二代身份证什么的，对吧？也无非就是靠身边的一些太监来证明。可是身边有太监你就是真的了？至少当时的野史上有那么一个记载，说其实这人就是假的。
因为福王，小福王流落民间之后，就把自己的印，因为没钱嘛，就给抵押掉了，然后这颗印就流落到一个赌徒的手里。后来这个赌徒也赌输了，又拿这个印去抵押，去当铺去当钱，结果被马士英发现了。马士英说，你有小福王印，好吧，你就说你是小福王，然后就把他扶上了宝座。还有这么荒唐的记载，你想怎么可能？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握有舆论主导权的东林党人和复社的那些学生领袖们，确实打心底里不太承认这个福王的合法性，但是又不能公开说，所以只好私下泼这种脏水。
那现在时间过去了好几百年，我们怎么样客观、公正地来评价这个福王？至少我看到那么多资料之后，我对他留下了两点印象。第一点，就是如果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不是按什么圣明天子来要求他，他是一个心地还算不错的人，至少是心眼儿比较大的一个人。
比如说他对待史可法，史可法那可是白纸黑字诬蔑过他的，所谓七大罪嘛，贪、淫、酗酒、不孝、虐下、干预有司等等，史可法写在一封信里给了马士英，马士英给他看了的。但是他当了皇帝之后，没有把这事放在心里，至少给史可法该封什么官，还是封什么官。
当然后来史可法觉得南京的朝堂乌烟瘴气，不愿意在这儿混了，叫自请督师江北，我要到江北带军队去。福王让他去了，什么叫督师江北？这是掌握国家所有的军事力量，等于把刀把子交给你了，这是一个最大的信任，至少福王没有撒泼打滚地一定要迫害史可法吧？这是第一个证据。
还有一个证据，就是关于《三朝要典》。《三朝要典》是什么？是一本书，这书魏忠贤和他的阉党编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从万历皇帝一直到福王，包括到今天东林党人这帮人，我们关于几十年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写了这么一个《三朝要典》。你可想而知，阉党干的这个事，一定是替万历皇帝说话，替老福王说话，骂东林党人。
那后来崇祯皇帝上位之后，把魏忠贤这帮打为阉党，定为逆案，那当然《三朝要典》就是一棵大毒草了，反书了，马上就封禁了，全国搜集，然后就给销毁了。现在小福王当皇帝，那自然就有那爱拱火的说，《三朝要典》是本好书，可惜被封了，咱现在得翻案，得从民间把这个版本给找出来。
那你说小福王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看，他当时的几个表态，即使站在今天的这个水平来看，那个政治水平也还是听高的。他说首先这是关于我爹的事，你们东林党人当年诬陷我爹，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作为人家的儿子，我应该替这事翻案，以尽我的孝心，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我在民间把《三朝要典》搜集来之后，我也不干别的事，说这个事就是对的，逆案给它翻掉，不用。宣付史馆，什么意思？就是放到国家档案馆当中，以备后人去查证，我这一代不做什么结论了，但是至少我把这个书给找到，关于替我爹说的那些话，至少在历史上应该存留下来，这是第二个态度。
第三个态度呢，当年的东林党人和现在的东林党人根本不是一回事，那一拨人早就死了，所以关于现在甭管你是什么人，跟这件事，我现在就说，完全无关，绝对不做事后追究。你看这个态度水平很高啊，所以后来虽然像阮大铖这些人，反复地就挑拨这件事，因为阮大铖是阉党嘛，老想翻案，但是福王朱由崧从来没有同意过进行翻案。
所以当时有一个大臣后来也写书，叫李清，他讲了一句话，说“非上宽仁，大狱兴矣”，就是要不是福王性格当中是一个很宽厚的人，这场大狱，这场大风波就一定会兴起来。所以你看，历史对福王还有这样一番评价，这是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心地还算不错了，心眼儿很大。
那第二个印象呢，就是实在是一个太平庸的人，这个平庸跟他的能力可能都没什么关系，首先一条，他不大识字。当时历史记载，说他不识字到什么程度？说上读书少，章奏未能亲裁。什么意思？说咱们今天这位皇上没文化，大臣们给他打的报告他都看不懂，更别说做什么决策了。所以你看，是一个极其平庸的人，没文化到根本不足以有能力去作恶。
那有人会问，你不能作恶，为什么去信用奸臣呢？他没办法嘛，没文化嘛。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想，我们是福王，我们这一生将会过得极其的黯淡，因为朱家的子孙就是这样，生下来就注定是一头猪。
因为你是亲王，你生在王府之中，你肯定没见过世面，然后你也肯定不可能有文化，有文化像我们小时候读书，都想高考，将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你是王爷，王爷首先你不能当皇帝，这个人生目标你没有了吧？你不能经商吧，给皇家丢脸；你也不能科举去当官，所以人生毫无目标，生下来就为了享富贵，然后去等死，这样的人生有什么值得过呢？但是没办法，他生下来就是这个命。
然后突然国破家亡，流落民间，衣食无着，突然有一天马士英带着一帮军人一个头磕下来，说皇上，我们认你当皇上，你跟我到南京去当皇帝，他能不去吗？那至少去了，第二天的饭还有呢。一年之后，又突然国破家亡，只好逃走，然后又被一个判将，叫刘良佐给抓了，押送回南京，向清朝投降。
押回南京的时候是一乘小轿，青衣小帽，以油扇遮面，不好意思，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回到南京之后，嬉笑自若，当时就问一句话，说马士英呢？马士英呢？你看他到这步田地，也只能找马士英。因为以他的文化和行政能力，他不靠马士英，他靠谁呢？
现在生物学上有一个词，叫印随效应，说有的小鸭子生下来的时候，它第一眼看见什么，它就认谁当妈。如果它第一眼看见的不是一只母鸭子，是一只鹄子，它这一辈子都跟着那个鹄子走，甚至将来长大了要找母鸭子，它也跟那个鹄子谈恋爱。
第一眼看到什么，他就只能跟什么，是马士英把他带到这条路上，所以他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也只能嬉笑自若地问，马士英呢？马士英呢？所以他不信任马士英这个奸臣，他信任谁呢？
而他最终的下场也非常悲惨，被押到北京，后来被杀了。但是清朝对于福王居然吝啬到什么程度？把他杀了都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字的记载。现在我们看到《清实录》的记载是这样，说有一帮明朝的王爷，我们本来对他很好的，把他们养起来的，但是他们居然谋反，所以我们就杀了嘛。杀了多少人？十一个人，鲁王等十一人，这福王在那个等里面，居然都没有明正典刑。所以他这一生真的是平庸到如此地步，他没有能力作恶。
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南明福王政权，也许我们原来问的问题错了，原来我们是在问，福王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是明君还是昏君？到底谁对这事负责任？而今天我们这期节目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好端端的一个皇帝，怎么就对整个局势无能为力呢？他为什么平庸到想作恶都不行的程度呢？
关于南明的历史还有过这么一种假设，说如果1644年崇祯皇帝不是暴死在北京，而是及时南下到南京，或者你自己不来，派太子到南京来监国，这样合法性就不存疑，那没准儿在清军南下的时候，就可以组织起更为有效的抵抗，就会像东晋或者是南宋一样，再在江南延续一两百年的王朝寿命。
你看，现在的朱由崧就是因为他的合法性遭到质疑，所以内斗、党争，包括后来左良玉的叛乱，才导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所以没有战斗力，有过这样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史料确实很支持，但是如果站在更高的纬度上你再去推敲，你会发现这个结论其实也站不住脚，我们来看两个问题。
首先，北中国是谁丢的？不就是你崇祯皇帝丢的吗？理论上来讲，你当时的形势可是比朱由崧的朝廷形势要好，你合法性不存在问题吧？你可以更大规模地调动政治、军事和财政资源吧？那你为什么把国家丢了呢？你跑到南京，你有什么信心说，你能组织有效的反抗？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事实上在崇祯末年，我们发现什么？就是围绕崇祯那个体系，它的分崩离析的程度，是比朱由崧的朝廷更为严重的。你看，崇祯还活着的时候，那些大臣们就骗他，比如说他有一个首辅叫周延儒，我带兵出征，然后打败了，打败了回来讳败为胜，崇祯气得要死，把他给杀了。
我们以前节目还讲过，崇祯到最后实在没钱，说各位大臣行行好，掏点钱出来，国家马上就完了，对吧？覆巢之下没有完卵，你要钱何用？然后他的亲老丈人周奎居然都不掏钱，后来那个据说崇祯的太子都是被这个周奎给害死的。就说明你的合法性当然不存在问题，但是这个合法性不能转化为有效的凝聚力。
所以崇祯临死的时候讲过一句话，说天下的文臣全该杀，说明什么？他对这个系统已经彻底丧失了信心。所以你看，崇祯死了之后，在北京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什么？没有人为他尽忠，没有人什么阖门投火而死，投缳而死，这都是在南明我们经常能看到的现象，北京没有。
崇祯一朝十七年，用了五十多个大学士，这些大学士是排着队的去找李自成去报效，我要当官，没有多少人替崇祯去尽这个臣节。国家养士三百年，怎么最后人心分崩离析到这个程度？以前我们有一期节目专门讲这个。
相比起来朱由崧的朝廷，你看，清军南下的时候，在北中国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反而是在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南方遇到了极其激烈的抵抗。所以说朱由崧就算不是什么圣明天子，他没有把这个朝廷变得更好，他至少也没有把它变得更坏嘛。所以说传统对南明兴亡的解释的角度都是有问题的，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个全新的解释角度，那就是从中国古代政治系统的演化的角度。
中国古代的政治系统那是一项高科技成果，历代帝王对此均有贡献。所以在近代化的过程中，西方人一看中国的这套政治制度，觉得太神奇了，中国人的政治想象力太发达了，太早熟了，包括现在西方的很多文官制度，都是从中国借鉴过去的。你想，你一个人，叫皇权，控制亿万子民，控制好几百年不动荡，这是一个多高的政治技巧，而且当时的技术条件是如此落后，居然能做到。
你看，孙中山先生在搞他的革命理论的时候，他提出来五权宪法，西方人讲的是三权，孙中山说不对，还应该加上两权，监察院和考试院，这是我们中国古代搞出来的科技成果，应该保留下来，对吧？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特别发达。
那发达的政治体系，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皇权的逐渐扩张。你想，一人控制亿万人有多难？多少人在旁边觊觎这个最高权力？军阀、权臣、太监、外戚，对吧？所以把这些人搞定不容易。
那从皇权和相权的互动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得出来这个趋势，秦汉的时候还有宰相，但是到唐代的时候呢，宰相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而是一个班子，什么中书省、门下省的长官都叫宰相。那到宋代的时候，宰相跟皇帝对话已经没有座位了，你必须站着回话了；到了明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朱元璋干脆把宰相就撤销，变成内阁大学士制，所以皇权是一路加固。
但是请注意，历史永远不会这么单线条，皇权一路加固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系统变得越来越脆弱。你看，唐代之后，中原的汉人政权只要建立，都会毁于外族，一个宋朝，一个明朝。而宋朝面对的那个对手是蒙古人，那没办法，全世界都打不过他；可是明朝面对清朝这个对手，他非常弱，怎么也打不过呢？所以我们突然在历史的进程当中好像能够得出来一个定律，就是当一个系统的内部越加稳固的时候，它的对外的能力就越差。
我们还可以换一句话来表述这个定律，就是内部结构的稳固性和外部的安全性不可兼得。过去我们总是从道德这个角度来批判权力，什么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权力不尊重人、迫害人等等。那我们今天不谈这个角度，我们就站在权力自身的角度问它一个问题，你为了巩固权力自身的安全性，所采取的一系列手段，真的能够达到巩固安全性的目的吗？
通过我们刚才讲的南明这个例子，正好南辕北辙，你自己的皇权系统越稳固，你对外的适应性和战斗力其实是越差的。这是为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再来理解什么是权力。
过去我们都以为权力就是予取予求，就是生杀予夺，说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而实际上权力放在一个更大的系统内看，它也是人类的一种协作机制，你需要稳固，就必须跟更多人协作。所以很多人讲，集权和民主是两个系统，集权不太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想法，正好相反，集权是调动大多数人心底的恶来巩固自己的系统。
比如说希特勒就是这样，你不能说他无视德国人的想法，他恰恰是煽动德国底层当时那种恶的想法，才能巩固他的位置，所以他不是忽视大多数人。再比如说独裁者卡扎菲，他要想坐在那个独裁者的位置上，他必须把多内大多数的部族给搞定，他这个位置才安全，所以他也是一种协作。
但是集权的协作问题在哪儿呢？它是一种试图单向控制的系统，这就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集权的过程当中，必然伴有一种更恶的分权过程。这话怎么讲？我们还是拿明代来举例子。
朱元璋当时已经把皇权集权到一定程度，连宰相都废了嘛，但是又怎样？你皇帝能把自己累死吗？天下所有事都你管，对吧？大臣抱一个单子，说全国一千多个县，你来任命县官，你来任命啊，你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你怎么任命？你必须分权。
所以后来明代内阁的大学士，有的就变成了真宰相，比如说张居正，那比前代的那些权臣好像权力还要大一些。那你好，我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扼制大学士，扼制内阁，那你只能怎么办？接着分权嘛，搞太监。
所以朱元璋死了没有几代，那些皇帝们就开始违反他的祖训了，朱元璋说太监不许识字，他就是把太监弄权。但是后来的皇帝没有办法，为了制约内阁，必须在宫中办内学堂，教太监识字，然后搞出一个司礼监，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秉笔太监当中再产生那个掌印太监。
所以明代的皇权非常巩固，但是结果呢？权臣也很多，而且权阉也很多，就是他的集权之后必须带来极为恶劣的分权，比如说什么王震、刘瑾、魏忠贤，全部是这么出来的。这是集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你必须分权，而且是恶性的分权。
可是还有第二个结果，就是你越集权，就会越带来反制，这种反制力其实更大。比如说在古代的皇权社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下一个印象，就是什么是好皇帝？其实你看来看去，就是毫无主张，什么都不干的皇帝，就叫好皇帝。
你看诸葛亮写《出师表》里面有一句话，叫“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对吧？“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就这个话，就是你皇帝是干吗的？找到好大臣，你所有的活都干完了，你什么都不用干。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好皇帝其实有两套系统，第一套系统那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都是叫雄才大略之主。但是宋代皇权巩固之后，好皇帝的标准变了，好皇帝就是躲在宫中什么都不用干，你要是真干点什么，那你就干一件事，就是生孩子，不断找女人生孩子，延续皇家的血脉嘛，这是你的使命，其他外朝的事最好少管，找几个贤臣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宋仁宗是不是这样的皇帝？他什么都不用干，外面有什么欧阳修、包拯等等一代名臣。
那明代也是一样，你看仁宣之治，最后成就的名声是谁？是三杨，那些阁老们，宣宗躲在宫中玩蛐蛐儿就可以了嘛，蟋蟀天子指的就是他，但是他什么都不干，反而留下历史的美名。你看明代还有一个皇帝，我们前面讲的弘治皇帝明孝宗，还有隆庆皇帝名声也不错，都一个特征，靠外朝的阁老，自己很少干什么。
所以按照这个标准来讲，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朱由崧，如果他不生活在这个时代，没准儿是一个明君，只要为心还比较仁厚，然后躲在宫中搞点自己的小爱好，不干涉外面的事，能力比较差，没准儿恰恰成就一代盛世也未可知。
这是一种反制，但这是一种良性的反制。那恶性的是什么呢？恶性就是皇帝干脆罢工了，要我干什么呀？明代后期皇帝动不动几十年不上朝，最典型的就是万历皇帝，这叫断头政治。当然更恶性的反制演化，那叫起哄政治，明代的晚期就更是这样。
你看《红楼梦》里面，贾宝玉最烦的一句话是什么？叫你们那套好人的标准，叫什么文死谏，武死战，就是当一个文官你最高的道德标准，就是天天给皇帝进谏，而且以谏死为目标，就是最后把皇帝给惹急了，打我屁股，最好把我给宰了，才成就我千秋万世之名。
所以你看明代后期的政治恶性到什么程度？当然嘉靖皇帝的故事、万历皇帝的故事我们都讲过，正德皇帝的故事我们没讲过。正德天子明武宗，在历史上名声非常不好，可是你说他有什么恶？他没什么恶，他就是一个跟我们故事主人公朱由崧一样，没什么文化，但是有一生好奇心的这么一个小孩，不爱学习，他也没造什么恶，他就是想干一些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比如说到外面玩一下。
老头们都不干，天天在那儿文死谏。那你如果遇到正德这样的皇帝也就算了嘛，你无非就是搞出各种闹剧；你要是遇到嘉靖那样的皇帝呢？对不起，朝堂上就会掀出各种各样的风波。那所以整个文官系统它的目的，就是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制约住你这个集权的皇权。
所以很多人骂东林党，说东林党乌烟瘴气，南明就是他们搞坏的。东林党存在的意义就是这个嘛，就是天天制约皇帝，骂皇帝，你干的事我们都不同意，天天哭天抹泪地跟你闹。
那如果真的出现一个魏忠贤，你会发现东林党很有作用，全部是忠臣烈士；可是没有魏忠贤呢？没有魏忠贤，他就没有存在感。所以他们天天搞党争，他就是干这个的，职业干这个的，他们不是什么行政官僚。你看钱谦益这样的人，跟柳如是之间搞诗词唱和可以，搞东林党的党争可以，你让他去搞行政，他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你看，这个系统，当皇权强悍到一定程度，它激发起的其他因素的反制能力也会霸道和强悍到一定程度，它的存在就是为了对付你，而对付外面的任何系统性的外来危机，它是毫无力量。
那我今天讲这个案例到底是想说什么呢？其实还是回到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处境。
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最大的一个变局是啥？就是外部环境极其动荡，瞬息万变。所以在这个时代要想构建一个组织体的安全性，它无论是面对的问题，还是运用的手段，就全部都变了。
过去一个组织体系的安全性主要出现在内部，就跟中国古代的王朝是一样的，一个皇帝面对的太监、外戚、权臣、军阀，所以搞定他们是使命，那用的手法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管理了。你看，朱元璋就是一个管理高手嘛，来建立一个组织体内部的单向的控制系统。
我们假设组织体内部越听话，越有执行力，对外就越有战斗力。但这个时代变了，外部环境带来的安全性挑战，对组织体来讲更为致命，这就是明朝晚年遇到的情况，外部崛起的清朝对你来说安全性挑战更大，这个时候内部的加强管理适得其反。
像今天的很多创业者刚去融了一笔资，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小组织体，他往往第一个念头就是去学管理，在十几个人的小公司就搞了一大堆规章制度。
可是这样的创业者我想劝你一句，你去观察一下，现在的市场上有两种公司，一种就是管理得特别好，而且越是管理得好的公司，往往应对转型它的能力就越差。还有一种公司呢，是屁滚尿流，丢盔卸甲，内部极其混乱，但是一路奔向成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这样的现象，那为什么呢？难道是管理越坏，这公司就越好吗？错了，你把因果关系倒置了。
我听过一个很牛的话，说“好管理是一家坏公司的结果”。听这话有点烧脑，过去我们都以为好管理是好公司的原因，对吧？你看，它这句话叫好管理是坏公司的结果。为什么需要好管理呢？因为基于对人的不信任，你把员工，把所有的创业伙伴都当做诱饵来进行管理，所以你需要规章制度。所以管理的越精巧、越完善，就意味着你的公司内部的信任结构越糟糕，所以你就是一家坏公司嘛，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今天讲的南明的故事是不是也是这样一家坏公司？因为缺乏互相之间的信任，所以皇权变得极其的强大。而信任基础在这么强大的权力面前进一步甭坏，到了南明的时候，大家已经可以公开地质疑皇帝本身的合法性了。
那反过来讲，为什么好公司它就一定没有一个好管理？这句话倒过来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不需要嘛，互相之间信任嘛，所以我听过一句话，说好公司就是成人之间的公司。什么意思？你比如说我们公司就追求这个境界，我们公司就没有什么管理，也不打卡上班，也没有什么KPI，为啥呢？因为有信任嘛。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很多管理的非常严格的公司，各个部门都是有预算的，什么级别的干部一定请客吃饭有什么额度。我们公司就没有这些，任何员工如果跟外部的协作关系需要请人吃饭，只要为了公司的事，这餐票你就报。我们公司CEO脱不花几乎也就不问，你拿来我就给你签，对吧？说晚上九点之后，你如果下班，你就应该打车。那是不是晚上九点之后也不管，拿来就钱。
但是因为互相之间是一个基于成人式的、信任的公司，所以就不需要这些管理，反而我们的成本是最低最低的。那些有严格的预算控制管理的公司，你想想看，到年底什么结果？一定是突击花钱，因为我们俩的信任是维持在规章制度这个界面上，那我当然要把自己的权力全部用足。
所以应对内部危机需要的管理方式，是基于不信任的控制。那如果像今天这个社会，像今天的企业组织一样，我们主要去应对外部的危机，需要这个组织有战斗力的话，那可能就需要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反过来，我们要基于信任，去构建一个协作系统。
这是我们从南明这一段历史当中得出来的一个启发。当然这个问题特别深，牵扯到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和思想的一系列的演变。所以今天只算是立了一个总纲，后面我们还会用两期节目继续往下延伸。
那节目的最后我做一个广告，罗辑思维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小的APP，就是为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知识服务。那今天我讲的关于南明的相关的史实的材料，其实来自于两本书，都是我的老乡李洁非先生写的，一本是我带来了，叫《黑洞》，还有一本叫《野哭》。
但这两本书我们没有拿到纸质书的版权，但是很有幸，我们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支持，我们拿到了电子书的版权，那就放在我们生产的那个APP里。那个APP叫“得到”，就是得到一个好东西的那个“得到”，大家到各个应用商店都可以找得到，那里面就有这两本电子书。
那如果对我们今天讲的南明这个话题感兴趣，我向你保证，那是我见过的关于南明写得最好的两本书，非常精彩。感谢大家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