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于2016年5月26日
李子旸
《汪精卫付逆研究》张殿兴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
我们今天跟大家谈一个非常难谈的人物，就是汪精卫。1949年之后，海峡两岸对很多历史问题观点都不一致，但唯独对于汪精卫这个人的历史定位，大家是有共识的，你就是一个大汉奸。你看，1945年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到南京，几乎是第一件事就是把汪精卫的墓给刨开，把他焚尸灭迹。
在这儿我们插一句话，很多人说中国有一个文化传统，叫死者为大。错了，中国哪有这个传统？从伍子胥当年对楚王进行鞭尸开始，中国文化一直认为，人死了之后，你的那个尸体也要承担生前的很多责任。所以仇家之间什么互刨祖坟，罪犯最后还要挫骨扬灰，这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如果说死者为大，那你到日本传统当中反而能够找到。这是一个题外话了，总而言之，汪精卫就是这样一个下场，最后被焚尸灭迹。
但直到前些年，我才在网上看到一些散碎的文章，包括一些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旅日华人林思云写的，叫《真实的汪精卫》，这批材料才开始对汪精卫进行翻案。当然了，肯定不能正式出版了。
那看了这些文章之后，确实了解了历史的另外一个面向，但是想想其实也不稀奇，我曾经在逛旧书摊的时候，买到过上下两本一套书，但是因为最近我家里太乱，所以没有把它给弄来。就是汪伪的那些汉奸在抗战之后接受政府当时的法院审判的时候，很多庭审的笔录，那里面其实对汉奸翻案，包括对汪精卫的汪伪政府进行辩护，那里面的材料其实已经很多了。包括汪精卫的老婆叫陈璧君，几乎从1945年，从在法庭上一直到监狱里，她五几年才死，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狱里面，她一直在翻案，所以这种论调其实并不新鲜。
那这些翻案的论调大概总结起来就是这么几点，第一，汪先生有什么国可卖？当时的国土都是蒋先生丢的，汪先生卖什么国？当时日统区没有一寸土地真的由他的手里出卖的，这是第一。
第二，汪先生在国民政府，在国民党当中有那么高的威望，他有没有组织伪军向国民政府的军队开过一枪一炮，伪军主要是主持各地方上的治安。汪先生那么崇高的威望，也没有写信给他的一些旧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去劝降，这些事没干过，就是他不是日本侵华的帮凶。
那第三点呢，就是他毕竟在日统区还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向日本鬼子争取了一些日本的权益，维护了地方治安等等，这应该都是功劳。
那林思云这本书除了讲这些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个很独特的视角，他说汪精卫这个人一生没有权力欲望，他之所以要这么干，主动去当汉奸，其实是出于一种烈士的精神，说这事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干，都不愿意毁掉自己的名誉，那我干，我来保护中国老百姓，他是这么结实的。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了，那汪精卫是不是一个从来没有权力欲望的人，而是有烈士情结的人呢？
林思云在那本书里面给了一些论据，说你看，在历史上，汪先生一旦遇到权力斗争，尤其遇到像蒋介石这种大流氓，他总是退让，动不动就通电下野、出国留洋，所以这个人看来对权力确实没有什么欲望。这我就要不同意了，从这儿开始，我们今天展开对汪精卫这个人的论述。
其实我们在汪精卫的身上能够观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性格缺陷，就是他平时抱有一个宏大的，但是请注意，是情绪性的理想，他往往又没有能力实现这个理想。这个理想一旦不能实现，立即产生一种叫幻灭感的东西，这玩意儿很可怕，要么你就孤身犯险、孤注一掷，要么就撂挑子一走了之，归隐山林。
所以很多人说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有所谓的儒释道三教，但是其实用宗教的模型是没法理解这个事的，因为宗教嘛，我要么是基督徒，要么是穆斯林，对吧？他不可能说我都是。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他真的都是，儒释道这三个东西在他心目中都有，我先用儒家的理想去实现很多政治抱负，这是一种积极上进的、入世的行为方式，一旦受挫，那马上就退回到道家和佛家的怀抱，一切看空，什么都是假的，这就是幻灭感。
那这种幻灭感在汪精卫一生的政治实践当中都非常典型，你看，他前半生号称叫道德完人，因为是革命志士，而且是革命烈士，他最著名的事件就是代表同盟会去刺杀清廷的那个摄政王载沣。当然没干成，但是在监狱里面留下两句诗，叫“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轰传南北，马上就出了名。
这件事当然很好了，但是你追源论始，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其实想想也是挺可笑的。是因为同盟会当年总部在日本，老是搞革命，老是搞不成，于是就有人嘲笑他们，说你们这帮人老要革命、排满，你怎么老找别人要钱？老是撺掇别人的孩子上去送死，你们自己咋不去啊？一听受不了了，玻璃心碎一地，说那我就自己去，于是就跑到北京去刺杀摄政王。
当然了，这很可敬，可是你想想看，哪有一个成熟的革命家是这么干的？你死了，那这一套理想和置业谁去完成呢？当然这是一个道德难题了，但是可以说所有干成革命的革命家从来不会这么干，但汪精卫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这种性格可以成就一个烈士，但是决计成就不了一个政治家。你看，汪精卫自己有一个小弟，叫周佛海，汪伪政权的三号人物，他私下评价他，说汪先生这个人一生无一定之主张，善变，且做事不果断，非常容易情绪化。这是他小弟自己说的。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反共，这事在国民政府的那些高官里面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立场。你看蒋介石这个人，他要反共的时候，他反得比谁都激烈；他要联合共产党的时候，你看西安事变之后，他也会坚决地转弯。以蒋介石为对照，汪精卫在这个事情上跟蒋介石完全相反，他是一种情绪化的决定。
你比如说1927年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那这个时候蒋介石在南京的那叫国民政府，这其实是宁汉分流的产物，那汪精卫在武汉也有一个国民政府，这个时候他们是分裂的。汪精卫就觉得，我是孙中山的嫡传弟子，孙总理临死的时候留下来的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我不能反共，谁反共谁就是反革命，这是他跟蒋介石当时说的话。
可是你要知道，后来汪精卫在国民政府里面反共比蒋介石要激烈，甚至到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已经决定和共产党携手，停下内战，共同抗日了。汪精卫反对，他说凭啥？这是国家的既定国策，甚至是国际上我看到很多国家的潮流，我坚决反对，我非常痛心。
但他为啥呢？玻璃心嘛，其实是因为一件小事，说白了是因为一张纸，这张纸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文件，叫五月紧急指示。怎么回事呢？1927年的时候，当时国民党很多地方上的反对军官就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最著名的就是长沙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一个代表叫罗毅，他不是我们老罗家人，他也不是苏联人，也不是中国人，是印度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就把这事报告给斯大林。
斯大林你想那么远的地方，他哪知道中国怎么回事？就下了一个命令，叫五月紧急指示，说这应该没收地主土地，组织农民军队，要搞八到十个师，然后就地成立革命法庭，去审判那些反动军官。斯大林说这种话远在万里之外，他又不负责任。
当时共产党的总书记是陈独秀，陈独秀知道这肯定不能执行，就不理他，但是罗毅他外国人傻嘛，就拿着这纸指令跑去找汪精卫，说你看看这事行不行？汪精卫说什么？我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对吧？我现在要联俄联共，也最多就是容得下你们而已，你居然要成立军队要审判我的军官，你不是要造反吗？于是痛下决心跟共产党翻脸，马上开所谓的分共会议。此后，汪精卫杀起共产党人比蒋介石还要狠。
当然有一句话现在是不是他说的不知道了，历史上有这么一种说法，说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枉纵一个，据说是汪精卫说的。这不去说它了，其实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我们不说反共这事是对是错，我们就说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就是你的很多判断和行为要基于当下的立场，你不能说昨天说这么一句话，第二天因为一个事件，马上就跟蹿天猴似的立即就炸了，走到自己的反面。
事实上汪精卫反共，他自己有一分好处吗？没有，因为证明蒋介石是对的，在国民党内部，于是将来国民政府的主导权就归了人家蒋介石，那汪精卫只好自己又下野了，这就是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很不成熟的地方。他不成熟到什么地步？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种幻灭感，辛亥革命之后，你说这国家就会马上好了？马上就进入一个红彤彤的自由世界？不可能嘛。
你看，话剧《茶馆》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松二爷，就讲了一句话，说这大清国不见得好，可是现在民国了，我挨了饿。这就是当时的现实，理想这个东西是要一步一步地去实现的，我插一句题外话，我其实特别佩服像曾国藩、李鸿章，包括前半段的袁世凯，这些人他们都是对整个现实情况有明确地了解，然后愿意委曲求全，去想办法解决一个一个具体的困难，他们的一生就能够串起一个非常大的功业。
可是像汪精卫这种人他不管，我这个理想一幻灭，一看民国了这也不见得好，就跑了。他从1912年到1917年，自己就在法国待着，而他一生一旦遇到什么事，马上情绪冲动，老子不干了，马上就撂挑子。比如说中山舰事件，这是1925年的事情了，发生之后，蒋介石不尊重我，我还有什么可干的，“啪”一撂挑子，走了。
后来当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院长，就相当于国家总理，因为跟张学良闹矛盾，说你把兵撤到关内，我指挥你打仗，你也不听我的，还找中央要什么粮饷，不听我的，然后蒋介石也不给他撤职，撂挑子，不干了。他从1912年一直到1937年，就这么着，把平时生病、去香港都不算，光去法国就去了六趟，动不动就不干了。
其实汪精卫在整个国民党当中是有非常高的威望，你看，他跟蒋介石闹矛盾的时候，国民党内部还有一个派，叫改组派，就是帮着他跟蒋介石斗。你是你作为老大，你总得有点谱吧？你动不动就不干了，老子去法国，底下跟着你的小弟怎么跟呢？这就是我说的，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原因。
所以你看，孙中山刚死的时候，汪精卫是谁？是国民政府的主席，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当之无愧的一把手。那个时候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照汪精卫差老远了，仅仅是一个黄埔军校的校长，加上军委的委员之一，仅仅是一个军人，他不是一个政府的头面人物。可是十几年之后，人家蒋介石，仅仅十几年之后，抗战开始的时候，蒋介石是一把手，而你汪精卫呢？屈居人下，只能当一个副职。
这十几年间的故事很有意思，我们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蒋介石是怎么崛起的。但是站在汪精卫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他当一个副职都已经很勉强。你看，1938年的时候，当时国家已经进入抗战，转入战时体制，整个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采取叫总裁制，就是领袖握有一切全权。这战时嘛，可以理解。
当时总裁当然是蒋介石，那汪精卫咋办呢？只好安排一个副总裁的位置。但即使是这个副职，国民党内的很多大佬，什么戴季陶、吴稚晖这些人都反对，他没有这份德行。后来还是蒋介石玩了一点花招，说这样吧，选举就不搞选票了，总裁、副总裁联合提名，要我就得要他，然后不搞选票，直接起立，鼓掌通过就算了，他才当上了这么个副总裁。所以汪精卫不是后来说投敌当汉奸才身败名裂的，他其实这十几年一直是一个下滑的通道，真是自己已经快作死了。
那在这儿我得插一嘴，前面林思云先生写那本书叫《真实的汪精卫》，说汪先生没有什么政治欲望，你看他动不动就下野，动不动就出国留洋，他不跟蒋介石斗。这叫没有政治欲望？这叫有政治欲望，但是没有政治才能。我现在看到一则材料，当时人对他的一个评价，说汪先生这个人，给他官做，他就什么都做不成，然后人望下跌，大势解体；但是你要是不给他官做呢？他这一辈子就要骂死你。所以你能说这样的人是高风亮节的，是一个没有政治欲望的人？鬼扯。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聊聊，日本人是怎么样把汪精卫骗上船的。好，我们得回到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知道，1937年7月7号的七七事变，我们都觉得是抗战开始的一个信号，但其实当时人是不知道的。中日之间的那种冲突，他们欺负我们，然后外交谈判，签订一个非常屈辱的条约，然后把局面安定下来，这几十年一直是这样。
这七七事变大家闹起来了，日本人占领了平津，就是北平和天津，会不会将来通过谈判，又搞一个什么协定，比如说另外搞一个塘沽协定，就这样过去了呢？当时人并不知道。这个时候，其实中日双方都有两派，那日本叫扩大派和不扩大派，扩大派就是接着弄中国，弄死它，攫取更多的利益，这是陆军部的那些人。
但是其实还有一帮人，在日本内部，就是当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的那帮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石原莞尔。石原莞尔这帮人其实是务实派，为什么？他在中国待着，他观察中国的实际民情，他有一些判断，他知道1931年的时候发动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中国了。
1931年的时候，当时反日是一些什么人？上层，知识阶层。可是1937年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中国底层的那个力量已经被动员起来了，而且说实话，通过30年代的建设，中国的经济、军事各种各样的实力确实也不一样。所以石原莞尔这些人叫不扩大派，他们知道，这个时候已经吃不下中国了，这日本的两派。
中国也分两派，虽然大家都觉得抗日，我们得在这儿声明一下，这个时候我们讲的两派没有谁是投降派，他只是对于当时的国策判断不一样。比如说蒋介石都觉得，虽然我也抗日，原来我也承认，可以边抵抗然后边谈判；但是七七事变实在是触及了蒋介石的底线，所以他发表了庐山谈话，决定坚决抗日。你日本人要跟我谈可以，先退回到七七事变之前，然后我们谈，所以蒋介石这个时候是抵抗派。
可是当时民国有一帮人是反对蒋介石的，觉得蒋介石是在唱高调，这帮人就组织了一个小俱乐部，叫低调俱乐部，这里面可是好多名人，比如说军官有顾祝同，当然也有后来的汉奸梅思平。可是也有大知识分子，像胡适、张君劢、陈布雷、陈立夫这些人，他们都觉得唱什么高调？中国能打吗？一打肯定死得很惨，所以一定要理性地建国，理性地面对日本的威胁，这叫低调派。
当然了，这个两派之间没有谁是卖国，只是策略不同，我们再一次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要跟你交代两国各有两派，实际上是想说明，真实的政治博弈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今天经常简化地说美国人怎么想，日本人怎么想，但是请问，谁代表美国，谁代表日本呢？难道是总统和首相说的就是国家意志吗？不会的。
任何一个人和派别，他在国内的政治共同体当中都有反对派，你要想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然后变成国家行动，然后和对方博弈出一个结果，那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所以你不要抓住任何人的片言只字，就觉得这已经是对方的想法了，不是，比这个要复杂得多。所以什么是大政治家？他就是能够超越一些表象，回到一些大势的判断上，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
不得不说，抗战刚开始的时候，蒋介石就是这样的大政治家，他这个形势的判断是非常准的。首先他判断，中国这个时候已经不会容忍一个不抵抗的政府了，和几十年前不是一回事，这个时候民心、士气都已经调动出来，中国普通民众对于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已经形成了，这个时候的中国不是几年前的中国了。这一点，我们以前节目交代过。
那第二点蒋介石的判断呢？因为他原来在日本留学过，对日本很了解，到1937年的时候，日本其实是已经失控的国家，没有任何人再能代表日本的意志了，首相不行，天皇也不行。以前节目我们讲过，日本这个时候那个邪教的毒素已经发作了，形成了一种叫下克上的现象，任何政治家不管你表面上的位置有多高，如果你不能符合底层军官的那些想法，你什么想法都完蛋，所以日本已经变成一个谁都勒不住的怪兽。
蒋介石说，我跟你谈判？我跟你和谈？你最后想法一天三变，我才不上你那个当呢。这不是瞎说，当时真就有一次和谈，叫陶德曼调停，陶德曼是谁呢？是当时德国驻中国的一个大使，日本人是从1937年的7月7号开始打七七事变，当时军部吹牛，三个月拿下中国，必须把它打趴下叫爹爹。结果三个月之后没拿下，淞沪抗战打的正热闹。
当时天皇就问军部那些人，你们不是说三个月吗？现在怎么样？所以很下不来台。所以日本政府当中那些不扩大派就开始发动对中国的和谈，委托德国大使向中国提条件。那个条件提得很宽容的，连承认伪满洲国这样的条件都没有提出来，确实按照那个条件来说，不打就不打了，签个和平协议，继续回到七七事变之前就可以。蒋介石说你听他说，我根本就不跟他谈，先撤兵，先回到七七事变之前，然后咱们再谈。
果然蒋介石的判断是对的，因为日本人打下上海之后，然后迅速拿下了南京，到1937年年底的时候，日本军部人说，那此前都不算了，我再提一份，又交给陶德曼。陶德曼一看，我的个老天，这哪是什么和平协议？这比一战之后的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还要苛刻，这简直就是让中国亡国。陶德曼就对日本人抱怨，说你让我怎么下得来台？当年也是你们求我去跟中国人说，日本人不管。你看，它已经失控了，所以你看，蒋介石这个时候的判断就是对的。
当然了，在日本人看来蒋介石玩了他们，你骗我和谈，然后把我这一条一条地还让我做说明，现在你又公布到国际舆论上。对，当时国际舆论正是因为披露了这些条件，所以大大地开始同情中国。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时代周刊》的创办人叫卢斯，亨利·卢斯，这个人的故事我今后会专门跟大家讲，就开始在美国发动很多资源来帮中国，中国的那个国际舆论环境一下子就好起来了。所以日本人觉得上当了，恼羞成怒，在1937年底，1938年初，就发表了近卫第一次声明，声明绝对不再和国民政府，蒋介石政府谈判，你耍我。当时就搞成了这样一个局面。
蒋介石这个时候在私下的日记里还写，说对，你现在给我提一个苛刻的条件挺好，这样我们这一方面就死了心了，一门心思地跟你日本人死磕。当然了，到1938年初的时候，双方已经僵化到这个程度，但是私下的和平行动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有一个人很重要，叫高宗武，你别觉得他是什么卖国贼，他只是一个深通日本国情的中国人，而且从后面的行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爱国者。
高宗武的日语说得比普通日本人还好，而且说得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的那种日语的口气，据说很多日本人一听他张嘴说话，立即肃然起敬。当时，他穿梭在上海租界，包括东京之间进行了摸底，其实谈出了一个新的协定，这个协定叫重光堂协定。
重光堂协定虽然不是政府的正式协定，但是它作为一个中层人员的谈判结果，其实很有意思。大概的内容是这样的，就是首先中国要承认伪满洲国，然后政府改组，日本将于两年后撤军。如果这个要谈成，其实在当时人看来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因为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人占领伪满洲国恨不得已经快十年了，只不过是追认十年间的一个事实而已，基本上除了这一点，就是回到七七事变之前。那现在国家又输得这么惨，为啥不能接受呢？所以这似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协定。
当然，重光堂协定对于汪精卫来讲，最大的诱惑是什么？这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因为前提是改组国民政府。蒋介石让日本人觉得够够的，再也不愿意跟他打交道，看中你汪先生，你要是能出面，建立一个国民政府，这个条件就给你，让你在中国人民中大受好评。
我们可以构想一个政治路线图，假设汪精卫另组了一个国民政府，然后日本人宣布重光堂协定正式发布，然后汪精卫说这是我谈判的结果，然后国家就获得了和平。因为虽然国家有损失，但是损失毕竟不大，很多跟蒋介石离心离德的一些地方势力，包括汪精卫自己的那些班底就会拥护汪精卫。这个时候，汪精卫如果能够把日本兵赶走，跟日本稍微配合一下，你那边撤，我这边就进，大部分的国土就会进入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的统治下。
那这个时候，重庆的蒋介石他不就沦为一个地方政府呢？如果再敢叫板的话，跟日本人一合作，灭掉你分分钟的事情。这个时候汪先生可就是又当了一把手了，而且是拯救中国的，是靠自己的政治魅力，靠在谈判桌上，用自己的主张获得了最终的和平。
这个政治路线图能不能实现我不知道，但是汪精卫觉得这是可行的，现在至少我们在理论上也觉得它是可行的。所以高宗武这帮人带着这个协定跑回重庆，跟汪精卫私下一沟通，好有魅力啊，然后就决定他要出走，因为在重庆干这事是干不成的。
跟日本人已经勾兑好了，1938年的12月8号汪精卫出走，到哪儿呢？到昆明，因为昆明当时的军阀叫龙云，龙云跟蒋介石也是不对付，后来抗战胜利之后，龙云还是被蒋介石枪毙的。作为一个地方军阀，所以汪精卫到昆明去，然后在昆明跟日本人唱这出双簧，我宣布要和平，你那边公布好条件，算我谈判成功，然后后面就一路往下走。
可是这件事情就跟鬼打墙一样，汪精卫做的是极其不顺利。不是双方约好了12月8号他要出走吗？结果蒋介石那个时候在外考察，突然12月7号回到重庆。对汪精卫来说，是不是你们的军统特务已经探知了我跟日本人这通勾当？所以马上就不敢走了，又拖了一段时间。这拖可就拖坏了事，一直拖到12月17号，他才坐飞机从重庆飞到昆明。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飞机上突然发现还有一个乘客，谁啊？当时国民党的空军司令周至柔，周至柔自己也是飞行员出身，上了飞机之后，副总裁也在，汪先生也在，这样，驾驶员闪开，我也是飞行员，我给你表演一下飞行，周至柔去开飞机。汪精卫也不好反对，可是周至柔开完飞机之后，发现这个飞机怎么往重庆往回飞？说坏菜了，会不会这周至柔就是把我押还回重庆的？当然了，没有，他只是表演一下飞行，这是一个插曲。
那接下来的事情又出乎他的意料，17号到了昆明之后，原来跟龙云说好的，说你一个人偷偷见我就好了，我跟你说一些私下的话。结果龙云没有Get到这层意思，居然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汪副总裁，汪主席来到昆明，云南人民夹道欢迎，新闻全部给报了。他本来秘密出行，所以一下很尴尬，然后他就称病，别人都不见，跟龙云见了一下面，就把这个想法说了，我们组织一个西南地方政府，然后我们跟日本人唱这么一个双簧，我们就搞和平，好不好？
结果龙云不表态，不表态就有风险，没准儿龙云就向蒋介石报告，再把我扣这儿怎么说啊？所以赶紧起飞。19号就降落到法属殖民地，当时的越南河内。到了河内之后，汪精卫面对的局面其实已经变得复杂，原来跟日本人约好，是在昆明等日本人发声明，然后你再做响应。即使没搞成，没关系，我作为国家的副元首，我到地方上视察一下怎么了？顶多是没跟你蒋介石打招呼，你咬我吗？顶多是灰溜溜回到重庆，这事在历史上就跟没发生过一样。
可是你现在出国了，到了河内，你作为国家的副元首出一趟国，如果没有明面上的使命，请问你怎么交代？所以19号到了河内之后，汪精卫如坐针毡，就等着日本人发这个声明。果然，12月23号日本人发表了一个声明，通过广播电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近卫第三次声明，提出了所谓的近卫三原则，就是共同防共、互临友好、经济提携，这都是一些屁话，这个声明就是发给汪精卫听的。可是汪精卫在河内通过收音机听到之后，那才叫五雷轰顶。
因为近卫三原则表面上那些虚话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日本人是不是像重光堂协定说好的，两年后撤军？这才是汪先生所谓和平行动的终极意义所在。你只字未提撤兵，我怎么响应？你不是把我搁这儿了吗？当然，搁这儿也就搁这儿了，如果这个时候汪精卫想明白了，算了，不是事儿，日本人反悔了，好，我回重庆，虽然需要做一些交代，但是并无大碍。或者你就说我对抗日已经失去信心了，我仍然去法国，那也行，但是汪精卫为什么没有回头呢？
刚才我们说到，汪精卫在河内等日本人发声明，可是最后等来的是啥呢？是近卫第三次声明，完全不提撤军的事，而且背后隐藏的那个意思条件更加苛刻。如果这个时候跟日本人谈判，搞什么和平，那中国就会变成第二个朝鲜，那跟殖民地也没什么区别了，所以汪精卫知道日本人反悔了，五雷轰顶。
对他个人当前的处境来说，也是进退失据，哪儿也去不成了，好为难。当然也有一个具体的原因，不是五雷轰顶吗？神志不清，在屋里走路的时候把腿给摔折了，所以进一步行动不便，所以他在河内就算是坐困愁城。
那我们得解释一下，日本人为什么反悔呢？这就是日本这个政体的本性，它一定会导致这个结果。当然你要说具体原因，是因为汪精卫不是说好的12月8号飞昆明吗？你怎么没飞呢？日本人这个时候跟汪精卫交通也不是那么方便，说清楚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前面讲蒋介石12月7号突然赶回重庆，汪精卫推迟了飞昆明的日期。
但是日本人就害怕了，这个时候双方其实处于战略猜疑期，叫麻秆打狼两头都怕，日本人怕什么呢？你玩我，派个汪精卫跟我谈，把我的重光堂协定这么优惠的条件给骗出来了，然后你又不跟我谈，弄我一大红脸，我可不上这个当，所以日本人也开始胆小。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日本内阁就要倒台，具体的经办人除了自杀还有第二条路吗？这是具体原因。
但是话说回来，即使没有12月7号蒋介石这个偶然的返回重庆事件，其实也不会发布，为什么？因为日本人下克上的那个传统，我们前面讲，任何政治家其实都已经不能承担最后的责任，这样的一个理性的条件，日本人其实已经无人能够主持。确实，近卫第三次声明发表之后，近卫自己都下台了，那后来政府会搞什么，谁能控制得了？正如我们前面讲的，日本这个国家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失控的怪兽，你跟它谈判已经没有谈判对象了。所以汪精卫是傻老婆等汉子，最后就等来这么一个结果。
好，话分两头，我们再来看蒋介石。蒋介石等他到了河内之后，大量的情报就涌到他桌上了，他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蒋介石这个时候的处置应该来说还是非常理性的，一方面打电报给龙云，说你千万不能泄露汪先生跟你说了什么，这要当国家机密保持；然后接见媒体的时候就说，这汪先生嘛，到河内治病去了，这不代表政府，这是纯粹的个人事件，什么事都没有，我跟汪先生这么多年，没有什么话不能摊到桌面上讲的，肯定没有事，你放心。然后私底下跟媒体打招呼，严厉地告诫，说你们不能骂汪精卫，一定要给他回来留足充足的回旋余地。
另外一方面，蒋介石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给汪精卫带信，大概是讲了这么几层意思。第一，勿公开主和；你别主张什么和谈，跟中央唱反调。第二，勿与中央失去联系；就是你只要不跟我唱对台戏，你这个副总裁我还是认的，至少认你一个革命同志，革命元勋的地位。第三，勿赴港；你不要去香港，香港马上就会被日本人控制。第四，可以赴欧；哪怕你去欧洲呢，这个同志情谊我们还保留，面子不撕。这是蒋介石仁至义尽的地方。
但是汪精卫这个时候觉得不能这么回头，然后他抖了一个机灵，说既然日本人发这个声明，这不是我预料中的，我不能回应日本人，但是我可以回应蒋介石，对吧？我把我和平主义者的姿态给表现出来，然后再看看各方面的反应是怎么样。因为主战还是主和，这是我们国民党内部的事情，我仍然可以扮演一个反对派，然后看日本人怎么反应。你看，这不就是屎糊了心吗？这就发出了1939年12月30号那个著名的叫艳电，艳就是鲜艳的装。
那为什么叫艳电呢？普及一个知识，那个时候打电报为了节省字数，就不说12月30号，就给每一个日子下了一个代码，那一天的代码就叫艳，所以叫艳电。艳电的意思，你现在把原文找出来看，他没有说自己要通敌卖国，他只是说近卫三原则现在这个声明挺好，我们应该以此为基础跟日本人谈判，同样是建国嘛。总而言之，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话。
但是这番话说出来之后，国内舆论不干了，我们打得好苦啊，到了1938年的时候，武汉都丢掉了，中国半壁江山都不在了，你这时候突然搞这个，全国都反对汪精卫。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三次事情，全国上下的舆论是高度一致，第一次是袁世凯复辟，要当皇帝，全国都反对他；第二次是西安事变，张学良把蒋介石抓起来，大家骂张学良；那第三次就是汪精卫发表艳电。
当时反对到什么程度？连汪精卫自己的嫡系人马，就是张发奎，这就是广东老乡，是汪精卫在军队当中的铁班底都反对他，而且话说得非常之绝。当时国民党的元老已经到什么程度，你想他是1939年的12月30号发的，元旦那一天开紧急会议，中常委开会，决定全体一致同意，永久开除汪精卫的党籍。
虽然在历史上，什么开除你党籍这种事都是作为政治斗争工具，都用过好多回，但是这一次可真不一样，是国民党上上下下是齐心都觉得，你这个人要永远驱逐出我的队伍。可以说汪精卫前半生为国民党做的所有贡献，所有的同志交情一笔勾销，就在这一天。
这是1939年1月1号的事情，汪精卫被骂蒙了，舆论对他这种反扑，他一辈子也没遇到过。我不是革命元老吗？我不是不负少年头吗？怎么今天这么翻脸不认人呢？连那个华侨领袖陈嘉庚也给国民政府上书，说什么开除党籍，就应该直接通缉他，把他当一个罪犯，汪精卫有点蒙。
但是他总觉得，我总该搞清楚日本人为啥把我扔半道了吧？于是他派了高宗武又去了一趟日本，说我在河内等你，你把日本的情况摸给我，看看我们这个和平行动还有没有可能呢？临走的时候也给高宗武讲了一堆条件，我方的一些底线，总想争取一点政治资本嘛。
高宗武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很明白了，汪精卫给他的条件，一张纸揣兜里，在日本都没拿出来过。到了东京，摸了一圈底，见了一堆大人物之后，知道日本已经完了，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够主持这样的大局，跟他谈出什么结果都是白谈。所以高宗武就回了香港，到香港也不巧，就病了，如果他不这样一病，跑到河内直接劝汪精卫，可能效果又不一样。
但是高宗武还是很负责任，给汪精卫写了一封长信，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条路您可不能再往下走了，赶紧去欧洲，后半生还能得个平安。那接到信的汪精卫一看，大势已去，听人劝吃饱饭，好，我答应你，我去欧洲。这是1939年二三月份的事情，但是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如果没有这件事，可能汪精卫的后半辈子也就在欧洲了此残生。
什么事呢？3月20号，现在看应该是蒋介石派的，当然也有其他的争议了，就是军统的特务在越南的河内对汪精卫执行了一次暗杀行动。但是这次行动非常戏剧化，因为没有把汪精卫本人给杀了，而是杀了睡在他原来该睡的那张床上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曾仲鸣。如果杀的不是曾仲鸣，可能后来的事又得改写。
曾仲鸣是谁呢？是汪精卫的好友加秘书，两个人的关系非常近。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第一，汪精卫那个情绪冲动那个劲又上来了，因为好友嘛，就躺在自己面前，血泊之中，那个情绪的激动你可以体察。另外，曾仲鸣这个人就是给他安排比如去法国那边怎么联系，包括船票怎么买，所有跟法国的线就断了，他想去法国，这个时候因为他个人的行动能力比较差，可能也很难成行了。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就促使汪精卫一方面情绪激动，一方面那条路也走不成，所以就干脆下决心，要走上日本人的贼船。
但是我们这儿得说一句，汪精卫是一开始就想当汉奸吗？他不是，他一开始也是为国为民，只不过我跟蒋介石走的路线不一样，政治主张不一样而已，那说出来的话都好听得很。话说到这儿，我们可就得点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谈汪精卫这个话题了。
过去我们总以为政治家就是两极分化，一种是好的，为国为民；还有一种就是日本人说，来，我这儿有糖，叫声爸爸，我就给你，这样的汉奸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很多，就是为了个人利益。你是你不觉得吗？这两个模式都没法应用到汪精卫身上，因为汪精卫有什么利益可贪图，对吧？他能在日本人那儿得到的，在蒋介石这儿其实也差不多，到日本人那头，他也不能做主。所以汪精卫就特别奇怪这个行为，他不是为了实现某种很具体的私利，而滑到大汉奸的那个位置上去。
也正是因为汪精卫身上有这样一个反差，所以后来才能有翻案文章可做，包括林思云先生写的那本书，包括汪精卫、陈璧君这样的人对自己的辩护，都是试图告诉我们，说汪先生是牺牲自己的名誉，来拯救日统区的老百姓。甚至我还听说有这样一则材料，说汪精卫从重庆出发的时候，给蒋介石留了个条，说兄为其易，我为其难。什么意思？就是你去抗战，这事很容易；我牺牲个人荣誉去拯救日统区的老百姓，我这事很难。
这个材料我现在也没考证到底是真是假，但是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不太可信，为啥呢？因为根据我们前面讲的，汪精卫从重庆出走的时候，没有想好他后来怎么办，他只是跟蒋介石分庭抗礼，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拯救这个国家。你不能说他的出发点就错了吧？好，那为什么从这儿出发，最后滑到那样的深渊里去呢？
通过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细节，我不知道你琢磨出一点什么没有，就是他生命当中的两个东西，第一特别容易情绪化；第二，因为在政治上无能，特别容易放弃。两个性格合在一起什么结果？就是情绪化的时候做出不当的判断，可是对方一旦对自己施压，他就很容易放弃底线。
这个时候，就是曾仲鸣死了之后，1939年3月20号之后，为什么汪精卫决定要上日本人的贼船呢？就是因为情绪化，然后放弃底线的结果。这个结果他不是一次性的就滑到大汉奸那儿的，他是像切香肠一样的，一片一片地滑过去的。刚开始只是想在西南成立一个跟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国民政府，后来就觉得我到日统区去也可以，只不过日本人要答应我一些条件，我不能丧失一些人格。
在这儿我们给大家举一系列的例子，比如说他决定去日统区了，当时日本人说，那我们派船去接你。不去，我哪能上日本人的船？我就是去跟你们搞和平谈判，我也是得到上海；到上海，我也只能在公共租界，就是英美控制的那个租界，我绝对不会进你们日租界。可是后来呢？表面上坚持得很好，我只是国民党代表中国人民想成立一个国民政府来拯救人民的，可是所有这些原则他一个一个地放弃了。
比如说船的事，他自己租了一条法国的船，可日本人就提醒他，说我们日本的船5000吨，你租的那个法国船760吨，在海上走风浪很大，这安全可就保障不了。汪精卫说没事，不就这么点路吗？我坐小船，绝不上日本船，这个好说不好听的。可是上了法国船之后，海上风浪一来，颠那么两下，得了吧，我还是上大船，就上了日本船。这一上可就是标志性的，这就叫上船。
这大概是5月份的事情，可是到了上海英美的公共租界之后，日本人就又开始劝，汪先生，你在公共租界，安全得不到保障，蒋介石的军统特务随时会刺杀你，还是去日租界比较安全吧。汪精卫一想也是，然后就去了日租界。那是能去的？你到了日租界之后，你再想走，门儿都没有了，你后面的生命就跟阶下囚其实也没啥区别了。
但是这个时候汪精卫还觉得我毕竟是中国的名人，我是政治上的元老，我有一堆政治上的号召力，还准备跟日本人开始谈判呢。可是到了日租界之后发现，谈什么判啊，日本人看你现在反而像烫手的山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扶持你这个汪精卫的汪伪政权，那就意味着彻底跟重庆方面就撕了，跟重庆方面就再也没有谈判的可能。可是日本人稍微明白点儿事的人都知道，这一步不能走，所以汪精卫这个汪伪政权非常委屈。
委屈到什么程度？1940年的时候，你看，1939年5月份他登陆的上海，跟日本人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一直搞到1940年，第二年的3月份，才勉勉强强地举行了一个叫国民政府还都仪式，就是伪政府成立了，然后要还都南京，举行了一个仪式，很尴尬。你想，这是大半年又过去了。然后其实汪精卫其实就任国民政府，当然了伪政府的政府主席呢？一直到1940年的11月份，8个月，日本人拖着他，为什么？下不了这个决心。
这可能是在全世界历史上，就我的历史经验所及，可能是最委屈的，最尴尬的一个傀儡政府。一般来说，侵略者在当地扶植一个傀儡政府，这都是非常急迫的需求，马上就要让你上去干。你要熟悉宋史的时候就知道，张邦昌那个伪政府，金兵说不干也得干，拿刀掐着他也得干。可是汪精卫呢？在这儿一耗就是一年多，才好不容易当上了伪政府的头儿，你说他委屈不委屈？
当然过程当中，就我们刚才讲的，情绪化加上不坚持，没底线，就一点一点地往下滑。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说这个国民政府应该用什么旗？那汪精卫说，当然应该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否则怎么叫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呢？那日本人说这可不成，为啥？因为我们所有日本兵在战场上跟你们打，打的就是你们青天白日满地红，你现在在南京，在我们统治区又升起这么个旗，好像还是一个正确的旗，那怎么可以呢？这对我的士气是有重大打击的，不行不行不行。
汪精卫你想想作为一个政治家，你的号召力就在于正统的国民政府，所以汪精卫觉得这实在是个底线，就为这事跟日本人反复地，几乎到了求告的程度，日本人就是不同意。最后呢，汪伪政府的那个旗是啥样？青天白日满地红，旁边加一个黄布条，上面写和平、反共、建国，写上这么几个字，就非常之尴尬。
其实这不是没人跟他说过，你看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人叫高宗武，其实还有一个人，也是他班底里的人，叫陶希圣。陶希圣我现在看史料，陶希圣曾经问过北平的周作人，就是鲁迅的弟弟，著名的周作人，也是汉奸了。说跟日本人干怎么样？周作人说干不得，说那个王克敏当了北平那个伪政府的主席之后，天天以泪洗面，别看是什么政府首脑，真的在北平城的地位还不如日军的一个大佐，说这哪儿能干啊？
后来陶希圣把这个话告诉汪精卫，汪精卫也知道，但是没办法，他的逻辑就是这样，切香肠，一点一点地往下滑。后来在这一年多跟日本人的谈判过程当中，那个条件越来越屈辱，越来就越没法看。最后他身边这两个人，刚才我们讲的，一个高宗武，一个陶希圣，说算了，我不伺候了，两个人想办法在杜月笙的配合下，就逃到了香港。然后到香港之后，把日汪密约，就是汪精卫和日本人谈判的那个密约公布在香港的报纸上，又是举国大哗，这卖国卖得也太彻底了，太不要脸了。
通过我们刚才这段讲述，你体会到什么没有？政治家的堕落，他不是一次性地过去的，他是一点一点地滑落的。所以什么刚开始他怎么想的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行为逻辑和性格特征，最后会从他出发开始，把他推向一个无底深渊。
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历史人物汪精卫，我们没有兴趣把他拉出来进一步地羞辱和鞭尸，当然更没有兴趣替他翻案和辩护。我们感兴趣的是他身上折射出来的一个命题，就是一个自我感觉还不错的人，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强者，甚至一个在道德上还勉强过得去的人，怎么样避免一种悲催的命运。
你别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至少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些官员，干得不错，仕途很光明，被纪委找去，第二天就锒铛入狱。命运这个东西说不准的，随时在我们身边挖掘一些黑洞和深渊。汪精卫用一生的故事至少告诉我们，这件事随时可能发生，而导致这种发生的就是你的性格缺陷。
所以我们再读汪精卫的所有材料的时候，确实对我们每一个人，对自我感觉还不错的人，应该有所警醒。我从汪精卫身上至少可以读出这么三个提示：
第一，永远不要用动机来辩护自己行为的结果，越是做大事情的人，就越不要这样做，没有用的。很多人都说，我又不是故意的，我的出发点很好，所以闯了祸我也不想负责任。
不行的，我们不说汪精卫，我们说一个法国人——贝当元帅，那是一战的时候法国军队的元帅，是民族英雄。可是二战的时候呢，他可能有一万条理由，配合希特勒成立了那个伪的叫维希政府。可能贝当元帅有很多他的理由吧，跟汪精卫都一样，保护法国人民不受希特勒荼毒，然后保护法国的一部分国力。
你有一万个理由都没有用，二战结束之后，只要希特勒这边一败，等戴高乐的那支力量回到法国，一定判你死刑，后来果然就判了个死刑。当然戴高乐说，这个老头岁数也挺大的了，又是民族英雄，当年他又提拔得我，用自己的权力特赦了他，把他关起来，一直关到死。
其实贝当在当维希政府的领导的时候，在希特勒的胁迫下，也缺席审判，判了戴高乐的死刑。当然贝当在那个死刑的判决书上也写着，不要执行，当然也没法执行了。这个细节说明什么？说明戴高乐和贝当两个人都知道对方不该死，从道理上讲有着深切之同情，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又怎样呢？在大面上一定要判你死刑，因为那个大是大非比你的动机要重要的多。
我想汪精卫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睡到半夜的时候总在想，你看我这多难，牺牲了自己的所有名誉，苦苦支撑一个局面，来保护日统区的人民。你看蒋介石在重庆，又饿不着又冻不着，派大量老百姓上战场送死，我这儿叫不容易，我比他正义得多。这是你的动机，跟这个行为的结果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汪精卫干的一个汪伪政府，动摇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动摇了民心士气，你产生的那个负面作用大了去了，这是用你的动机能够辩护的吗？
好，我就说一千道一万，你不是说我当烈士，我牺牲自己的名誉，我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那就好了，那你还有什么可辩护的呢？既然你牺牲的是自己的名誉，你去干了一件事，好，你达成了结果，那你就安心地去吧，当你的大汉奸去吧，因为你求仁得仁，有何怨乎？你牺牲的本来就是名誉。你又要当汉奸，又要所有人理解你，还要翻案，哪有那种便宜事？这是我得到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点，我们反复说，汪精卫不断地妥协，不断地丧失自己的底线，一路往下出溜。这好像听起来是一个性格缺陷，对吧？但实质是什么？实质是缺乏对大势的判断。至少从抗战时期我们来看，汪精卫和蒋介石这两个人，是有清晰地对比的，蒋介石在很多大势的判断上超越了汪精卫。
第一，对于日本的判断。刚才我们讲，日本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国家，你跟它谈判什么呢，对吧？这是蒋介石优于汪精卫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当时中国的国情你要有判断，这个时候不是说我政治家，我理性，我替人民做主，我是精英，我跟日本人签和平协议。已经做不到了，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民族情绪，已经被动员起来，如果一个政府敢投降，或者不是投降，就是搞所谓的和平行动的话，老百姓是不答应的，战场上死了那么多子弟兵，你现在去谈判桌上去谈，不可能的。
所以蒋介石曾经跟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德国大使陶德曼讲，说我现在可不敢跟日本人谈什么和平，我要是敢谈，这个国家就会爆发革命，我自己的权力都保不住。你看，这就是蒋介石判断优于汪精卫的第二点。
其实我还想说一点，在当时，如果你在那样的处境下会觉得，和平也是一个方案，好像也讲得通。真的是一个方案吗？未必。我讲一个我在乱七八糟的地方看到的一个史料，顾维钧大家知道吧？是中国一个很著名的外交家，他就经常在外交场合参加一些酒会，有一次就遇到了一个苏联军官，那是抗日战争期间。
顾维钧就跟他说，非常感谢斯大林元帅给了我们很多援助，包括给飞机、给钱。那个苏联军官也很高兴，苏联人爱喝酒，喝到酒过三巡之后，就开始说真话，说你不知道我们苏联军人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如果中国坚持抗战，我们就给你们支持；如果中国不坚持抗战，我们苏联就要出兵中国北部，跟日本人共同瓜分中国。
顾维钧听得那心里是冷汗直冒，为什么？你别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苏联跟纳粹德国联手，在波兰不就干了一次这个事吗？一个民族，你即使再苦再惨，如果你坚持抵抗的话，那你就会吸引很多援助；如果你自己放弃抵抗的话，对不起，列强会共同来瓜分你。
因为对苏联来说，它的国家安全也很重要，如果日本已经几乎占领了中国，它也需要重新平衡这个战略失衡，它出兵中国，你说是不是可能？所以如果中国当时不坚决抗日的话，这个民族的命运惨到什么份儿上，其实很难说，这也是一个大势判断。所以汪精卫看问题的角度，比当时的蒋介石还是要差了一些。
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就会理解，为什么汪精卫经常会妥协，经常会放弃，经常击穿自己的底线，因为他没有那样对趋势的判断，所以他永远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底线应该划在什么地方。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那第三点提醒，就是甭管是对于一个个人，还是对于一个国家，理性是最为珍贵的资源。当然你会说，情绪也挺好，一个菩萨还有三分土性呢，一个人情绪外露，不也是挺可爱的吗？性情中人嘛。没问题，但是如果在决策的重大关头，你任由情绪影响自己的决策和判断，这把你引导到什么样的深渊可就说不好了。
我自己创业之后有这么一个体会，我越来越少负面地去评价一个人和一件事，甭管是公开还是私下。这还不是为了怕得罪人，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一旦一句话出了口，比如说这个人不行，他就是个恶棍，或者说是一个低能儿，是一个傻叉，这话一出口，以我们的知识和逻辑能力，我马上会编造一套理由，在自己内心里来论证自己这个判断。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不是我得罪人，是我从此丧失了对这个人、这个事代表的所有现象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就是说，我认知的大门就关上了，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认知是我们唯一的屏障，我经常说这个话。
前不久我就看了一本书，就是一些人工智能的专家在想，怎么能让机器人有人类的情绪呢？研究半天原理说，原来是这么回事。人的大脑其实是一个资源池，如果想让它有情绪，其实很简单，就是关闭一部分资源就可以了。比如说想让它有愤怒的情绪，那就关闭什么谨慎、温情、不攻击这些资源，它就变得很愤怒。想让机器有情绪，很简单，关闭一部分认知嘛。
所以你看，什么是情绪？情绪是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一种能力缺损，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任由它作祟呢？所以一个人在不断地自我修炼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过程，其实路标就是你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在汪精卫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能力非常差。
当然最后我还想说一点，一个国家要想看它有没有前途，其实也看这个东西。你看，在西方历史上，我们多次讲过两拨国家的对比，在法国、在俄国，那就是非常热情澎湃，理想主义的国家。但是它的历史糟糕，它是一个政治实验室，经常用理想主义煽动全民去追逐某一个目标，结果造成了大量的人间浩劫。
可是有一些国家看起来非常的唯利是图，金权主义，像英国、像美国、像荷兰，它们的商业氛围是非常之浓厚。但是结果呢？人家国泰民安，至少在国家发展的历史上没有那样的惨绝人寰的大劫难，反而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强盛的国家。所以理性是一种资源，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光明正大，或者不是那么有逼格，但是它是一个国家的珍宝。
最后我想说一点体会，我一直在说中国有前途，很多人说左派、五毛，其实我的判断是这样来的，最根本的一个判断，就是三十多年来，我们不管这个国家现在存在多少问题，你问题再多，还能有抗战时候那个国家那么惨吗？那个时候你能看到大势，都知道这个国家是正在崛起，正在有希望。
我们面对今天的中国，为什么我判断中国有前途呢？就是因为商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商业的领域，正在培养自己商业的思维方式，光马云他的阿里巴巴就在中国至少培养了一千万商户，这里面有好几千万的商人。商人的思维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甚至还有那么一点低俗化，但是它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当大量的中国人都进入这种商人思维，开始用成本收益比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任何人拿任何理想再想大规模地煽动中国人民，那都做不到了，这个国家的底盘就会变得越来越坚实。
前不久我跟另一个罗胖罗永浩见了个面，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最近怎么看不到你在微博上跟人干架了？罗永浩说那个时候不成熟，现在是企业家了，创业了，创业的时候永远想着跟谁合作一下，创造一个价值增量，怎么会天天想跟人加架呢？
你看，这是罗永浩生命当中自己的一个进步，但是我觉得极有象征意义，这也就是三十多年来中国最实在的进步。所以在此，我愿意重申一下我那个观点，中国真的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