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城子
《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端木赐香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讲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事，所以用这个“又”字。其实我心里知道，关于晚清七十年的历史，我们很多用户打心眼儿里就回避它，为啥？漆黑一团，而且故事老套，无非就是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然后签条约、割地赔款，过多少年再来一回，这种故事太憋屈了，谁愿意听呢？
可是你想，我们罗辑思维到现在快四年了，关于晚清七十年的历史，我们很多重点节点都没有系统地讲过，像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更重要的八国联军战争，到现在都还没有讲，为什么要先讲第二次鸦片战争呢？因为这场战争太奇葩了，太有意思了。
我们来看它的几个特点，首先拖的时间是特别长，从1856年到1860年，四年，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战争，抗日战争最长八年，第二名就是它。剩下你想，第一次鸦片战争从1840年到1842年，大概不到三年；然后中法战争两年半，甲午战争一年，八国联军只有八个月。它为什么拖这么长呢？而且拖的那个状态也特别稀稀拉拉，完全不像现代战争，为什么这么奇葩？
那第二点呢，就是这场战争完全没有理由打，双方都没有理由。站在英法这边看，因为你看结果嘛，签的所谓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无非就是继续做生意、开更多的通商口岸，然后可以在中国内地传教，英法的公使可以直接派驻到北京城，就这点破事。就算你英法家大业大、有钱，你也不至于为这么点鸡毛蒜皮，就是不是国家核心利益的事，几万人踏万里波涛而来打中国吧？那你为啥？
那清政府这边呢？就更是奇葩。你想，近代史上输的最惨的四场战争，其他三场都有道理。你比如说第一次鸦片战争，那是真不知道打不过，所以打了，最后输了；甲午战争是以为打得过，最后输了；那庚子，就是八国联军那场战争，老太太慈禧觉得虽然打不过，但是你们要让我退位那绝对不行，打不过也得打，这三场战争好歹有道理。
唯独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又知道打不过，又不为个破事，最后还打了，最后的结果还特别惨，你作为一个弱者，你何苦来哉，要跟人家来这个劲呢？最后结果真的很惨，除了火烧圆明园这种中国人是尽人皆知的事，这是我们近代史上耻辱记忆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而且你想，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打输仗，而且把首都丢了的也就三场，第一是抗日战争，把南京丢了；第二是八国联军，把北京丢了；然后第三次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我们都知道咸丰皇帝被赶到了热河的避暑山庄，然后北京城被火烧圆明园，为啥？这是第二个很奇葩的地方。
第三个奇葩的地方就是后果不严重，你别看打得这么惨，最后签的天津条约也就是公使驻京，更多的通商，你看赔款赔得也不多，因为英法两家，一家赔了八百万两银子。可是你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赔了多少吗？两千一百万两，甲午战争两亿三千万两，庚子战争是四亿五千万两，就这场战争其实损失也不大。你说割地了吗？割了，就是九龙，九龙还没有香港的本土大，所以就那么一点地方，是英国人要扩大自己的贸易中转战，没有太多领土意义上的这种割地。
而且更奇葩的是这场战争好像也没有什么后遗症，你算算那个日子，1860年10月13号北京城被占领，五天之后火烧圆明园，再过一个星期那是火速地谈判，24号、25号条约就签了，然后人家军队就撤了，没在你这儿耽误工夫。按说这双方之间应该斗口气吧？没有，迅速地言归于好，那至少在中国和英国之间随后就保持了四十年的和平，那是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这四十年双方啥关系？简直就是小两口过蜜月，英国人是帮助清政府灭掉太平天国，进行技术输出，帮你造铁路、拉电线、培养留学生，还卖给你武器弹药和军舰，这简直就是盟国的关系。至少在那四十年，我们得承认，英国就是中国人近代化的老师。
那如果后来日子过得这么好，我们就更奇怪了，为什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双方打得跟乌眼鸡似的呢？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说到这儿，我们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一个场景，就是一弱一强两个家伙互相都看不惯，尤其是这个弱者比较有志气，跟这个强者开始口角，就是语言冲突发展到肢体冲突。后来强者把弱者摁在地下，服不服？不服揍你；不服，不服把你们家房点了，然后再问服不服，弱者说服了。强者说算了吧，起来吧，拍拍灰，然后握握手，又成了好兄弟。
是这个故事吗？真就不是，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强者的逻辑是好理解的，因为它接近我们现代人的思维。而清政府这个弱者的逻辑它特别奇葩，这也是这本书好看的原因，我们今天节目当然讲不了太多的细节，这里面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叫“弱者的逻辑”。好吧，我们就来看看第二次鸦片战争它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儿是种在十几年之前的，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是1842年中英双方签订了南京条约，按说条约一签订仗就不打了，双方各自过日子、做生意，不就没事了吗？但是对于同样一个条约文本，两个国家的人看到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在乎的是割地、是赔款，首先丢面子，另外这是很具体的损失，所以在南京条约的文本里面，你看到各种遮掩，都是大清国的大皇帝觉得我们家小孩不懂事，你看那些官员胡闹，踹了你们家东西，打碎你们家花盆，来赔点钱吧，对不住了啊。还有，你们英国人波涛万里而来，你总得有个休息的地方吧？这样，大皇帝准许把香港这个地方给到你们，你们就好好休息，好好做买卖，一派长者之风，这都是遮面子的。
而英国人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是五口通商和自由居住，所谓的五口通商我们都学过，就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要打开和英国人做生意。那既然做生意，你就要准许英国商人在这儿自由居住，这是英国人看重的。所以南京条约劈头第一条是什么？是大清国大皇帝和英国君主从此永存太平，而且双方国家的人民在对方国家要享有叫人身和财产的完全的安全和保护。请注意这五个词，是人身、财产完全的安全和保护，那不仅是英国人在中国这样，中国人到英国去，当然你不去了，如果去了，也享有这种安全和保护。所以这一条在英国人看来，这是一个平等条约，当然是他们的观点。
那随后1843年的时候，双方关于五口通商就又签订了一个更具体的条约，这就是虎门条约。那签完之后，按说大家就可以做生意了吧？哪有那么美啊，因为中国人根本不在乎这个，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生意？为什么要打开这么多国门做生意？为什么我还要让你进城做生意？看起来不该有问题，但偏偏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进城。因为过去200年从来没有先例，也没这规矩，我大清国开国以来和西方人做生意，一直是在广州城外，这是规定的地方，而且是规定的商家，叫十三行，才能跟你们做生意。现在虽然你们手里有条约要进城，有法理依据，但问题是你们英国人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们长的什么样子，太丑了，万一进城吓着老百姓呢？吓着花花草草、鸡鸡狗狗，万一搞出了冲突，谁负这个责任呢？所以谁都没办过这事。
这个时候英国驻中国的公使，也是香港的第一任总督，叫璞鼎查，他就想出一个辙，这个方法我们今天看起来还是比较聪明的。他给当时的两广总督中国这边主事的人叫耆英写了一封信，说我要一个人进广州城去看看亲家。你说英国人在中国怎么可能有亲家呢？对呀，这亲家指的就是耆英本人。耆英的官可不小，那叫两广总督、钦差大臣、五口通商大臣，负责和英国人全面打交道，虎门条约就是他主持谈判签的。
那在跟英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这耆英也是中国人那一套，就是套交情嘛，安抚英国人嘛，就认了璞鼎查的大儿子为干儿子，我给英国人当了干爹，小小占了把便宜。璞鼎查当然也没在意这事，认就认吧，这个时候这干爹可就派上用场了。你看，他这个要求太合理了，首先在法理上我有条约，我可以进城；第二，我也不是让普通英国人来，我是大英帝国驻中国的公使，是英国人在中国的头一号，我自己来；第三，我是走亲戚，对吧？所以于理是有据，于情是有理，你一定得让我来，对吧？
这可就把耆英给愁死了，你要真说按照条约进城这也罢了，万一让皇上知道这是英国人走亲戚走到我家来的，这可怎么整？所以耆英刚开始是万般推托，说我刚来，总督衙门也没修好，这儿待客不便等等。你不就是要见亲戚吗？不就是见我吗？我去呀，对吧？你就不要再动窝了；璞鼎查说不用，我去。双方推来推去，到后来璞鼎查就急了，说什么意思？这条约上载明了我是有权利进城的，我之所以说要看亲家，不过是给你一个台阶下嘛，现在你推三阻四，是不是就打算耍无赖，这条约说了不算数啊。所以刚开始还是请求，后来就变成了严正的外交照会，我一定要进了。
那耆英也没办法，只好通知出去，可不得了了，英国人要来了，大伙儿做做准备吧。广州城的老百姓不干，这不干有两个原因：第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广州城和英国人干过仗。而且你想，原来十三行的那些商人在广州城都是有话语权的，而且十三行养活很多人，包括一些苦力、脚夫，这些人都是吃这碗饭的，现在英国人五口通商了，这些人的饭碗就不保了，所以对英国人极其的仇恨，全中国反英情绪最大的就是广州人。
这帮人就喊，发传单，谁让英国人进城，我们跟他没完，谁主张让英国人进来就是卖国贼。你看，民情一轰动之后，耆英心里也打鼓，这老百姓也惹不得，所以就反复跟璞鼎查解释，真不是不让你进。你看，广州这个地方老百姓民风和其他地方也不一样，对吧？要见何必非得进城呢？城外一样做生意嘛，能不能过两年再见呢？把所有的道理都讲了个遍。最后还写了一句话，说我要有一句谎话，上帝见之，就是恨不得要中国人说叫天打五雷轰，就是赌咒发誓。
那璞鼎查一看，也确实，你为难他有啥用，对吧？老百姓的事官府也管不了。好吧，既然官府承认了，我确实在法理上是有依据进的这个权利，那也就算了，我们再等两年，这事就摁下了。这是1843年的事，转过年到了1844年，突然璞鼎查调走了，新来了一个驻华公使，这就是香港的第二任总督，叫戴维斯。戴维斯跟你耆英可就不是亲家了，你谁的干爹也不是，所以戴维斯坐下就喊我得进城，我得做生意，如果不让我进，请看我手里的这张牌，那就是浙江的舟山群岛。
舟山群岛这个时候在英国人手里，这是咋回事呢？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后遗症，当时英国人在浙江打仗的时候就占了舟山群岛，后来还选，我是要舟山，还是要香港。后来决定要香港，但是舟山也暂时不还，你大清国啥时候把2100万的战争赔款付清，我舟山才还你，这叫抵押物。现在戴维斯说，你不是耍赖吗？我也耍赖，钱付清了不算，不让我进广州城，舟山不还了。
这下耆英可就为难了，因为这不是广东的事，这牵扯到浙江，皇上一旦知道，这吃罪不起啊。怎么办呢？他就派自己的搭档，他是两广总督，就派广东巡抚，这人大概比他低半级，叫黄恩彤，去找戴维斯去疏通。这疏通的这番话也特别符合中国官场的逻辑，就跟戴维斯说，你看，在我们的朝廷里面，耆英大人是最为你们英国人说话的，是最主张议和的。你现在为难他，舟山不还了，行了，皇帝一怒之下把他给撤职，再换一个人，那可就不如耆英大人好说话了，你们英国人将来有的是头疼的日子。大家都是出来当差的嘛，要互相体谅。
戴维斯虽然不懂中国官场，但这话他听得懂，确实耆英除了不让进城，剩下还是比较好交流的。所以一想，也确实不能逼人太甚，但是也不能就不提要求，就这么混着过，所以就提了一个要求。说这样，你们官府出一个告示，就说英国人是有权进城的，老百姓不能骚扰，这总能答应吧？这可以，就出了一个告示。
但是万没想到这个告示出来之后，广州人民那个反应大极了，在旁边贴了一堆小条，就是英国人敢进来，我们就敢宰了他，谁让英国人进来，谁就是卖国贼。甚至有一帮老百姓闯到广州知府衙门里，一把火把衙门给烧了。耆英说，你看看你看看，我说啥来着？我让你们别进，非要进，惹出事来了吧？戴维斯一看这也不叫事啊，难道我进去之后跟老百姓打巷战吗？我们是来做生意的，惹这个干啥呢？所以1846年就把舟山群岛给还了。还的时候在条约里还写呢，我们进广州城是一定得进，只不过是暂缓；耆英说，对对对，以后一定找机会让你们进，只要现在别惹麻烦就行了。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有一个感觉，老百姓很有力量，只要一动员，官府也没辙，是洋人也没辙，以后就依靠人民群众不就完了吗？这是个错觉，这种力量在那个时代如果没有官府的纵容，它怎么可能表现得出来呢？那官府靠的是谁的纵容呢？当然就是皇帝了。这个时候的皇帝还是道光，他因为签订南京条约气得要死，当时在奏折上就批，说“览奏愤恨之极，小屈之后必有大伸”，就是我很生气，但是我没辙，所以现在受点委屈，将来有机会我弄死你。
道光皇帝后来的儿子，就是咸丰皇帝也说过一句话，说自古要盟不信，此权宜之计也。啥叫要盟？要就是要求的要，就是在要挟之下签订的城下之盟，我跟你讲什么信用？现在跟你签条约就是糊弄糊弄你，你走了之后，以后再说。所以你看这种国际条约在当时的清政府看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那另外还有官员的力量，尤其是那些汉族官员，因为满族官员他们家的江山嘛，还能议个和，从实际出发。汉族官员，反正江山又不是我的，皇帝是这种态度，我就乐得表演各种爱国主义，跟丫死磕，跟丫死磕。所以现在是风箱里的老鼠的就是广东的地方官员，那那些老百姓一看官府是这么个态度，当然也就乐得起哄。要不然你把知府衙门烧掉了，你看看你要为其他的事，肯定是满门抄斩，这不就反了吗？现在知府反而被罢官，老百姓没事，所以这就给民间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你们老百姓放胆跟英国人去闹，我们官府在背后含情脉脉地看着你们，还给你们点赞呢，一边喊着民心可用，民气可用，这就是官府的嘴脸。
所以1846年到1847年，民间和英国人发生了很多零星的摩擦，当然广东的地方官处理得还不错，所以就没闹出什么大事。但这个局面肯定持续不下去，果然1846年，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国伦敦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变数，那就是帕麦尊上台，当了大英帝国的外交大臣。这帕麦尊当然是当时的翻译了，现在的译法叫帕麦斯顿，这名字应该有点熟，19世纪英国著名的首相，那个时候刚当上外交大臣。这可是个著名的强硬派，他有一句名言，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可见这是一个混蛋。
那帕麦尊就指点中国的那个公使，前面我们说的戴维斯，说跟中国这样的政府，叫半开化政府，少跟它废话，就是强硬，每隔八到十年就揍它一顿，它就老实了，一定得进城。所以戴维斯也没办法，就反过头来再来逼耆英。耆英想了半天说这么地，现在是1847年，你等我两年，1849年，我一定让你进城，这是我的承诺是我庄严的承诺。
戴维斯一听是这么回事，好，既然有个准话，我就向伦敦去汇报。那耆英回来之后干什么？两年，二十年也未必解决得了，我这儿受你们这种夹板气，得了呗，我走了，有两年时间，我只要运动能回到北京，我干吗当这个遭罪的两广总督啊？所以就运动，果然成功了，就上调回北京了。那他那个搭档，就是广东巡抚叫黄恩彤，说什么？我一个人顶着，门儿也没有，我也走了。他致仕还乡，就是告老还乡，去奉养父母去也。
那这对宝贝一走，就又新调来两个人，一个是两广总督叫徐广缙；一个是广东巡抚，叫叶名琛。这两个人上任本来只是正常的官员调动，它不应该影响大局的，但是正好相反，不仅影响了，而且它更动了大局的两个底层逻辑。更有趣的是，这种更动和这两个人的主观意愿其实还没啥关系，它是一个客观因素决定的，这个政治逻辑非常有意思，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这两个人是汉族大臣，这可就要了命了。你看耆英他是满族人，是旗人，他做了再错的事情，皇帝顶多会说没本事，或者是有私心，他不会怀疑其他的事。但是汉族大臣在清代的那个政治氛围下，皇帝没准儿就会觉得，跟英国人打得火热，还认干亲呢，这是想干吗呀？汉族大臣最怕这个。所以为什么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汉族大臣和蒙古族的大臣，都是主战派呢？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你看，大局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就是耆英好歹还想着怎么糊弄英国人，安抚英国人不要闹，我想办法安抚你的情绪。可是这两位，他不仅要表现得强硬，而且这个强硬要做给所有人看，所以英国人的情绪就没人管了，你想这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关系的断层，这是一个逻辑。
还有一个逻辑，耆英其实没有定见的，英国人是不是要进城，他没有主张，他想的就是不要闹就好。如果老百姓不闹，英国人进城耆英是乐见其成的，因为整个条约也是他签的。但是耆英走了之后，轮到徐广缙和叶名琛这俩宝贝儿，他们的利益点和目标设置可就全变了，因为耆英答应了英国人两年之后进城，这就是1849年的事，这两个人到任之后，马上就要兑现这个承诺。
可是这两个人在乎的是什么？是朝廷对他的看法，朝廷会怎么看这个事？你的前任耆英，甭用什么招，好歹是把英国人拖了七到八年没有进城，你们俩一来，把英国人放进来了，你不是无能你是什么？或者会怀疑你有异心。所以对这两个人来说，甭废话什么条约，我们俩的目标就是阻挡你进城，而不是安抚或者说要维持这个局面。这个目标一切换，那就没法谈了嘛，所以你听懂这个逻辑了吧？徐广缙和叶名琛一上任，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刚才我们说到1849年中国的广东地方官就换了，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那英国那边也换人了，这是香港的第三任总督，也是当时的驻华公使叫文翰。文翰来了之后那又没有别的破事，就是要进城，所以又把这个要求提出来，而且这次你们答应我两年，可是到期了，我得进城。
这个时候徐广缙就是滚刀肉，我不管那一套，首先前任答应的两年我没听说过，我不认；然后皇帝也没有给我下谕旨，我是地方官，老百姓的父母官，老百姓不同意你们进，我有什么办法？就耍无赖嘛。那英国人你想想看有多搓火，白等了两年，真的是傻媳妇等汉子，等到头是一场空。所以文翰气得个要死，就发了一封文告在香港，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英国人从此不要跟中国的老百姓搞那些摩擦，有什么意思呢？对吧；第二，我拒绝和你们广东地方官再讨论这件事情，我不谈了。
这话是啥意思呢？就是我跟你讨论不出结果，我想别的辙，就像两个人打架，我在这儿打不过你，你等着，我叫人去，是这个意思。但这话传到了徐广缙和叶名琛的耳朵里呢，好事啊，你看英国人也不尝试进城了，民间的摩擦也没有了，他还不跟我谈这个事，他们放弃这个主张了，他理解成这个。然后就敲锣打鼓向北京汇报，道光皇帝听说这个之后真是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牛逼、漂亮，干得好，封官加爵，一个封了子爵，一个封了男爵，那个话写得，什么卿胸中有锦绣，是干国之良材，你们两个的才能是顶了十万之师等等。
这边就觉得没事了，那你说这个时候文翰在干吗呢？是不是已经写信回去调军队要打仗？不至于，这个时候距离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有好几年的时间。而且我们前面讲，这点鸡毛蒜皮的事跟大英帝国的核心利益也没啥关系，真的不值当打一仗，就是纯粹的搓火，面对一个毫无信用的谈判对象，英国人也没辙。
文翰想了半天，说这广东地方官我是不跟他打交道了，我去找两江总督去，所以他就跑到了上海，找两江总督要代递一份国书，向皇帝陈情，说你们这广东地方官实在是太混蛋。这按照中英的南京条约，他们确实有这个权利，所以两江总督也没有办法，只好写了份奏折把这国书给递上去了。那北京这个时候正好换皇帝，道光一死，咸丰继位，咸丰一看这个奏折气就不打一处来。说这广东地方官多能干，刚把这事摁住，你两江总督替他们出什么头？呸，你不许管，你也不该管，有什么事让他们去找广东地方官去。而且洋鬼子，动不动就跑到我这儿来，骂我的地方官，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此风断不可长，让他去找广东人去。
这可就把文翰逼到了绝路，这一段时间中国的满清朝廷算是把英国人玩得个团团转，他们一点儿辙都没有。那你说这事就这么拖下来了吗？大英帝国为什么不打仗呢？因为他们现在自己也忙自己的事呢，大概有这么三个原因就拖下来了。第一个原因是帕麦尊突然这个时候下台了，他的反对党上台，说我们还有别的事，中国的事先搁一边，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你别忘了那个年份，1853年的时候，当时英国和法国合伙在克里米亚干了一次沙皇俄国，这就是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其实打的规模非常大，也死了很多人，英国当时的国力也不支持两场大战，所以这就耽误下来了。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啥呢？我们以前讲过，太平天国，英国人一看，这发展得不错，势如破竹，万一将来翻了盘，这就是新政权，那我和满清政府还废什么话，我等它的发展就完了。因为太平天国也名声在外，是一个基督教政权，我们宗教相通，将来更好交流。所以英国人打着这个算盘，甚至还派了一个使团，到太平天国的天京去访问。
这一看就傻眼了，发现太平天国还不如满清呢，太平天国当时看到英国人是这么个派头，不错，来了，非常之恭顺，很好，以后准许你们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你看完全没有平等交往的观念，也没有国际贸易的需求。英国人这就死了心，更何况还看到太平天国的水货基督教，说什么上帝是一个金发黑跑的老头，还娶了媳妇，生了一大堆儿子，长子是耶稣，次子是洪秀全，有天妈和天嫂，这种基督教英国人看了当然傻眼，对太平天国也死了心。
这就一拖拖到了1856年，那1856年的时候广东这边是啥情况呢？这时候徐广缙已经调走了，叶名琛升官当了两广总督。叶名琛这个人我们还真的是要多说几句，因为他现在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的名声非常不好，你要是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他，叫著名的六不总督，哪六不？就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哪有这么打仗的人呢？所以他作为昏庸官僚的一个代表人物，就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实际上叶名琛不是这样一个人，你看他的来历，他是一个典型的从小就好学上进，然后考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然后放到地方官，年纪轻轻就当了封疆大吏这样的人。那除了面对英国人显得很混蛋之外，他在处理正常的政务的时候是非常能干的，你想他当两广总督，两广什么地方？是太平天国的发源之地，所以洪秀全一直是想打回老家去的，所以他的战争的压力其实也很大。
而且两广也是当时朝廷重要的税收的来源，因为和英国人做生意，还是有很多海关税收的，那个税收是清廷非常稳定的一笔收入。所以他一边要打仗，一边要理财，一边还要对付英国人，这个人其实很能干。那你说叶名琛为什么搞出了一个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策略呢？这不是乌龟加鸵鸟吗？对呀，我们前面讲，这就是他的总体策略决定的，一方面要做给所有人看，我对英国人是强硬的，是不假辞色的，我不会答应他们任何要求。所以在具体的行动上，那就是英国人给他做任何沟通一律无效，要么就石沉大海，要么就略书数字已达，写几个字糊弄糊弄你就完了。要见面？可以，但是不是现在，我挑个良辰吉日再通知你好不好？然后就又没影了。
那你说叶名琛这个阶段做没做什么主动的事呢？做了，甚至派了一些探员跑到香港去搜集英国人的情况，那这些人到香港咋搜集情报呢？就是看英国人办的报纸，拿回来给叶名琛一看，好消息，全是好消息。因为报纸上能够登什么？都是什么英国人跟俄国人打仗，某一仗打败了；英国的议员吵得一塌糊涂，国内又罢工，经济也不行了，动不动财政还紧张。叶名琛看来，这就是英国人快不行了，我只要这么拖下去，把它拖黄了这就不完了吗？一边给北京打报告，你放心吧，他们这个国家不行了。
那英国人这边在干吗呢？就在等，一方面等是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缓过劲来，一方面就等待一个借口。到了1856年，终于把这个借口等到了，这就是著名的亚罗号事件。其实亚罗号事件也是个芝麻大的事，屁事，怎么回事呢？当时的广东水师海面上就抓着了一艘海盗船，但这个船挂的是英国国旗，而且是在香港注册的。那你说该归谁管辖？其实两边都有理，中国这边说你那个注册虽然在香港，但是过期了；英国人说，那毕竟挂我的国旗，听说你的水师士兵上船之后，还一把把我的国旗扯掉，这是对我不敬，放人，然后道歉。叶名琛说放人可以，道歉，哪有那个道理？门儿也没有。就这么个事。
那你说英国人这口气窝火窝到现在，一直在等这么个机会，当然逮着蛤蟆一定要攥出屎来。到了1856年的10月份，英国人炮轰广州城，这就拉开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当然真正要大打还得等到第二年年底，因为英国人也得从欧洲调兵。到了1857年的年底，是派了20艘战舰，不到六千人，伙同法国人远征中国。
那你说怎么把法国人也给牵扯进来了呢？这是因为另外一个事件，叫马神甫事件，其实过程也不复杂，就是一个法国的传教士违规深入中国内地，就是广西去传教，被当地的地方官抓起来，三下五除二就给杀了。那你说谁没理呢？其实都没理，法国人不该违规传教，而中国地方官你也不能这么草菅人命。法国人就找到叶名琛去理论，叶名琛还是那一套，有这事吗？有这人吗？我怎么不知道啊，等等看吧，就拖着。把法国人也给惹了，所以也加入这次联军。
那整个战斗的过程当然就没什么悬念了，广州城很快就失陷了，叶名琛也真是实践了自己那几句口号，叫不死、不降、不走，穿戴整齐在两广总督的衙门里是束手就擒。英国人说你既然当了俘虏了，走吧；叶名琛说走就走，我要找你们国王去理论理论。英国人也不搭理他，给他准备了一些仆人、粮食，就送他上船。这船可不是开到英国的，是开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就把他关起来了。
那叶名琛等来等去，也见不到英国的正主儿，上哪儿理论去呢？粮食很快就吃完了，他很有骨气，说我绝对不吃你们英国人的粮食，所以就绝食而死。所以这个人真的是时代夹缝当中的一个悲剧，他那么有才华，那么受赏识，但是最后变成了一个历史的小丑，你说上哪儿说理去？
好，回过头我们再来看广州。那英法联军打下广州城之后，你中国政府该跟人交流了吧？不交流，没人搭理他，广州市你们就管着就好了。所以远征军的那个统帅叫额尔金伯爵，一看也没办法，行了，怎么继续北上吧，就带着军队又往上海去走。等到了上海，找到两江总督，叫何桂清，说我们谈判吧，你看广州城在我们手里。何桂清说关我什么事呢？我是两江总督，你们外国人要谈判，回广东谈嘛。
额尔金真的是没招了，我们中国人讲，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一回叫兵遇到秀才，他也是说不清。所以额尔金伯爵只好带领舰队继续北上，他说了一句话，说就算我是把中国的半壁江山拿下来，估计皇帝也不会搭理我，看来我只能去敲门。门在哪儿？就是天津外的大沽口，这就爆发了第一次大沽口战役。
那这一仗当然也没有悬念，这边中国的士兵不到一万人，一仗打下来还剩两千；而那边呢，战死十一个人，就这种战损比你说还打个什么劲？额尔金当时讲了一句话，说看来打中国，二十四个人，带上足够的粮饷和弹药足够了，踏平中国，就这么狂，但也是实情。
等大沽口打下来，皇帝就傻了，因为他不知道这儿发生了什么。你想想看，在清代的皇帝，就是咸丰看来，这事儿很古怪，一直接到广东官员的报告，都是没事了，英国人已经很恭顺了，怎么突然就打起来了呢？你想象一个场景，就是一个领导在办公楼里，天天喝茶、办公，偶尔走到窗边看见有一个小南门，那儿一个保安，和门口的小痞子经常推推搡搡。那个小痞子老要进来看看，保安就拦着不让他进，想尽了一切办法，总而言之已经玩了十几年这个游戏了，从来那个小痞子就没进来过，这个保安干得真不错，领导还给他发过奖金，封过什么子爵、男爵嘛。
现在怎么突然就打进来了呢？还把我门口的保安给抓走了，居然还号称要到我办公楼里来住着，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当时英法联军提出来，我们要派公使进驻北京。咸丰皇帝说，哪有这个规矩呢？绝对不可以。但既然打进来，也得派人去谈判，派谁去谈呢？踅摸一圈，不是有个耆英吗？从广东已经调回北京了，当然这个时候耆英已经混得不好，各种毛病，这个时候已经被贬官贬得快没影了。把耆英也得启用，这是老一辈外交家，跟洋人打交道有经验，说你去谈去吧。
耆英跑去大沽口，就在天津，见到了英法联军，要谈。人家英国人说我不跟你谈，为啥？因为我们在攻占广州之后，把你那个总督衙门也给抄了，我看到很多文件都是你当年写的，我们翻译过来一看，原来你当年都在糊弄我们，我才不跟你谈，你滚。那耆英也没办法，就只好回到北京，咸丰说什么？原来他们还不跟你谈，你也没用了，这样吧，赐死吧，就把耆英给杀了。
那怎么办呢？还得派人谈，又派了一个人，这是一个满族的老臣，旗人，叫桂良。桂良是谁？大家知道后来的恭亲王鬼子六奕訢吧？桂良是他的老丈人，那在旗人当中也是老奸巨滑的主儿，你经验丰富，去谈吧。桂良能谈什么呢？到了天津之后，三下五除二就签订了一个天津条约。天津条约其实其他的都不是很重要，什么赔偿军费、多开一些贸易口岸，都不重要，最关键的一条，也是写在条约的第一条，是英法的公使要进驻北京。
那为什么这一条对他们特别重要？你想想过去这十几年，我跟广东的地方官没法聊嘛，所以我们的使节要驻到北京城，能够跟皇帝直接交流，我以后遇到事情好歹有一个正常的谈判对象。你听完我们前面讲的十几年的故事，就特别理解英法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这一条。
好，桂良拿着签好的天津条约回到北京，咸丰一看说其他好商量，唯独公使进京是万万不可，因为他听了一堆的话，什么洋鬼子爱登高楼，那万一看到我后宫的娘娘，这可怎么办呢？还有皇帝出巡的时候，洋鬼子也不肯下跪，那我怎么办呢？所以这些礼法确实也让咸丰很为难，说你接着去谈，公使是绝对不可以进京。
那这一谈就损失了很多权益，当时桂良居然提出来什么？就是英法以后的货物进中国，咱们不收关税了，只要你同意把公使的驻地放在上海。那英国人打仗是为了啥？就是为了做生意，一看这么优厚的条件，那当然是可以，那公使以后就设在上海，但是我们保持一个权利，随时可以进京。你看，满清的这些官僚还是这个思维，只要你现在答应，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嘛，好，可以，以后可以随时进京。
但是英国人这个时候留了个心眼儿，他说现在这样当然可以，但是条约我们的换约一定要在北京，这一条没得谈。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条约现在是签订了，但是得拿回去给到英国的政府去批准，然后中国政府也得批准，然后再换条约，这就是个仪式，是一个程序性的安排，然后条约就正式生效，这叫换约，换约地点一定得安排在北京。
那英国人这算盘是怎么打的？其实也很简单，我现在要答应你不进北京，以后没准儿我在上海遇到的情况和广东是一样，我还是没有辙，这一仗又白打了。所以我一定要做一次破天荒的事，就是外国人能进北京，那有了第一次，以后第二次就好办了，什么我随时可以进北京的承诺，就可以兑现了，所以这一条是绝对不能谈；那桂良说可以，现在你们就撤兵吧，英法收拾收拾行李就回去了。按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呢？没有，一个狗血的故事它一定有一个更狗血的结尾。
刚才我们说到1858年，双方是仗也打了，条约也签了，条约还改了，英法同意把公使驻地放在上海，只不过有权利随时进北京，而且商定换约地放在北京。那既然一切谈好了，英法联军就浩浩荡荡撤回了欧洲。那这个时候就轮到一个人担心了，谁呀？桂良。你既然主持签订了天津条约，这是卖国求荣的条约，大家心里都有数，那将来万一皇帝不高兴，找你的后账，这可怎么办呢？
桂良就上了一份奏折，说这个条约其实什么都不算，是老臣我为国分忧，万一将来英法要找回来，非要进北京，您就拿我治罪，就说我糊涂了，我办的错事，您什么都不知道。这侧面说明啥呢？就是上上下下都没拿这事当真，而对桂良来说，他就是把皇帝的心思说破，你以后还真好意思这么办？所以大家都是这个心态，能拖一时就拖一时吧。
但是能拖几个月呢？人家果然就来换约了，仍然是海军就来了，到了大沽口。那中国这方面就各种狗血，细节我们都不说了，给人挖坑，希望人别到北京来等等。后来军队到了大沽口，就是死活不让人上岸，后来果然擦枪走火，又打了一仗，这就是第二次大沽口战斗。那这次谁赢了呢？清朝赢了。那你说为啥赢了？真的是我们这边战斗实力增长了吗？没有，人家这次来不是为打仗的，就是一个程序性的换约，哪想到要打这一仗呢？结果打死了几十个人，伤了几百个人。
那人家能干吗？英法联军第二次组队，在1860年，这一次可就扩张了，英国人就出了一万五千人，就浩浩荡荡又来打。这肯定又打不过，所以大沽口也丢了，天津也丢了。这个时候就轮到咸丰皇帝再去跟人谈判，这时候就啥也甭谈了，对吧？一定是公使得驻京，而且公使得派一千个士兵保护着进京。那这个皇帝就更受不了，不仅洋鬼子要来，洋鬼子进行还得进北京，那怎么能行呢？就又派了一个人，叫载垣。
载垣其实是皇亲国戚，当时的怡亲王，你要是熟悉清代的宫廷剧，应该知道一个人，就是雍正皇帝最喜欢的那个弟弟，十三爷胤祥，后来封的怡亲王，这载垣就是他的直系子孙。那派去谈判，在哪儿谈的？通州张家湾，这距离北京就很近了，你可以想象，这种城下之盟还能谈出什么条件呢？后来谈来谈去，果然还把一个条件给谈下来了，就是护送公使进京的部队从一千人降到四百人，双方也已经基本谈妥了。按说就照此履约不就完了吗？人家就撤军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就结束了，没有后来的火烧圆明园了。
但是就在谈的过程当中，载垣突然发现，这个对方的谈判代表团当中有一个人特别活跃，这个人叫巴夏礼。巴夏礼是英国人，年纪轻轻，十三岁就来到中国，所以算是一个中国通。这次额尔金伯爵带领军队来，就拿他当个翻译或者是助理用，那这个人当然很重要了。说这个人特别活跃，好多坏主意估计就是他出的，所以载垣就动了个心思，给咸丰皇帝上了个奏折，说我发现这么个人，我们是不是把他给扣了呢？这样擒贼先擒王，对方没人出坏主意，这不就军心自散吗？没准儿就退去了，你说他想这么幼稚的一个事。
咸丰皇帝下了一个诏旨，说也行吧，你要扣就扣了吧，大不了也没啥用，但是对方好歹少一份助力，也就同意了这个方案。那载垣自然就下手了，和那个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两个人就把巴夏礼和他们的三十几个人的谈判代表团全部给扣下来了。这一下人家能干吗？我作为一个武将，就是额尔金伯爵，我带队出征，这些文官代表团的人身安全我都不能保障，我怎么对国内舆论交代？所以就打吧。打下了通州，随之就发生了那个叫八里桥战斗。
八里桥战斗真惨，这边几万人，打得几乎一个不剩，而对方损失几乎是没有，就在那种战争的那个力量对比下，是没法打的。八里桥战争一结束，这边咸丰皇帝就仓皇出逃，叫北狩，去了承德的避暑山庄。那就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在北京主持谈判。那当然就没得谈了，你什么都得按别人的要求来。
英法联军在1860年的10月13号进了北京城之后就发现，你们扣下来那个谈判代表团大概三十几个人，现在已经弄死了二十多个，你说人家能不火吗？所以为什么要火烧圆明园？就是为了这件事。那为什么烧的是圆明园，而不是烧紫禁城呢？因为紫禁城毕竟是皇宫，这是国家的，是人民的。人家说要烧，我是报复清代的皇帝，那我烧你的私家园林。而且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谈判代表团被扣之后，就关押在圆明园，他们被折磨死也在圆明园，所以烧掉圆明园，这是对清代皇帝私人的报复。
说到这儿，我们算是把这十几年的狗血故事讲了个大概。我做个声明，过程中我是没怎么说英国人的坏话，但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啥好东西，毕竟找上门来欺负我们，而且把鸦片贸易合法化，这当然是罪恶滔天，但是为了叙述的简便，我们只能说这个故事的骨架。那听完之后，我不知道你会有啥感觉，会得出啥结论呢？有人会说落后就要挨打，对不起，我不同意这个结论，因为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时，日本发生了类似的事。1863年日本开国，人家更落后，但是没挨打，迅速切换到明治维新，然后日本就崛起了。
所以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近代化以来中国人脑子当中的一根刺，这根刺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在任何生态当中，弱者都有它合适的生存策略。你老虎再厉害，还能把兔子吃干净不成吗？大家是在一个均衡的状态下共生的。就像中国这么弱，有没有合适的方法？随后发生的洋务运动，向英国人学习，它不就有了合适的方法吗？你不就四十年没跟英国人打架吗？所以落后就要挨打，这一点不成立。
那有人又会说了，这就说明了清政府的官员实在是太昏庸。你听我刚才讲的那个故事，你说谁昏庸？没有一个人昏庸，包括咸丰和道光皇帝，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人精，都是在自己的文化观念中，在自己的处境中做出了自以为最合适的判断，你不能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待，你当时为什么不那么干？历史条件约束，他干不了，所以这也是一句废话。
那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能够读到什么呢？我读到了一个东西，而且对我还特别有用。刚才我们讲的故事，讲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但是我们讲述的篇幅没有放在战争上，而是放在双方的互动上，这种互动我不知道你发现一个什么样的毛病？就是英国人的目标特别清晰，而中国人这边是无目标互动，我今天想说的根子是在这儿。
现代化有一个结果，那就是甭管是国家还是个人，你必须摆脱原来孤立存在的状态，和其他国家、其他人进行充分地、高频次的互动和协作，那对国家来说，这就叫全球化；对个人来说，这就叫城市化，看起来是两个词，但它的本质都一样。我再说一遍，和其他国家和个人的充分的、高频次的协作和互动。那请问，在这种合作和互动当中谁会赢呢？表面上看，谁强谁赢。错了，是谁的目标好，谁的目标能够拆借为适宜的步骤，而且执行得好，谁赢。本质上说，这不是力量的博弈，而是目标的博弈。
我们稍微举两个例子，一大一小，你就明白了。大例子就是我们过去眼睁睁看着崛起的中国，三十多年前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跟外国人做生意那也是很憋屈的，我们给你们打工，我们干的都是脏活、苦活、累活；你们到我们这儿来投资，挣大量的钱，好像我们吃亏了。但是中国人这三十多年，我们算自个儿的账，就是我要崛起，我要富强，我有我自己的目标。那好，现在甭管你是强是弱，都是我的资源，我拿来就用，然后顺着这个阶梯往我的目标爬，现在至少是在经济上讲，中国不就是世界第二大国吗？完成了自己的目标。
那对个人来讲也一样，你刚到城市来，你跟那些大公司比，当然它强你弱。但是你们之间并不是博弈关系，你是拿自己的目标去参与到它的事业里面去，如果你的目标只是每个月挣点钱，那好，你打一辈子工好了，你可能在中国的大城市一辈子也买不起房。但是如果你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公司有公司的目标，你有你的目标，那好，我们两个目标在一起博弈。我帮你公司实现业务增长，你帮我实现个人成长，我在这儿学业务，展示给整个市场看我的业务能力，渐渐地没准儿我的个人地位在社会上就成长了，没准儿将来我还创业呢。那你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强者的合作，我是划算呢，还是不划算呢？听到这儿你应该明白了，人和人、国家和国家，本质上是目标博弈，而不是力量博弈。
那带着这个观点，我们再回头来看第二次鸦片战争演化的整个过程，你会发现中国人缺的是什么？不是力量，是目标。人家英国人的目标非常清楚，我要进广州城，我要做生意，我要扩大我大英帝国的商业基础。而中国人呢？我们没有目标，我们唯一想干的事情就是这个麻烦最好没有，退回到1840年之前的状态，这还可能吗？
好，那一个没有目标的国家或者是个体，面对一个有目标的博弈对象，会发生什么呢？表面上看没准儿挺热闹的，你一拳我一掌，你一个动作，我给一个回应。甚至在局部看，我还比你聪明，耍得你团团转。但是你每一个动作因为缺失目标，你都是应激反应，应急应激反应堆出来的就是总体的系统的毒素，就是最后看来是一场巨大的荒谬。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本质上就想把这个荒谬是怎么构成的剖析给你看，所以我们才对双方的互动讲的那么细。当然我们今天讲的很少了，有兴趣的，做个广告，可以买这本书去看，里面讲了大量的细节，那不叫哭笑不得，而是一声长叹，每一个动作都很聪明，最后堆出来的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那你可能会说，难道有目标就好了吗？还真的就是这样，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也是一大一小。大例子就还是清政府，1860年苦头吃够了吧？开始有目标了，于是搞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可不是买个机器、造个工厂这么简单，它就是有目标了，就是我们要富国强兵，有目标很多东西就有解决方案。比如说1860年刚才我们说签订公使可以驻京了，那按说我们也可以派公使到其他国家出访，但是我们没有外交人才，那怎么办呢？只要有目标，我想跟这些国家搞好关系，或者说在博弈当中赢，你当然就要出使，没有人才，想办法啊。
后来找来找去，有一个美国公使，我们其实以前节目讲过，叫蒲安臣，蒲安臣跟林肯总统的关系很好，这个时候在中国当美国公使。那既然你卸任了，我们就聘请你吧，给你银子，你代表中国政府去出访世界各国。所以后来蒲安臣是带着中国政府的使命，又是去美国，又是去欧洲，最后还死在了俄国，是在中国公职的任上死在俄国的，就在蒲安臣的主持下，和美国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叫蒲安臣条约。你看，这不有的是办法吗？虽然你很弱。
那还有一个著名的外国人，就是赫德，当时中国人管理自己的海关税收非常的腐败、无能，而且收不上来钱。换英国人呢，这就是帮我们干事，你算自己的账嘛，果然赫德上任之后，海关变得极其的廉洁，而且成为晚清政府最重要而且稳定的收入来源。你看，只要有目标，不愁没办法。
我们再说一个个人的例子，你看，刚才我们讲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什么？别人找你要东西，对吧？你又不愿意给，然后就很纠结，然后就酿出一场大祸。我们个人平时也遇到类似的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关系还不错的人，突然找你借钱，数目还不少，比如说借一万块钱。你觉得咱俩交情没到那份上，然后就纠结，你这时候的反应是什么？就是目标感丧失。我又不想得罪这个人，但是我又舍不得把钱借给他，然后就纠结。
纠结的结果是什么？只可能是两种。第一，想了半天，还是把钱借了，人家发现你抠抠索索的，你还是把人得罪了，然后钱还没了。要么，你就坚决不借，找各种借口，也让对方看出来，虽然钱省下，还是把人得罪了。所以你看，没有目标感，最后一定是你吃亏。
那一个聪明的有目标感的人会怎么办呢？如果你判定我的目标就是要结交这个人，从此一辈子我当他的恩人，这个目标感一树立，别废话了，赶紧把钱给人家，而且还要问一句，还需要哥们儿什么其他帮助吗？这人一辈子感激涕零。那你说我就是不愿意呢？那也行，这也是个目标，我的目标立即切换成什么？就是我坚决不能把钱给他，而且我还不能把这人得罪了。这有的是方法，你就说我实在是没钱，我老婆也不让我借等等，找个借口，然后随后给人打个电话，请人吃个饭，或者借一万不给，借五百总行吧？五百不要你还了，给人送个小礼物。你一旦这个目标确定下来，其实这个关系的损坏是很容易就修复的，所以大量的人在这种人际关系当中处理不好，本质是什么？还是我们刚才讲的，没有目标感。
那节目的最后给大家一碗鸡汤，我自个儿炖的。一个人为人处事，起来就是活个目标感，如果你有目标，全世界都是你的资源，你在走向目标的过程当中，每一步都是获得滋养，哪怕你做错了。那你如果没有目标感，全世界都对你构成戕害，因为你在做应激反应的过程中，永远是在积累毒素，哪怕你做对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第二次鸦片战争听到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