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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第一次听说了一个神奇的地方——施乐公司（Xerox）的中央实验室。后来我去美国硅谷的时候，还专门去它的旧址参观了一下。
这个地方为什么神奇呢？
因为施乐实验室是许多现代计算机技术的诞生地。比如，个人电脑、激光打印机、鼠标、图形用户界面等等。那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来计算机革命需要的所有重要技术，几乎都诞生在这家实验室。有人说，当时全世界计算机顶尖人才，有一半都在这里工作，你说牛不牛？
据说乔布斯就是在参观施乐实验室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了图形用户界面和鼠标，激动得脸红心跳，回去就用在了苹果电脑上。
其实，这种企业附属的中央实验室，当年可不仅施乐这一家。更加大名鼎鼎的，还有贝尔实验室，它当时属于AT&T公司。贝尔实验室成立以来，已经获得27000多项发明专利，平均每个工作日有4项，还获得了8个诺贝尔奖，比大多数国家的获诺贝尔奖的次数都多。
但是很可惜，这两家推动了人类巨大进步的实验室，结局都不怎么好。
1996年，贝尔实验室被划归朗讯科技公司。2008年，在多年亏损以后，朗讯科技公司决定出售贝尔实验室大楼，据说开发商打算将其改建为商场和住宅楼。
施乐实验室更惨。施乐公司漫不经心地错过了信息革命时代，从行业领导者变成了普通的公司。到了今天，施乐只是勉强在复印机、打印机等少数领域还有一些市场份额。至于它那间著名的实验室，2002年成为独立公司，已经很久没有传出什么消息了。
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老的实验室消失了，新的实验室取而代之吗？
并不是。衰落的不仅是贝尔和施乐实验室，还有企业自建中央实验室这种模式。可以说，中央实验室时代正在走向终结。
比如说，英特尔公司。自从1968年成立以来，英特尔公司就有意识地不建立研究所或者中央实验室。英特尔公司当然要有研发，但他们的研发不依赖实验室，而是基于“最小信息原则”——将研发放在生产线上的。这是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诺伊斯提出来的。诺伊斯本人是物理学博士，是标准的科学家，所以你可不能说他不重视科研。
所谓“最小信息原则”，就是针对某个问题，大致推测其答案是什么，然后去试。如果这样不能解决问题，就重新回到出发点，尝试采用别的方法。这样做的重点在于：努力避免大量基础性的研究，解决问题所需的信息越少越好，这就是“最小信息原则”。
说白了，对企业科研来说，知其然就够了，不必知其所以然。重要的是知道怎么办，找到解决方案，而不需要在基础科学层面研究得一清二楚。
确实，科学和技术，本来就是两回事。
我们的原始人老祖先，懂得拿棍子撬石头，这是技术；不必等到阿基米德提出杠杆原理，那叫科学。瓦特改良蒸汽机，能用就行，这是技术；也不见得一定要先搞清楚，水蒸气做功的原理是什么，那叫科学。
问题来了，如果大企业都不搞中央实验室，那基础科学谁来研究？为什么现在的大企业，变得这么没有远见了呢？
分析起来，大概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现在企业的生存状况和以前大不相同。
当年AT&T公司也好（就是贝尔实验室），施乐公司也好，当初他们不计回报、大手笔地投入基础科学研究时，它们自身在市场中的地位都是巨无霸。有大量闲钱，而且也没有什么危机感，这才让AT&T、施乐这样的公司有条件开设中央实验室。
到了IBM、英特尔这一代公司，虽然他们也是市场中的巨头，但是因为技术演变的速度大大加快，地位并不稳固。成为世界首富之后的比尔·盖茨，还总是念念不忘地说：“微软距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
是的，当年的王安电脑、康柏计算机、诺基亚手机、雅虎等等，按照施乐公司时代的标准，这都是恒星一样永不衰落的巨头，可他们的衰落乃至彻底消失的速度，快得令人吃惊。
今天的巨头，不管规模多大，都无法摆脱竞争失败的危机感。他们可没有条件让企业里的科研人员，仅仅根据自己的兴趣，没有压力、慢悠悠地去做研究。
中央实验室模式的衰落，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技术研发的有效性问题。
当年，施乐实验室最引以为豪的一点是，对科学家的研究毫无要求，你们自由创造。虽然姿态很好，但是硬币总有另一面。这样做的结果是，公司对科学家的成果也没多大兴趣，施乐并没有努力将这些新知识转化成生产力，几乎就把它当成了公益事业。
这就造成了双重浪费——资金浪费和知识浪费。幸好乔布斯当年参观了施乐实验室，否则不知道图形界面、鼠标这种天才发明还要在实验室中沉睡多少年。
那企业为了盈利，才投资搞研发，会不会影响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精神呢？可能会，但还是那句话，硬币也有另外一面，这么做的好处有两点：
第一，越贴近市场，就越能发现真实的问题。
就像前些年，印度老说自己软件业多强多强，中国人还挺自卑。但是这些年回头一看，中国软件业的规模早就超过了印度，为啥？原因很简单，中国软件业是为了解决自己产业的问题，处在不断升级的过程中。
而印度软件业呢，虽然整体实力很强，但是主要都是外包订单，问题不是由自己来定义的，所以升级乏力。就像一位软件业的朋友告诉我的，“做鞋，但是自己不穿鞋，最终是做不出好鞋的。”
第二，很多技术研发，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要在摸索中不断前进，逼近目标。
企业靠技术挣到了钱，会不断持续投入研发，卷入更多的资源。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说过，日本企业就是靠电子表、计算器这些小东西，在液晶技术上挣到了钱，才不断投入，最终成为液晶技术的巨无霸。
这个过程，也让研发者有充分的成就感和方向感，也可以避免资金和知识的浪费。如果只有科学家的自由创造，单点突破是有可能，但是体系化、复杂化的科研工程就很难实现了。
说到这儿，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企业都不投入，那些没有实际用途，但是可能给人类开创未来的基础科研怎么办？
我们能指望的有两点：
第一， 政府的投入。
第二，人类天然的好奇心。
至少，历史反复呈现出一个规律。只要在繁荣富饶的社会里，只要没有刻意的压制，只要政府愿意为基础科学投资，基础科研的进步就是可以期待的。
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上个世纪初，一个瑞士的普通公务员会做出那么大的科学贡献——那个人叫爱因斯坦。
1918年4月，在普朗克六十大寿的生日庆祝会上，爱因斯坦发表了一个讲话，后来被整理成一篇著名的文章，叫《探索的动机》。这篇文章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在本篇文稿的结尾，你可以看到它。
另外，前面我们提到，乔布斯从施乐实验室“偷”来了图形交互界面的设计，可以说是商业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抄袭。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得到」专栏《张潇雨·商业经典案例课》里专门讲过，非常精彩，推荐你去看一看。明天见。
我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
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除了这种消极的动机以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
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cosmos）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
各人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
理论物理学家的世界图像在所有这些可能的图像中占有什么地位呢？
它在描述各种关系时要求尽可能达到最高的标准的严格精密性，这样的标准只有用数学语言才能达到。
另一方面，物理学家对于他的主题必须极其严格地加以控制：他必须满足于描述我们的经验领域里的最简单事件。企图以理论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精密性和逻辑上的完备性来重现一切比较复杂的事件，这不是人类智力所能及的。
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要以完整性为代价。
但是当人们畏缩而胆怯地不去管一切不可捉摸和比较复杂的东西时，那么能吸引我们去认识自然界的这一渺小部分的究竟又是什么呢？
难道这种谨小慎微的努力结果也够得上宇宙理论的美名吗？
我认为，是够得上的。
因为，作为理论物理学结构基础的普遍定律，应当对任何自然现象都有效。有了它们，就有可能借助于单纯的演绎得出一切自然过程（包括生命）的描述，也就是说得出关于这些过程的理论，只要这种演绎过程并不太多地超出人类理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