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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俄勒冈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regon）的心理学家斯洛维奇的一篇访谈，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人类的道德体系，是不是有天然的缺陷？
道德这个词，我们天天用，但是想把它说清楚，还真不容易。这个方面，德国哲学家康德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第一次把道德这个话题，用逻辑的语言说清楚了。
这里，我们只介绍康德关于道德标准中的一条，就是——你的主观的行为准则，必须可以成为一条普遍的客观法则。什么意思？
就是这条道德标准不仅对你适用，对所有人都适用，这才叫道德。
比如不要骗人，不要自杀，要终身学习，发展自己的才能，帮助别人等等，这些道德都是成立的。因为如果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这么做，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可以把这些原则推广到每一个人。
但是，另外一种主观原则，比如为了自己的国家，可以损害别的国家；爱自己的父母，可以包庇他犯罪等等。这在康德的观念里，就不能算是道德。因为一旦推广成客观原则，大家互相侵害，整个世界就崩溃了。
请注意，康德的这个道德标准是很苛刻的，他把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自以为很道德的行为，都排除在了道德之外。
比如，你给中国地震灾区捐款的热情，超过了给非洲地震灾区捐款的热情。在康德看来，这只是一种人性的正常反应而已，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道德行为。
你看，越近的人，我们就越关心，这尚且算不上道德。那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现象，就成了人类道德上的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人越少，我们才越关心，人越多，我们就越漠视。
刚才我们提到的心理学家斯洛维奇，就是研究这个现象的。
举个例子，从2011年开始，叙利亚战争带来的死亡人数已经有几十万了，但是全球舆论都很漠然。直到2015年9月2日，艾兰·库尔迪，一名叙利亚的三岁儿童，在逃亡的过程中被淹死在地中海。
那张照片一经披露，迅速成为全球新闻的头条，大量的人开始关注叙利亚难民问题。
就拿瑞典瑞说，从2011年开始，瑞典已经接收了16万叙利亚难民，瑞典红十字会设立专项基金筹集款项，来帮助大批涌入的难民。
但是瑞典红十字收到的捐款并不多，每天大概只有8000美元，之前公众不太关注这个事。但是艾兰的照片发布第二天，这个基金收到的捐款数额一下从8000美元涨到了43万美元，一天50倍，这就是那张照片的影响力。
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悖论？一个孩子的死亡带来的关注和同情，居然超过了此前几十万人的死亡？
其实这样的事情很常见。据联合国提供的数字，现在全世界有6530万人流离失所，是史上最高的。但是又怎么样呢？6530万，这只不过是一个数字，我们没法想象这些人的痛苦。所以，这么庞大的悲惨事实，引不起我们做任何行动的兴趣。
为什么我们对一个人可以有巨大的同情心，但是对大规模的暴行和大众的苦难，反而无动于衷呢？
根据心理学家斯洛维奇的研究，这和人类大脑的一些机制有关。
第一个机制，叫“价值作用”（value function），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尼曼提出来的。就是说，在事物数量少的时候，细微的变化也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数量多了之后呢，巨大变化也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
比方说，你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这时候突然有了100块，那你会特别高兴。如果你账上有1万块，突然多了100块，你感觉就很平常。同样是多了100块，你的大脑的兴奋度差别很大。
在人命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惨剧波及的人越多，个体生命的价值越低。据说，斯大林说过这么一句话，“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数据。”
这个心理作用是如此明显。不仅是一个人和一百万人的对比是这样，甚至一个人和两个人也有重大区别。
有一个在瑞典做的心理学实验证明，当受害孩子是一个人的时候，人们的捐款意愿指数是24.9；当受害孩子是两个人的时候，捐款意愿指数下降到23.4；当受害孩子是8个人的时候，捐款意愿指数下降到21.3。受害者越多，我们的同情心就越少。
第二个心理机制，是行动无效错觉。什么意思？
就是当我们面对一大堆要救助的人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在做无用功，反正是杯水车薪，还不如干脆置之不理。心理学家也做了一个实验，给第一组的人看一个正在挨饿的女孩的照片，有一部分人伸出援手，给孩子捐款。
给第二组人看同样的女孩的照片，这个照片上只有一个区别，就是旁边加上了关于世界上有多少人正在挨饿的统计数据。结果，愿意帮助的人减少了一半。
当我们面对一个巨大压力的时候，往往会选择干脆回避。
还有第三个心理机制，和人的注意力有关，人会更加关注单体的东西。
比如，我让你想象一百块钱，你不会把它想象成100个1块硬币，你只会想成一张一百块钱的钞票。为什么？
因为单个物体更容易想象，也更容易建立联系。而面对很多人时，想要建立起情感上的联系就更难了。
说了这么多，就是让我们看到人类道德感和同情心当中的一个天然缺陷：本来一条命就是一条命的问题，很多条命就是很多倍的问题，每一条人命的价值都不应该被低估。
但是事实上，人命越多，危机越大，人类社会就越忽视它。
说到底，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是在小部落时代进化出来的，我们处理不了现代社会那么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问题。
我们之所以能建设起现代社会，是因为过去几百年，人类在政治、法律、市场各个方面，都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制度，它们就是为了协调大规模的陌生人协作的。
但是情感问题，道德问题，暂时我们还没找到制度性的解决方案，来适应这种全新的环境。
那怎么办？
一个办法是靠公益组织。他们其实在工作中，也“利用”了今天我们说的原理。比如，募集捐款的时候，他们会强调某个个人的具体悲惨遭遇，就像中国希望工程的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孩。但是在花钱的时候，再调动机构的理性，去尽可能救助大规模的人。
另一个办法，可能就得靠正在崛起的人工智能了。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位心理学家斯洛维奇，他就设想，人类未来有可能会把道德问题，救助穷人的问题，交给机器去处理。
你想，机器是执行程序的，一条命就是一条命的价值，它们不会犯我们人类道德直觉的错误。这种“人工道德”，也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这仅仅是一种设想，供你参考。
这个周末的罗胖精选，我们将会把收费专栏《吴军·硅谷来信》和《严伯钧·西方艺术课》的内容，周六周日各自选出一期，免费放送给你。咱们明天见。
本节目参考了文章《同情心为何会有局限？》，作者：Brian Resnick，译者：水自流，见于微信公众号：利维坦，原载于www.vo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