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李子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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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词，我们非常熟悉，叫“实事求是”。它本来是一个很古老的词，出自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个词沉寂了几千年，从四十年前开始，它突然成了高频词，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
在今天的人看来，实事求是好像并不难做到。无非就是摆脱空洞的意识形态争论，从现实目标出发，制定对策或政策，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这有啥？好像本来就应该如此。
但是，如果稍微拉开一点视野，你会发现，无论是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还是横向地观察当代各国，真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国家和政体，其实非常少见。
常见的是啥？是大多数社会，都被种种虚假和空泛的问题困扰，很难集中精力和资源去解决真实的、甚至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就拿现在的美国举例子。美国的制度现在很完善，但是美国的媒体和政客最经常讨论的话题是哪些？是该不该堕胎、该不该私人持有枪支、该不该有同性恋婚姻等等。
左派、右派、共和党、民主党的区别，主要就体现在这些问题上。我听有的政治学者说过，美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多数问题都已经达成了共识，只剩下这些问题可以争论了。
是这样吗？
这不符合常识啊。怎样改善美国明显落后的基础设施？怎样减少庞大的财政赤字？如何抑制强大的利益集团？怎样创造就业？等等
这些急需解决方案的问题，谁在讨论呢？所以，美国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没有政客愿意争论的问题。
这话怎么说？
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分歧、有争论。但争论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同解决方案之间的争论，另一种是不同价值判断之间的争论。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有裁判，会有结果；而后者没有裁判，也就没有结果。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争论——不同解决方案之间的争论。
它最大的特点是，争论会有结果。有了结果，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再有分歧和争论，大家的注意力就可以转向下一个问题了。社会就这样一步步前进。
比如咱们中国，2011年6月30日，京沪高铁开通，中国的高铁建设达到一个新高峰。但谁也没想到，还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7·23重大事故，人员死伤惨重。
虽然发生事故的不是高铁，是动车，但是那个阶段，舆论上对高铁本来就有种种争论和非议。事故发生以后，对高铁的质疑就更是空前高涨了。巨大压力之下，铁路部门只好宣布把高铁最高时速从350公里降到300公里。
问题来了：高铁到底是否安全？最高时速是否应该恢复到350公里？中国是否应该发展高铁？
这些争论，都是怎么解决的？就是实事求是地看现实。7·23事故以后，高铁至今没有再发生重大事故。在事实面前，人们对高铁安全性的质疑消失了。
2017年，铁路部门宣布高铁恢复350公里最高时速，几乎是水到渠成，社会各界一片欢迎。又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有了结果，这个问题上，从此不再有社会分歧和争论了。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问题一旦被解决，问题本身就会消失，这种情况很常见。很多曾经激烈争论、甚至各方争得脸红脖子粗的问题，经由事实的裁判，后来都有了明确的结论，包括：是否要放开土地承包权？是否要建设经济特区？是否允许外资进入中国？是否应该发展股票市场？是否应该允许企业破产？是否要加入世贸组织？等等。
正是在解决这一个个重大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深化，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我们每个人都深深地受益于此。这叫什么？这就叫实事求是。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争论，就是不同价值判断之间的争论。
这种争论，有两个特点。
第一，因为没有一个终极的裁判，所以永远争论不完。
比如，该不该允许堕胎的问题。只要宗教信仰不同，这个问题可以吵上一万年，也没有结论。
第二，这种问题，不需要你是专家，任何人都可以站队、表态。
比如同性恋婚姻问题，谁都可以有自己的一套观点，听起来肯定也都有道理。
那你说这种问题好不好？有一种人肯定说好，那就是政客。他们当然欢迎这样的问题啊，这样的话题天然地可以让每个人都参与，而且永远争论不完，方便他们做政治动员嘛。
听起来像说段子一样。要不是发生在眼前的事实，我们很难想象美国这样的大国，会举国上下激烈争论“应该有几种厕所”这样的问题。
2017年美国最热门的争论话题之一，是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稍有理智的美国人都会意识到，这个主题是多么荒谬。
美国自己曾经多年努力对前苏联搞和平演变，现在好了，它反过来像一个受害者一样，指责衰落的俄国操控美国大选。其实，有多少美国人真正相信俄国有这种能力呢？
但是请注意，这并不是不理性。在政治斗争中，这样的题材非常难得，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这种话题打击异己的力度。
当然，这并不只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问题，所有衰落的政治体系，都会落入到这样“价值判断”的陷阱里面。
比如，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也一再上演这样的戏码。
最典型的是明朝中后期。比如嘉靖皇帝时代的“大礼议”，说到底，争的就是一件事：到底是管皇帝的父亲是叫先皇还是“本生父”。从此开始，官员开始拉帮结派，党争愈演愈烈，成为明朝晚期政治中的死结。
当派别固化以后，后续争论的题材总是不难找的。到了之后的万历年间，就又有了所谓“明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我们以前节目也讲过这些故事。故事本身很有意思，里面的是非曲直、忠奸善恶，也确实很有看头。但问题是，只要稍稍从历史书中抬起头，抽身事外想一想，就会意识到这有多荒谬。
当时自然灾害、饥荒、农民造反、满洲的军事威胁等等，这些问题非常严重，但是政治运转就是无法回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官员们放着生死存亡的大事不顾，执着地争论宫廷案件。
这样的价值观争论，作家王小波曾经写过一段话：
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乘法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
这是那篇著名的文章《思维的乐趣》里的话。
今天说这个话题，其实是有一个感慨。这四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能够一直奉行“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多么难得的历史机缘。
在这个国家里，以前很难做到，在这个时代里，其他国家也很难做到。所谓国运昌隆，这就是其中之一吧。
一个国家，从上到下，都真心认同和支持“实事求是”，都在试图定义出真实的问题，然后想办法去解决，推进个人和公共事务的发展，实在是非常难得和宝贵的历史瞬间，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努力维护。
好，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