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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又重读了周其仁老师的一篇文章，说的是“教育券制度”，是怎么从美国传到中国的。虽然是十多年前的文章，但是今天重读，我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启发。
首先介绍一下“教育券”，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来的一项制度设计。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教育领域的购物卡或者代金券。
政府办教育，本来是要拨款给公立学校的。但是如果政府把这笔拨款，变成教育券，直接发放给学生。然后学生拿着教育券去选择学校，学校再拿着券去政府，兑换成相应的钱。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你想，原来公立学校是坐等政府拨款，旱涝保收。现在假如没人来上学，你就收不到教育券，也就没法向政府领钱。这就逼着学校不得不想办法，提高办学质量。
怎么样，这个制度是不是听起来不错？
不过，教育券之所以受到周其仁教授的关注，不光是因为它本身的设计，也出于另一件事。那就是2001年的时候，这项制度在太平洋的彼岸，中国——没错，我们国家，在浙江省的长兴县被成功实施了。
我们简单说一下事情的经过。2000年10月的时候，长兴县的教育局长去美国加州的一个小城市——罗斯密市考察。在这几天里，他总能看见罗斯密市的一个女官员，四处宣传一种叫做教育券的制度。他大概了解了一下，突然觉得，这个东西好啊。
要知道，长兴县是中国经济百强县，教育经费并不缺，它少的一种竞争机制，来激励大家，努力提高办学的积极性。要是把教育券引进来，学校之间有了竞争，积极性不就提高了么？
当然这只是问题之一，事实上这位教育局长还考虑了很多其它的问题，他发现教育券基本都能解决，哪哪都合适。而且就算哪里不妥，我们可以在执行的过程中再调整啊，总之，先干起来再说。
于是，这位教育局长兴奋的带着这套理论回到了长兴县。2001年的3月提出构想，5月上报教育厅，9月新生入学之前，教育券已经发到手里。而且针对长兴县的问题，教育券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至少在当时那几年，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听到这，你也许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领导，虚心学习，四处取经，然后推动改革的故事么？虽然让人钦佩，但好像也不算什么特别新鲜的事。
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深入这件事的背景，会发现它远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这位教育局长去考察的罗斯密市，自己从来就没执行过教育券制度。而且不光是罗斯密市，整个美国，都从来没有完全接受过教育券制度，只有零星的实验。从弗里德曼提出开始，一直到今天，教育券在美国本土都充满争议。
这件事说来话长。弗里德曼是一位贡献很大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的很多建议，比如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废除浮动汇率、把征兵改为志愿制等等，都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他提出的建议中唯独有两件事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是毒品合法化，第二个就是教育券。
争议大到什么程度？1999年的时候，有一份关于哥伦比亚特区的教育券法案，都已经通过了联邦会议，但是到了总统克林顿这个环节，直接把笔一扔，拒绝签字。更有甚者，比如佛罗里达州，索性宣判教育券是违反州宪法的，直接一棍子打死。
那美国人到底在争什么呢？我们来设想一下，假如有一家坏学校，招生广告做得特别好，但是拼命削减老师的质量和数量，那在短期内它是能骗到一大笔钱的。虽然这种模式长期是搞不下去的，这样的学校在竞争中会被淘汰。但是那批刚开始受骗上当的学生呢？他们是实实在地被耽误了。
一个人一生中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可逆的，任何人都承受不起这个代价。所以，自由市场竞争，进入教育领域，要慎之又慎。类似争论的话题还有很多，我们就不一一例举了。总之，教育券制度在美国已经提出了60多年，却始终得不到大范围实施。
像长兴县这样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教育券的发源地——美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说到这，你也许会问，这位长兴县的教育局长，是不是有点莽撞啊？难道他不知道，教育券在美国有那么大的争议吗？
你别说，刚开始他还真不知道。
关于这点，周其仁教授曾经当面和这位教育局长确认过细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他去罗斯密市的时候，正好赶上州里的大选。按照美国的传统，每逢大选，都会把所有需要全民公决的问题一起写在选票上，请大家一起投票表决，教育券恰好就在里面。前面提到的那位美国女官员就特别支持教育券，整天四处宣传它的优点。
结果听她宣传的人里，恰好就有这位长兴县的教育局长。你想啊，对面是一位教育券的死忠粉，你可能听到关于它的坏话么？听到的当然都是优点。
然后，没过几天，长兴县的教育局长就回国了，而且因为当时的互联网并不发达，所以他也不知道教育券最后在罗斯密市的结局。
事实上，投票当天，教育券获得的支持率还不到30%，直接被否掉了。
但就在几个月之后，在罗斯密本地被否掉的教育券，开始在遥远的东方，一个县城里开花结果。当然，其实长兴县搞的教育券也不是弗里德曼那种全面的教育券制度，而是针对民办学校、职业教育、贫困学生、农村技能培训等等，是有自己的重要制度创新的。
你看，这是一个多有意思的事。在中国第一个出台教育券制度的决策人，除了在罗斯密市听到的一点介绍之外，再也没有从任何渠道，接收过任何关于教育券的信息。他甚至不知道教育券是弗里德曼提出的，更不知道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学术议题。
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长兴县完成了一次制度创新。
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其实是想说知识传播的一个现象。任何一个知识，一个设想，一个创意，他在诞生的时候，是有自己的环境的。在它自己的坐标体系里，它有自己的初衷，有自己的约束条件，和自己的对立面。
但是只要这个知识被创造出来，它生根开花的地方，其实不必在它的原产地，完全可能是在另外一片土地。比如佛教，在它的发源地在印度，当时是很小的宗教流派，但是在中国却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知识在传播的过程中也难免被误解、被修饰，和创立者的初衷背离。但是那又怎样，知识一旦被创立出来，就有了自己的独立生命。更准确地说，是使用这个知识的人，在不断赋予它全新的生命。
其实读书也是这样。何帆老师讲，人分为两种，一种人读书叫“我注六经”，就是原原本本的学习书上的内容，围着前人的理论转。
而另一种人读书叫“六经注我”，也就是我不围着知识转，而是让知识为我所用。
一言以蔽之，知识本身不一定是力量，只有为你所用的知识才是力量。
既然说到何帆老师，我强烈推荐他的新专栏《何帆的北大读书俱乐部》，他将在一年的时间里，为你讲读300本好书，并且为你打通知识边界，建立起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新的知识体系。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咱们明天见。
本期节目参考文章：《长兴县教育券》，作者周其仁，见于其学术网站“真实世界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