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李子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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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聊聊社会精英这个话题。
“精英”这个词的英文是Elite，在西方文化里提到它，有两种意涵。
第一种，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那就是贵族的、聪明的、精华的、讲礼节的、有荣誉感的、贡献大的，总之是一堆好词，要不怎么大家都羡慕精英教育呢？
但是，在西方文化里，精英确实还有一点点的贬义。比如Elitism这个词，词根是精英Elite，但是变成了一种主张之后，就成了含有贬义的“精英统治”和“精英主义”，甚至是那种很讨厌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所以，“精英”这个词，在现代西方社会不是什么好词。
为啥呢？原因很简单，过去几百年西方社会的进步，基本上都是因为挣脱了精英统治。要知道，精英主义可是社会平民化、民主化的阻力啊。
拿英国来举两个例子：
话说，1455年至1485年间，英国爆发了所谓的“红白玫瑰战争”。听着挺浪漫，兰开斯特家族的族徽是红玫瑰，约克家族的族徽是白玫瑰，30年战争打下来，结果一点也不浪漫，两个大家族基本同归于尽。大量的贵族，要么死在战场上，要么被处决。
这是个悲剧吧？但是回头看这段历史，很多人认为，这是英国能够率先现代化、工业化的原因。这是精英阶层的不幸，但对于英国发展来说，反而是一件幸事，因为贵族死光了，平民就崛起了。
还有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量英国贵族参战。因为贵族讲究“尚武精神”，在战争中身先士卒，所以死亡率非常高，贵族比普通士兵的死亡率多一倍以上。比如伊顿公学就是贵族子弟学校，参战5679人，伤亡率高达45%。
那结果呢？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社会从一个贵族精英主导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平民社会。
所以，在西方社会，精英的没落和大众的崛起，是同一个过程。民主化就是挣脱精英阶层的束缚的结果，那“精英”这个词，当然也就难免被污名化。
但是，中国社会不同。在中文中，“精英”就是泛指各种优中选优的好东西，没有什么贬义。
为什么？因为中国社会的去贵族化，或者说平民化的进程，在宋代就已经完成了。宋朝之前的社会，贵族、豪强还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从宋代开始，中国社会的基本状态，就已经是平民社会。这个时候，精英反而成为社会的顶梁柱和粘结剂。
当然，咱们中国人不太说“精英”这个词，最接近这个含义的人群，应该是“士绅阶层”。他们首先是士大夫，在地方上有势力、有名望，这样的人才叫士绅。
这样的精英人士，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非常大。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中说：士绅在君主和民众之间起到了调节缓冲的作用。一方面，他们约束君主，另一方面教化民众，而且自己还要作出表率。有了他们，社会秩序才能维持，士、农、工、商才能安居乐业。
所以，在地方上，士绅和地方官基本可以平起平坐，也通常可以享受礼节上和税收减免等很多优待。但是，有权就有责任，地方上的很多事务，他们也必须牵头负责，从修桥铺路到怜贫恤老，从主持公道到主办庆典。这是一个权力很大，责任也很重的角色。
当年我当记者的时候，到偏远山村去采访。
既然中央来记者了，村里出面接待的，除了村干部之外，就是家族长老，另外还有就是村里小学的校长。你会发现，在饭桌上，这个校长会受到格外的尊敬，他的发言权也很大，这种人其实就是中国士绅文化传统在当代的遗留。所以，精英是中国社会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但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有两次精英的大退步。
一次是太平天国时期，清代朝廷因为要筹集军费和军队，所以大幅放宽了捐纳出身的人。也就是不通过科举考试，只要交钱也可以当官的人。这些人当然也就混进了士绅的队伍。中国精英阶层的质量发生了一次滑坡。
再有一次，就更严重了。
1905年清廷废除了科举，这本来也是大势所趋，是一件好事，但是有两个后果没有料到。第一，原来科举制的时候，真正能考取的人很少，在乡下埋头苦读的下层士绅那可是很多，他们才是士绅集团的主体。科举一废，这些人就没有出路了，人生的意义一下子被抽空了。
还有一点，新办的新式学堂一般都在城里，无论是到城里上学，还是去海外留学，这就必须是有钱人家才能做到的，穷秀才们只能望洋兴叹。
这都导致清末民初的时候，农村中士绅、精英群体数量和质量上的下降，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的所谓土豪劣绅，社会大幅度堕落。
这是废除科举的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
关于西方和中国的精英分子，我们再来总结对比一下：
西方精英人物，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传统，他们的行为方式，是做最好的自己，努力奋斗、建功立业，在道德上做好表率，积极参与政治，他们回馈社会的方式，基本就是纳税和捐款，是用金钱的方式来实现的。
而中国社会对精英人物的要求就要高得多。
在中国文化里，不会因为某人仅仅很有钱，就认为他是社会精英。要想成为精英，甚至大笔大笔地捐钱也还不够，你还要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
这个角色有点像传统大家庭中的长子，你混得好，不仅要拿出钱来孝敬父母，补贴家用，还要对弟妹、子侄承担起教育、提携和帮他们成家立业的责任。
在中国现代史上，就有这样一个典型：张謇。
张謇可是个大人物，1894年的状元，他创办的大生纱厂，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一个奇迹，1919年，盈利更是达到380万两。高峰时，大生纱厂持有现金两三千万，简直富可敌国，在政、商两界都有很多成就。
但是真正把这个人写入历史的，是他对自己家乡江苏南通的贡献。他基本上是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南通城的现代化建设，打造基础设施、打造产业体系、办公园、办学校、办交通。
他为这座城市做的事，远远超过了慈善公益的范畴，而是以主人翁的态度，全身心的投入到公共事务里面。
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其实是要重新审视精英人群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将近四十年，贫困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大量的富人阶层开始出现。他们拥有的财富总量已经不比西方精英阶层差了。历史走到这个关头，很多中国文化的固有基因也开始表达出来。
文化这个东西，有很强的基因遗传能力。中国传统的士绅阶层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在文化观念上，中国人对于精英人物的看法和要求，是有连贯性的。
当年邓小平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别忘了还有后半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过去，我们以为，这只是一个不希望贫富分化加剧的政治愿望。现在看来，这正是中国传统对社会精英要求的当代表达，这是中国富人在未来面对的一个刚性的文化要求。
请注意，我今天说这个话题，没有任何号召的意思，它只是一个判断。家国一体的文化，传统儒家心怀天下的理想人格，中国老百姓对于富人和精英阶层的特殊要求，都决定了未来的中国富人比西方富人更不好当。
不仅要纳税，不仅要捐钱，不仅要自己在生活方式上是人格表率，还要能够切实担负起大家庭长子的责任。
这就是中国未来精英的模样，或者说是中国文化要求他成为的模样。
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