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李子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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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们说到，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的历史，很多现象你会读出不同的东西。
今天我们就再来聊一件事儿：郑成功收复台湾。
这件事，我们从小就熟悉。为什么？收复台湾嘛，那是我们这几代中国人的心头大愿啊。就像抗战的时候，岳飞抗金的故事深入人心，这是一个道理。所以，郑成功的故事，我们是在这种祖国统一的框架下理解的。一直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但是，最近读了一些资料，你会发现，如果站在全球历史的框架下，它的意义是不同的。
先说一下这个过程：1661年，郑成功亲率两万五千名部下，分乘百艘战船，从福建金门出发，攻打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开战后，郑成功的军队先是击沉了荷兰人的主力战舰，然后把荷兰人的岸上据点团团围困起来。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662年2月，荷兰殖民者走投无路，眼看救兵没来，宣布投降。这场战争既收复了宝岛台湾，也结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台湾的经营。
这个故事很熟悉吧？但是请注意，这是什么时候啊？17世纪啊。郑成功的对手是谁啊？荷兰啊。这个时候的荷兰是谁啊？全球海上霸主啊。17世纪的荷兰号称“海上马车夫”嘛。
当时的荷兰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最鼎盛时期，荷兰的海军舰队几乎超过了英法两国海军的1倍。在爪哇和马六甲海峡，荷兰舰队两次打败葡萄牙舰队，垄断了东方贸易。在美洲，荷兰把持了西北非洲与美洲之间的贸易，当时的纽约，叫新阿姆斯特丹，那是荷兰人的。在非洲，荷兰在东西方交通的咽喉，南非的好望角，修筑要塞、营建殖民地。那是一时无两的海上强权。
后来，英国从海上，法国从陆地上，两国夹击，经过多次战争，才把荷兰的海洋霸权打掉。这么一个在全世界海洋称王称霸的厉害角色，在鼎盛时期，却被中国的郑成功打得大败。你不觉得这当中有什么事得说道说道？
你可能会说，这还不简单？中国离得近啊，有地理上的优势啊。确实有这个因素。不过咱们也得说，海洋战争和陆地战争不同。地理优势不是关键性的。要想打胜仗，还是实力的硬碰硬。那郑成功怎么会有这么硬的实力呢？咱们不是一个农耕文明、大陆国家嘛？我们当时在海上怎么那么厉害呢？
这就要说到郑成功到底是谁了，郑成功的军队到底是什么底子了。
很抱歉，说两个字。简单说，海盗，准确地说，是有政府授权的海盗。这不是在侮辱先烈啊。我们来看看这支力量是怎么来的。
过去我们对于明朝和海洋的关系，有一个误解。觉得郑和下西洋之后，就开始彻底锁国，所谓“片板不许下海”。确实有这个阶段，因为倭寇在沿海的骚扰很厉害。但是到了嘉靖年间，打击倭寇很有效。就有人建议放开海禁。1566年，隆庆皇帝继位，就放开了海禁，这就是所谓“隆庆开海”，在福建漳州设立了港口，允许民间展开海外贸易。
政府的管制一旦放开，民间的活力就会有自己发展的逻辑。什么逻辑？海洋逻辑。这个逻辑，东方西方都是一样的。海洋天然是贸易场，也天然是角斗场。海洋商人同时往往也是海盗。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这样的人。
郑芝龙祖籍河南，出生在福建，起家在日本，发迹在台湾。入过天主教，娶了日本媳妇田川氏。没错。郑成功的母亲，就是这位日本人田川氏。
从这份简单的履历表你就可以看出来，郑芝龙是当时的典型有国际视野的人。
那他的事业发展得怎么样呢？过程就不细说了。他鼎盛时期，成为整个华东和华南的唯一海上强权，军队20万人，包括汉人、日本人、朝鲜人、东南亚人，非洲黑人等各色人种，船队的规模超过3000艘，通商范围，从日本到马六甲，就是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经过他控制的海域的所有商船，都要给他交保护费，否则就要被抢。所以，郑芝龙又富可敌国。
那这样一个海盗海商集团和明朝政府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刚开始当然是有冲突。但是很快，就形成了联盟关系。表面上，郑芝龙是明朝的高级武官，具体官职叫“海防游击”“五虎游击将军”。后来南明弘光朝的时候，还被封为伯爵，主管福建的军事。
既然郑芝龙又是海商，又是海盗，还是朝廷的命官，那他于公于私，都要担负起这片海域的安全的责任。那挑战这个安全的是谁？就是那个时代全球最强大的荷兰海军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从1633年开始，郑芝龙在金门海战中击溃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此后的大概 30年间，荷兰人其实一直是郑氏海商集团的手下败将。大大小小多次战斗，几乎没有讨过便宜。所以，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赶走荷兰人，这是一个正常的结果。荷兰从来都打不赢中国人，在海上，在中国这片海域。
说到这儿，你联想到什么人没有？对，在英国崛起的历史上，在英国的大航海时代，几乎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故事，就是德雷克。他既是海洋探险家，也是商人，还是海盗，他还是英国女王亲封的英格兰勋爵，手里还拿着私掠许可证，就是奉旨当海盗。他的人生巅峰是1588年，参与英国国家舰队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这个时间，距离郑芝龙打败荷兰舰队不过相差45年。他们几乎是一代人。
说到这儿，你会发现，海洋秩序、海洋强权自有它的规律。它不仅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也不仅要求一个有野蛮精神的冒险家，最后发育出来的，其实是同一个形态的东西，那就是官、商、民甚至是盗，整合起来的一种适应海洋的组织。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东亚。这样的组织，不仅在欧洲历史上成功过，在中国历史也也成功过。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大陆文明啊，对于海洋真有那么大的需求吗？或者，海洋对它真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有啊。
我们就说一点。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从明朝开始，才把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但是，中国本土的白银矿藏并不丰富，白银成了主要货币，肯定是从海外输入的。什么时候？明朝的中后期。输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来自两个地方：日本和美洲的墨西哥。墨西哥当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人打通了从墨西哥到菲律宾的航线，把大量墨西哥银元运到菲律宾，在这里和中国海商做交易。中国海商可不就是郑芝龙这一帮人么？西班牙人拿走各种货物，中国海商则往中国运回大量银元。
有学者研究统计的数字是：整个明朝，从菲律宾，也就是从墨西哥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超过7500万元。
你想，中国这么大国家，主要流通货币，居然是靠海外、靠贸易输入，你就说这个国际贸易量有多大吧。贸易量大到这种程度，海洋对于中国的影响能不大么？
昨天我们说到，人类历史发展，不仅有各个文明的独自轨迹，也有全球步调一致的“共时性”。今天和您聊的这个话题，其实也是一个例证。
想当年，当整个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东西两大文明适应这个时代，发育出来的组织样式，力量大小，其实是差不多的。中国曾经和世界最强者并驾齐驱、不分上下，甚至占有上风。中国在历史上并不是大航海时代的缺席者，中国曾经是东亚海洋博弈的深度参与者，甚至可以说是主导者。
只不过，短短这段历史，被我们用其他逻辑的叙事掩盖了而已。没有成为中国延续下来的传统。
郑成功收复台湾，这不仅是一个祖国统一的团圆故事。它还是一段中国人向海洋出发，参与全球博弈，但是很可惜，被中断的序曲。
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罗辑思维，明天见。
参考书目：
《世界大变迁视角下的明代中国》，赵轶峰（主编） / 万明（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