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李子旸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有一个话题，在可见的将来一定会越来越热，就是：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怎么才能快速提高？
过去，讨论这个话题，通常集中在科技的供给侧，怎么提高研发投入、怎么重视科技人才、怎么把科研成果搞得多多的。但是科技也是个市场。它也有需求侧。但是这个方面很少见到有人讨论。
好在过去中国40年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刚开始并不是一个科技强国，但是因为经济和人口规模太大了，是一个科技需求大国。结果呢，通讯、互联网，只要是中国需求旺盛的领域，40年下来我们的科技实力并不差。这说明科技需求这反过来，也能倒逼科技水平的发展。
那问题就来了，在一定的人口和市场规模下，怎么能进一步提高科技的需求呢？
今天我们来说一件往事，一件发生在中国的科技往事。这是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事。
电报，是1844年由美国人莫尔斯发明的。在美国一旦看到电报能实用了，美国社会马上就是一片欢呼。
太好了！美国领土广阔啊，互相联系困难啊。有了电报，美国就会变成一个统一大市场啊。全美国的商人们都看到了这其中的机会。所以美国的电报线路建设，马上就大干快上，普及开来了。
你看，对于电报这项新技术，美国社会做好了需求上的准备。所以发展得就快。
但是中国呢？中国第一条真正有实用意义的电报线——津沪线，是在1882年初才正式建成投入使用的。中间相差了将近40年。对新技术，这个反应速度，也是太迟钝了。
那为啥呢？过去我们看到的材料，都是说当时中国清朝政府愚昧落后。
但是你不觉得这有点奇怪吗？只要是对打仗有用的技术，清政府从来都大力引进，积极使用。买军舰、买大炮、建兵工厂、造洋枪洋炮。清政府从来不遗余力，看不出有什么“愚昧”。电报对于打仗当然有用，对于沟通信息，强化指挥，能起的作用太大了。同样是新技术，为什么清政府对电报就那么缺乏热情呢？
这就得从当时的国家的信息传递结构说起了。
没有电报之前，清政府用的是驿站系统来传递信息。这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老手艺，从秦始皇的时候就有。这是个庞大的系统，在国家政治中非常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清朝的年财政收入很长时间是白银5千万两左右。维护驿递的经费这一项就要用去3百万两，占6%；要知道，这可比现在中国国防预算的比例还高。
这个系统的信息效率当然和电报没法比。从广州发往北京的公文，正常情况下需要30-35天。“五百里加急”也需要16-19天。更急的六百里、八百里加急，有可能把马跑死，损失太大，轻易不会用。但就算用上，也要十多天才行。
但是，你别光看驿站系统的缺点，它也有好处。那就是信息传递是可控制的。
在清朝，驿站系统属于兵部，是军国大事的一部分，管理非常非常严格。为了保证公文传递的机密性，从包裹、封钉、交寄、转发、签收到核查，都有详细的程序规定和追查制度。“擅敢拆动以至泄露者，无论官兵马夫，均按军法从事。”就算是包装不严，出现“霉湿破损”这样的意外失误，也要逐级追查惩罚。
所以你看，驿站系统虽然慢，但是靠谱。尤其是在中央政府看来，信息在这个渠道内顺利传递，不会丢失，不会泄露，不会延迟。信息传递的全过程都处于严密控制之下。
但是，用电报呢？这个新技术一旦用上，驿站系统肯定就废了。那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当时的人想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明白的。那就是：这个新的信息技术不掌握在自己手里，洋鬼子会耍什么花招，清政府心里是完全没底的。
事实上，就算是40年后李鸿章修建的津沪线，也是小心提防洋人的。
比如，建设津沪电报线的时候，就特意选择了一家丹麦的电报公司。李鸿章在奏折里说：丹麦是小国，小国商人比较听话，容易为我所用。这哪是愚昧啊，这分明是精明啊。
还有一点很奇怪。
津沪线的南端是上海，很好理解，当时上海是多条国际电报线在中国的登陆口。可北端为什么放在天津而不是直接放在北京呢？
原因在于，电报发到天津以后，可以切换一个传递系统，通过原有的驿递系统送到北京。这样，就不必打乱原来公文到北京的种种制度安排。别以为这是个小问题。公文送到北京以后，如何和各个衙门衔接，按怎样的程序接收，哪个先送哪个后送，其中种种的手续和环节，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为啥？因为信息秩序，其实就是政治秩序。信息中心，其实就是权力中心。
举个后来的例子，你就明白了。
庚子事变，就是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北方的电报线路很多被义和团破坏了。北京朝廷对外的通信联系变得很费劲。逃到西安的慈禧天天等电报等到心焦，但南方的电报线没有被破坏，南方各省之间的电报联系却畅通无阻。
结果，在上海控制电报局的盛宣怀，实际上成了西安、北京各省驻外公使之间的总枢纽。他可以决定先发哪个电报，后发哪个电报，哪个电报扣几天，甚至扣下不发，把电报抄送给谁不抄送给谁。控制了信息，就控制了权力。盛宣怀当时几乎成了临时执政。北京和慈禧太后所在的西安，都不是信息中心。
这下你就理解了李鸿章的苦心，为什么要把这段电报线的北端设在天津而不是北京了。这个方案，既利用了电报的速度，又兼顾了原来的信息系统和政治系统。
当然了，不管李鸿章这一代人对电报有多警惕，有多少聪明的防范措施，新技术的扩散还是一定会发生。
果然，后来发生的事情，既证实了清政府原来的担心，又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你感受一下这个始料未及的变化。那就是电报出现之后，奏折这玩意变了。
没有电报之前，大臣奏事，都是写奏折。曾国藩李鸿章都是奏折高手。他们写的奏折，论证有力，条理清晰，说服力很强，对他们事业的成功，作用很大。
但是到了电报时代，这种洋洋洒洒的奏折可就没法写了。电报是按字计费的。就算是地方大员，打电报时也会自觉一点，尽量言简意赅。更重要的是，原来写奏折是有规矩的。纸张大小、每页行数、每行字数、字幅大小、写到皇帝要另起一行等等礼法规定。一种国家的礼法对它的政治制度是有维护作用的，但是到了电报时代就都荡然无存了。
这可不是个技术问题。这意味着一整套君臣尊卑礼制的断裂。电报保留了奏折信息传递的功能，但更重要的礼法方面的功能，再也没有了。这对清政府的体制，当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冲击。
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其实是想说，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其实是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研发、人才，这是供给方面的制约。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需求方面的制约，就是社会结构，传统观念。谁的历史包袱少，谁的社会结构更开放，谁对新科技的需求就更容易被释放出来，科技水平的发展就越快。
你发现没有？今天的中国和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正好相反，在需求这个方面，恰恰是给了我们中国科技崛起的信心。
你发现没有？一种新技术出来，不管是电子支付，还是人工智能、5g还是什么区块链，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往往是表现出最大热情的国家，也是应用速度最快的国家。
请注意，这不仅是一个态度问题，这也在说明，我们的社会结构和观念状态，在需求这一侧，已经为国家科技起飞做好了准备。这就像是在电报时代，美国当时的社会结构和观念状态，为那一代的科技做好了准备，是一样的。
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句话，今天的中国人，会领会得更加深刻。
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罗辑思维，明天见。
参考文献：
《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1860-1911）》，孙藜，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