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接下来，就该是许知远老师回答我的问题了。他才是今天的主角。
振宇说的这些我挺感动的，外界一直有很多误解，以为我俩之间是直接冲突的关系，其实这几年他对我的改变很多，我经常会跟朋友谈起他，（他）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先讲讲我的感受吧，站到这儿的时候会想起很多往事。
我记得在2016年的5月中旬，《十三邀》第一季第一期播出来的时候，我在悉尼参加一个国际文学节，那时候我更强调自己是一个作家的身份，是一个非常勉为其难的创业者，至于做《十三邀》的视频，对于我来说，真的是被李伦和王宁连哄带骗进入这个领域的。
我在悉尼的时候，刚刚做了几个talk，比如关于中国的未来是怎么样的。2015年的时候，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有着非常直接的冲击，在墨尔本、在悉尼、在奥克兰，你会感觉到中国的兴起对整个世界带来的观感上的改变、话语的改变，他们非常惊奇于这个国家在过去三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对自身的解释如此之少；而他们又是怎么理解中国冲击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我也很好奇。
当他们碰到我的时候，大概因为他们很少能碰到一个直接用英文跟他们交流中国和世界关系的作家，所以我们讨论了很多这样的事情。那时候我的偶像朱利安·巴恩斯也在，他写了《福楼拜的鹦鹉》；一个写过很多非常棒的小说的英国作家，当我和朋友喝酒的时候，他正从眼前穿过；还有托马斯·基尼利，他是《辛德勒名单》的作者，也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一位文化学者，写过非常多的关于澳大利亚的历史作品，这样一位老先生也从我眼前走过。那个时候，我觉得那样的一个世界，可能是我真正渴望的世界，是我最向往的一个世界。
就在那种（美妙的）情况发生的过程之中，这个节目开始播出了，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节目会把我引向哪里，我也不知道它会是一件暂时做完、停一停，然后接下来还会做的事情。但我当时印象很深的是，我跟罗振宇第一次见面时的那次谈话，从某种意义上把我从我原来深信的对书本的迷恋拽入到了中国社会的语境之中。他讲起他在芜湖的时候，一个少年人的挣扎，他到北京之后上学、工作，他经历的一道道坎。这一切的经历，都是非常微观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经验，对我来说挺陌生的。
如果说五年来我有什么变化，那个时候我是一个非常迷恋观念的人，而这种观念是一套相对单一的存在于书本知识的观念，但现在我变成了更愿意把这种观念镶嵌在具体语境中看待的这么一个人。
我本质上是很善良的一个人，或者有empathy（共情），共情首先需要理解，这样才会真正共情，否则就不是真实的共情，是一种虚伪式的共情。过去五年我真正的一个变化，是依靠这个节目进入了全新的领域。我从一个对书本高度迷恋的人，转变为对更多领域产生兴趣的一个人。比如我突然发现做演员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以前对演员充满了偏见，我觉得他们缺乏智识上的挑战。但当你真的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尤其是杰出的演员，那种可以体会另一个人的灵魂的演员——靠三个月的训练就能进入另一个人的内心，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我在最初见振宇的时候，我那么讨厌表演，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表演充满了虚假。但后来我发现，在这样一个剧场之中，在面对观众的时刻，很多时候，表演反而是一种更诚实的真实，它脱去了你身上的很多东西，它使你变得更直接。
五年前的我也对娱乐充满了怀疑，我觉得不就是制造笑声嘛，重要吗？但我现在变了，我再访谈李诞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制造欢笑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都充满了挫败，充满了挑战。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我非常爱的一个日本思想家，叫鹤见俊辅，他写的《战争时期精神史》中有一个片段，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整个东京的居民生活在强烈的压抑和焦躁之中，他们食物不足，精神高度受压，看不到日本未来的前途。但当他们来到浅草的歌舞伎厅、小剧院的时候，那两个小时的时光，让他们爆发出笑声。而这些笑声可能会支撑他们未来几周、几个月的生活，这些笑声就是一种胶囊，储存了他们新的希望能量的胶囊，帮助他们渡过了眼前的难关。
包括创业，我对创业以前也充满了偏见，某种意义上我对所有流行的东西都充满了偏见，所以我当时非常不情愿说自己是一个创业者，我只能说自己是一个勉强的创业者。但后来我意识到，一个人寻找到某种创造性的方式来自我谋生，而且帮助、连接了一群人实现某种目标，这本身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创业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我原来不屑的一些东西，比如基本的规则、组织内部的理性化、寻求效率等，（我现在认识到）如果没有这些做基础，所有的发散性（思维）会变得如此之混乱，它变不成我需要的那种即刻的创造力。这些都属于我内心发生的各种变化。
过去五年间，某种意义上我很感谢《十三邀》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从振宇开始的，它让我对世界产生了一种更强的介入感。虽然我以前做了很多年的记者，也是在试图介入到这个世界之中，但是这个节目给了我更充分的方式去介入，而且是跟每个不同领域的人对话，进行一场相对更漫长的交流。而在每一季不停的过程中，我一开始曾觉得这个访谈节目不就是谈话嘛，我们谈完三四小时就结束了，但做到第五季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谈话变得不重要了，我需要进入他们的生活。比如我们做了一期王宝强的节目，刚刚从象山影视城回来。王宝强在二十年前一直是一个挣扎着的群众演员，后来他获得了机会演《盲井》，再到演《天下无贼》，一步步获得新的机会，他变得不像一个演员了，更像某种意义上的一位民间英雄，因为他代表了很多正在挣扎的奋斗的年轻人。
所以我做这期节目时，真的当了一天的群众演员，跟来自不同地方的年轻人一起，有武汉的、河北的……这些不同地方的年轻人，他们辛苦一天时间当群众演员，也不知道最后是不是会被剪掉，而我也不知道我出演的片段会不会被剪掉。但他们依旧在讲述他们的梦想，其中有一个小伙子跟我说，“宝强来自河北的邢台，我是邯郸的，我们很近，我们都是河北的”；旁边湖北的也说，“我以前做过保安，做过网管，做过很多，我特别想有这个机会来演”。其中充满了非常多的荒诞，但里面的梦是那么真实，而且这一个个小小的梦在驱动这个社会发生变化。我会意识到，我只是出于幸运，才不需要在这里挣扎，但我对他们的生活真的理解吗？我想去理解吗？这让我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同时，这个节目也让我有了新的确认。的的确确，我碰到项飙的时候更开心，跟许倬云、西川、陈嘉映坐在一起的时候更欢畅。我们可以更宽阔地去理解世界的丰富性，接受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但同时，每个人也要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确认的是什么。对我来说，就是看起来正在式微的人文主义，它本质上是如此之有力量，虽然在一些时刻暂时被低估了，暂时被遗忘了，暂时被遮蔽了，但一想到我们的整个历史，我们的所有变化，不都是那些暂时被遮蔽的声音逐渐被倾听到的过程吗？它变得越来越大，开始改变固有的模式和声音，变成一个更强的声音，然后它再僵化，又有新的东西慢慢取代它。当我们的社会更多样、更多元的时候，有不同的声音在竞争，彼此竞争的每种声音都会变得更强有力、更清晰。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变得更清晰起来了。挽歌其实代表了一种可能。我们为什么喜欢未来，未来是对此刻的某种救赎，不仅是现在这般的生活，而且有另一种可能在等待你。过去其实也是一种可能，当我们读到“五四”的故事时，胡适之、陈独秀他们的生活，那样的知识分子曾经扮演过那样的角色，他们并不是眼前的角色，他们拥有另一种可能性，所以我们所有的人不都是在寻找自己新的可能性吗？
所以，这五年时间对我来说，一方面让我变得更宽容，逐渐放松下来，但另一方面可能还不够放松。但它让我更确认的是，2016年我在悉尼参加文化节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和世界是一个关系；到2020年，一个更加速变化的世界，更令我瞠目结舌的世界（来到了）。可能振宇觉得这个世界的变化跟他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他需要抓住眼前的事情，这的确没有错。但对我来说，这所有的变化都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入我的内心。当我看到世界变得越来越封闭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很焦灼的，我希望做一些更开放的事情来应对它；当我看到社会因封闭产生的部落式的纷争、猜忌、怀疑、不信任的时候，它激起了我更强烈的一种使命和欲望，我们能不能做一些更温暖、连接、开放的事情呢？
这些巨大的变化也激起我在整个疫情期间，试图去读所有过去想读但没有读完的作品，去读苏珊·桑塔格，去读加缪，去读所有那些文学作品中过去的人是怎么面对危机的，他们是怎么面对一种新的可能的，他们是怎么在无奈之中寻找希望的。
这一层一层都在发生，可能这个发生尚没有到来或出现。遗忘当然是我们自我保护的一个重要方式，但其实做到真正的遗忘，比我们想象的困难。我印象很深的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在读关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历史，它提到在当时的世界中，西班牙的流感很少被同时代的作家所描述，可能有一两部重要的小说描绘了这件事情，但那些最重要的作家都没有写。但是在几年之后，西班牙大流感带来的影响，包括在“一战”时，因为流感而死的人（比战争）数量上更多，那些死亡开始缓慢地进入到这些创作者的内心，艾略特的《荒原》，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首长诗，就跟他看到的周边流感不断带来的死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看到的那些所谓的二十年代的困惑，年轻人的困惑、焦灼，除了“一战”的阴影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西班牙流感的阴影，它进入了现代作家的内心，在潜伏了若干年之后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出来。
我在想，我们遇到这一切该怎么表达呢？我们之前的几代人遇到过很多社会动荡和混乱。我们父辈那代人的经历在我们身上也有表达——我们变得功利，如此之功利，因为此刻和未来都是非常不确定的，必须抓住能抓住的东西。我们也如此的实用主义，高度现实，因为我们看到那些更高尚、更缥缈，或者更不可测的力量被摧毁了。它们带来的是不幸，它们没有带来尊严或者绽放。我们是不是为了生存，就变得要回避这些情感和价值，变得更实用？所有这些都在我们身上流露出来。
然后我们对别人流露出下意识的残酷，正在发生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残酷。我们对别人如此，别人对我们肯定也会这样的。我们对陌生的人残酷，缺乏温暖，因为我们成长过程中看到了这么多的残酷，它日积月累沉淀在我们的生活里，都内化为我们的一部分。
我们甚至想忘记世界，世界那么强烈地影响着我们，为什么试图忘记呢？大家都在讲“内卷”，是因为某种意义上我们对世界的探索没有真正展开，而且外部世界意味着某种危险，某种威胁。我们没有客观地、公平地描述我们跟世界之间一直存在的密切的关联、彼此的需要，我们描述的是一个零和的游戏——我们得到了，他们就会失去，我们失去，他们就会得到。但世界不是这样运转的，这从来都是一个互相分配、互相启发、互相给予温暖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互相敌视的过程。
如果要说这五年里我发生的变化，就是我的内心进入了更丰富的层次，一些东西变得更确定、更具体；但同时我觉得如果说时间给了我什么，我变得非常理解那种焦灼，它给我带来一种新的镇定。
我写了《梁启超传》的第一卷之后，接着写第二卷，等我写到第三卷的时候我大概要到五十岁左右了。它帮我度过时光，同时我也想用未来二三十年的时间来处理我对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解。从十九世纪初到现在这两百年间的历程，我希望找到一个历史坐标来描述它，而且是一种在某种意义上富有英雄主义式的描述，尝试通过一个人的方式，去重新理解自己国家发生的一个巨大的转变，带着鲜明的自己这代人的痕迹和特性来看待这些变化。
我想做《十三邀》这个节目，对我来说它能丰富我对时间、空间、不同人群的理解，并最终真正驱动我的写作。我书写完梁启超后，要去书写李鸿章，然后可能是林语堂，完成的是整个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转型，最后进入二十一世纪，我怎么看待这两个世纪的变化。
我现在特别想锻炼身体，需要保持健康，因为我需要四十年时间完成这件事情，中间还要杂七杂八地干很多别的事情。当我在两年前想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获得了一种新的释然，特别强的释然，而且获得了一种对生活的珍惜，我一定要珍惜我的身体，珍惜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很多东西是超越自我存在的，我是为了超越自我那个东西而存在。
文化不断地在传递，每个人都成为一块垫脚石，我们都是一支在燃烧的蜡烛，把光明传给下一个人。这不是为了自我实现而存在，如果这件事情完全是为了自我实现而存在，那么它就缺乏对我的驱动力。虚荣当然是自我驱动的一部分原因，但虚荣提供的东西太短暂了，只有投身于超越自我的事情、遗忘自我的事情，对我来说才充满真正的吸引力。做《十三邀》这个节目时，我在跟每位嘉宾相处三个小时或者八个小时的过程中，是我高度遗忘自我的；进入别人生活的那一刻，是我非常幸福的时刻，那一刻自我消失了。
谦逊仍然是美德吗？我确实很少想这个问题，因为我跟李伦老师，包括跟我的搭档，是有一套参照系统的。我喜欢克莱夫·詹姆斯，一个常年在BBC做节目的澳大利亚人；他还是个诗人，见过很多奇怪的人，也做过很多电视节目，写过很多书，最近国内出了他的一本书叫《文化失忆》。他的头脑中像是有一堆才子在吵架，他非常有能量，但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被高度低估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太有公众名声了，他进入了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的人都低估了他的重要性。
我喜欢的另一个人是斯蒂芬·弗莱。他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剑桥特别搞笑，我2009年在剑桥时正值八百年校庆，他们评选出建校以来最重要的十名剑桥毕业生，牛顿、达尔文、凯恩斯都名列其中。第八名是斯蒂芬·弗莱，尚且在世，而且是整天在电视上活跃的一个人。他会特别生动地探讨各种各样的东西，做各种各样的节目、纪录片，带着大家进入各种各样的领域。比如他突然想知道有钱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就跟一些有钱人在一起做了一个专题片。他小时候特别迷瓦格纳，所以想去追寻一下瓦格纳。因为他是同性恋，对同性恋的身份很困扰，就去全世界探访不同的地方对同性恋的态度是什么。他会做非常非常多的尝试，你觉得他的人生仿佛在做一个永不停歇的实验，把自己作为方法，他用自身的方式不断地介入他感兴趣的领域和议题。这也是我真正的梦想。我特别希望用这种方式做节目，它是非常介入式的，会进入人的生活，这是我最渴望的。
书店像婚姻，它勉强却无法回绝，因为是共存嘛；写书是爱人，它理解你，你也理解它，你们非常融洽，偶尔都会对彼此烦恼、愤怒；《十三邀》是情人，你可以非常即兴地进入别人的生活。跳探戈就有点像做《十三邀》的感觉，带着即兴的神情，两个人在舞台上走过来看着彼此，突然就抱在一起了，而且是闭合式的拥抱，贴得非常紧，因为肢体接触是非常直接的，对你内心的触动也是很直接的，但是跳完这曲舞之后就分开了，像非常即兴的一个恋情，它是很动人的。
我觉得振宇是一个挺好的创业者。我觉得只有高度的纪律性、组织性和想象力相结合，才能构成一个好的创业者。我总有过分发散的想象力，现在比五年前好多了，但组织性还相对缺乏。我其实明显感觉到我身上的进步，确实比认识振宇的时候对组织性的理解加深了很多。
我觉得我现在对公司的理解，差不多达到了振宇在2014年对组织理解的水平，终于意识到会员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书店在做大量的NGO干的事情，大家也别误会我们书店，其实我们一直是盈利的，只是很少而已，我多喝两杯酒可能利润就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年会拿出一些钱来支持年轻的作者、创作者去周游世界。我们不求回报，你给出一个选题，说要去雅加达研究当地华人社会的历史，给我们写一个东西，写完之后我们觉得可以，就给你一些钱。我们每年会资助五到六个年轻人周游世界。
我们还会资助年轻的翻译家，因为翻译在中国是一个高度被低估的事情。我们做大量的公益性的活动，因为我们对知识本身是有强烈信念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是开放的，知识有它的独立性，不应该被驯服。我们现在开始做一点“胶囊”，但真是不太会做，每次做得都不太好。我理解这个“胶囊”是重要的，但本质上，我们公司的气氛更像大学一点，这个大学不是现在的大学，而是二三十年的大学，所以我们在探索一条介于纯粹的商业公司和具有强烈社会抱负的一个NGO之间的中间地带，我们在摸索，这个摸索的路，我们今天已经走了十五年，我们公司内部的口号就是活过BAT。
我从2013年拿到投资，一直到2016年，这中间挫败特别多，全都是挫败，对我来说看不到钱的流动，不知道收入从哪里来，而且公司内部组织怎么运转，我也完全不知道，搞不清楚。大概在过去两三年里，好像我的兴奋感开始增加了，现在我慢慢意识到我们活了十几年之后，也不太容易垮掉的，而且像我这样吊儿郎当的一个创始人仍然没有被折腾垮，它一定有它的原因，有其内在的生命力。我对这个放心了，放心之后就开始想别的可能性，这点我很感谢腾讯新闻，感谢李伦老师，我们做《十三邀》在很大程度上给了公司很大的提升，它给了书店新的可能性和想象力，单向空间创造了全球书店的崭新模式。
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充满了各种大公司病，但同时我们的收入仍然在继续增长，它是挺奇怪的产物。卖书只是单向空间的一部分业务，我们有自己的出版，我们生产自己的音频、视频，我们做大量的沙龙，我们还跟不同的商业公司合作，将这些理念推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单向空间激活了中国书店业。我们在重新想象书店的模式，我们希望书店不仅是存储知识的空间，它也生产知识，也是一个创造新的可能性的空间。我觉得单向空间未来会走得更远，随着地产业的普遍萧条，我们在整个商业世界中扮演的角色会加重。
罗振宇的情报有误，我们并没有越来越不赚钱，我们只是没有赚很多钱而已，我们赚一点点钱，每年的收入仍然在继续提高。我没那么红。
这跟罗振宇的内心感受很像——被莫名其妙地瞎说时，我一开始也很烦。这对我来说还有个身份转化的问题，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作家，卡尔维诺说每个作者都应该隐藏在书的背后，因为做了《十三邀》，我就突然进入了大众领域。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对我来说最不适应的正是刚刚过去的这十多年，精英文化迅速瓦解，大众文化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的诞生与推广征服了一切，相对小众的、属于人文文化的角落都消失了，受过人文训练的人突然开始面对这样的世界。
罗振宇是个冲浪的人，在2015年我见他的时候他给我的就是这个印象。2014年、2015年的北京，到处都充满了这种冲浪的气氛，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一夜之间，到处都堆满了小黄车、小绿车、小蓝车，到处是快递小哥，一夜之间，周围的朋友都拿到了巨大的风险投资。但这五年里变化非常大，大部分冲浪的人都被拍在了沙滩上，他还在继续着某种意义上的冲浪。
我的感觉是，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冲浪，但大家都被拍在沙滩上时，我还在海边游，从而进入了假装还在冲浪的环节。
是否做对了什么不重要，一切都是运气。为什么我们这么讨厌成功学，成功学看似讲了一个特别强大的故事，“我28岁开始干这个，或者29岁开始干这个，到了30岁突然继承了一大笔财产”——故事到了最后，告诉大家是运气在起作用。所以我对成功学老是有这样的一种怀疑，因为你的生活中就是充满了命运对你的安排和某些不可测的东西。
所以你更应该试图抓住一些可以抓住的东西，做你能做的事情，它是倒过来想的事情，千万不要以为你获得的一切真的是你的奋斗所带来的，如果我们都接受自己的意外性、接受命运对我们的安排，我们彼此间关系会好很多——他人不再一定觉得你是必然获得这一切的，你也不会有这样的自得，大家都会进入更放松的状态。我期望的中国社会，正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坦白说，中国社会中的大量需求其实并不是物质需求，都是身份需求——“我想变得跟你不一样，但只有通过消费行为、生产行为才能证明我跟你不一样”，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创造很多不同的意义系统。
比如你原本是个很浪漫的人，或者是个很有德性的人，很温柔的人，但为什么如今浪漫、德性、温柔都变得不再重要了呢？难道一定得是个成功的人才重要吗？或者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才重要吗？这就是我和我们公司很大的使命，我们希望把这样的多元价值观带给更多的人，它是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关于非议，我本质上是个很骄傲的人，挫败会带来非常小的影响，但很快就过去了。我觉得一个人身上有历史意识、有一个广阔的时空感对于自我是非常重要的，广阔的时空会安抚你，你眼下受到一点挫败算什么呢，在更广阔的时空里，你能找到很多与之相似的事情。
我在写《青年变革者》第二卷的时候，写到康有为与梁启超到了日本之后，上海报刊界里那些原本支持维新的人口径全变了，所有的报纸都在非议康梁。孙文就更不用说了，永远处于被诋毁的状态，接受了非常多的攻击，但历史不会记住这一面的，它们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个人建立起广阔的时空感非常重要。
我有对亲密感的焦虑，因为疫情让人突然变得充满了防卫心，很明显的防卫心理，新的民族主义迅速兴起，全球意识形态的对抗迅速兴起，不信任感的弥漫，这对我来说带来非常直接的焦虑，这种焦虑会最终投射到个人生活中。
我觉得我去学探戈跟这有很大的关系，我在学习怎么去建立即刻的亲密感。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亲密感对于社会运转其实是多么重要的事情，罗振宇做启发俱乐部这件事就特别好，在这个现场，在这一刻这个空间里，这种亲密除了能缓解个人的不适以外，还会创造意义——历史上所有的重要时刻都是亲密的人与人构成的。二十世纪的维也纳就是个很小的城市，大概就相当于大望路走到国贸这一圈，弗洛依德、维特根斯坦等等所有伟大的天才都住在这样一个小区域里。“五四”时期也是一样，那些伟大的革命者、写作者就经常在一起聚会、亲密交流，维新湖广会馆、新会会馆、广东会馆，全在菜市口法源寺那一带。这种亲密是多重要的一件事情，亲密会导致亲密，亲密会导致勇敢，因为你觉得是可以彼此支撑的，你周围的人跟你有着同样的想法，尤其当你很孤独的时候，这种获得支撑、创造亲密的感觉很重要。因为只有极少人会从孤独中获得力量，大部分人会被孤独摧毁，大家都一样的脆弱、焦灼。
我们做的很多事情，似乎是想证明自己，其实都是为了证明给自己的同伴看。不仅证明给远方的远方看，我们还会证明给历史看，因为历史的目光始终在注视着我们——你要意识到你是传递者，你是承接者，你有自己应尽的责任，包括发挥自己身上潜能的责任。这也是希腊人的看法：一个人，应该尽量施展自己的潜能，这是你的义务，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
好，感谢许知远老师对我的问题的回答。
除了和我之间的五年之约，今天，他来《启发俱乐部》其实还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十三邀》第五季要开播了。顺便做个宣传。第二，是这套书的首发。今天就算是首发式吧。请大家多捧场。
不仅是许知远要请你捧场，我也要。要不是许知远和《十三邀》，我的名字，怎么可能和张艺谋在一起？所以，我比他更希望这套书能卖好。
今天我们聊了两个小时。好像站在你面前的这两个人，岁数差不多，都在创业，都在做内容，都有一点小名气，但是我们俩的风格差距特别大。最近我正好看到一副对联：“庄周天地马，范蠡江湖船。”对于庄周这样的人来说，他想把天地当做马来驾驭它。而对于范蠡这样的人来说，他想泛舟于五湖烟海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由这两种配方构成的。我们偶尔也想驾驭点什么，当然你也可能变成范蠡那样的人，在构想一个更大的东西，你想被它容纳。
今晚的启发俱乐部的直播部分就到此结束了。下一场，我们还是在北京华贸北广场的得到学习中心。
我向各位承诺，我会在我们的冠名赞助商中国联通的监督下，认真学习，努力看书、听课、见人、思考，争取下周见面的时候，给你呈现一个更好的我。
好，下面我们进入现场观众的闭门交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