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发俱乐部，每周有进步。我是罗振宇。
感谢今天晚上来到现场的90位观众。提醒今天到场的各位观众，“启发俱乐部”的所有买票入场的观众，都会领到一个徽章。徽章是编号的，我的这枚是001号。我们会一直编下去。
持有这枚徽章的人，我们都在汇入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旁边是SKP，在全世界销售额最高的商场门口，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学知识的课堂。这件事情坚持到10年、20年、30年，我觉得它一定是这个时代的一道景色。建议各位这个徽章不要弄丢。天知道多年之后，我们凭借这个徽章相认，会发生什么奇妙的缘分。
还要提醒线上的朋友，如果你也想感受一下线下的氛围，想要收藏这枚徽章，可以在直播区购买下一场，也就是3月24号的门票了。
今天这一期，是自从《启发俱乐部》开播以来，我准备得最艰难的一期。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没得说，而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要聊的这个问题，能不能唤起你的同感？我要给出的那个阶段性的答案，是不是听起来像是一种无聊的说教？我们试试。
什么问题呢？“很多事，明明可以做，为什么又不可以？”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别扭。说个例子你就懂了。
今年年初，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山。特朗普因为涉嫌煽动暴力，被美国的社交媒体全网禁言。但是消息传到欧洲的时候，一向不喜欢特朗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说，这么做是“有问题的”。几个商人对个眼色，没有经过任何正当的程序，就把一个政治人物的发言权给剥夺了，这件事可以吗？
你看，政治家意识到，言论，哪怕是自己不喜欢的言论，居然被资本操控的时候，是要引起警觉的。虽然按照现行的美国法律，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作为旁观者，我们仍然知道，这不可以。
另一个例子是澳洲和脸书之间的一场官司。
澳大利亚准备通过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用户在脸书上如果转载了澳大利亚的新闻，脸书就要向澳大利亚的媒体付费。谷歌挺机灵，主动跟澳大利亚媒体签订了付费协议，花几千万息事宁人。但脸书算的是另外一笔账。脸书在全球的月活用户是30亿，你澳大利亚全国人口才2500万。对脸书来说，这个市场可有可无，你爱用不用。于是就把澳大利亚的媒体给封了。
2月18日，澳大利亚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脸书账号看不了新闻了。所有澳大利亚媒体的脸书账号都被封禁，内容全部清零。甚至连澳大利亚政府的账号，包括正在抗疫的卫生部门以及正在灭火的消防局的账号也给封了。整个澳大利亚，顿时成了一座信息孤岛。
虽然眼下，这两件事都风平浪静了。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了政治，乃至是整个社会要为资本踩刹车的声音。
西方很多人都预测说，2021年将是科技巨头的监管年。
BBC预测2021全球科技趋势，第一条不是什么居家办公、自动驾驶，而是打压科技巨头。
如果我们放远一点视野，你会发现，资本这个东西，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犯过类似的错误。
举个例子，童工问题。现代世界，童工肯定是法律不允许的。但是，如果我们穿越回200年前的19世纪初年，童工现象是普遍的。
别先急着批判。其实，在历史上，为童工进行的辩护非常多，而且都言之成理。简单说几条：
第一，生存是人的第一需求。19世纪的劳工阶级家庭都挣扎在生死线上。与其让孩子们在街头流浪，不如送到工厂，每天给自己挣一个面包。
第二，西方人认为孩子生来就带有原罪，而劳动能塑造儿童的品质和美德。比如，女孩从事家政，就是在学习如何成为好妻子、好母亲，如何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
第三，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成年人根本不够用，大量的工作岗位只能由孩子来填充。而且，孩子便宜，工资只要成年人的三分之一，但是因为有机器，所以工作产出也不比大人低多少。
当然，当时的资本家们最重要的一条理由可能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对啊，法律没有禁止他们招收童工啊。有些活适合孩子干，我不干其他资本家也会干，我就丧失了竞争优势啊等等。怎么样？听起来也是振振有词吧？
但是，隔了这100多年，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件事情是不可以的。
1835年，英国一个矿井发生瓦斯爆炸，死了101人，其中有75名童工。在英国的造船厂里，一些狭窄空间的工作都是由童工完成的。这些工作非常危险。以至于后来拆解旧船的时候，经常能在船的夹层发现儿童的尸骨。
那个时候用童工到什么程度？你猜，最小的童工是多大？四岁。我自己的孩子今年就是四岁，我看着她们的样子，无法想象这样的孩子居然要一天十几个小时地在工厂里干活。每念及此，那种锥心的刺痛感，是一个父亲最本能的反应。你能理解吧？
隔了200多年的我，尚且如此，对于19世纪身在其中的那些人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很刺目的要解决的问题。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在那个时代风起云涌，而且有着巨大的逻辑说服力和道德感召力，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例子说起来有点远。就拿这两年比较热的话题“996ICU”来说，其实也是类似的效应。
这个话题之所以还能成为热点，就是因为好像是非不太分明。站在员工的角度来说，996，当然是残酷的人生景象。但是你站到老板的角度，他也是能一口气给你讲出一大套道理：
1.不是工资高的大厂，你能有996吗？不要光看付出，还要看收入啊。
2.996，证明青春不虚度。年轻的时候不努力，什么时候努力？
3.这一代中国人，就是要为国运奋斗啊。这一代人吃苦，是为以后的中国人享福啊。等等。
这些道理的说服力其实还挺强的。但是，你只要跳出来一想，比如，我们是200年以后的人来看今天的996现象。一帮人，为了工作，完全牺牲了生活质量，工作成了几乎全部的生活内容，以至于不仅找不到生活的意义，甚至也湮灭了工作的意义。你跟200年后的人解释说，这是这一代人的福报，你觉得他会信吗？
好了，说到这儿，好像我要搞对资本的道德批判。不是。我只是想追问一开头的那个问题：很多事，明明可以做，为什么又不可以？
你不觉得吗？这是世界给人设下的一个陷阱：你有一万个道理觉得这样做没有错，但是它偏偏就是错了。你看到的是社会对某种做法的默许或者纵容，但是紧接着，就是社会对你猛踩刹车，甚至是秋后算账。
就拿校外辅导班来说，这是一个很正当的生意啊，他们有无数的理由为自己的存在辩护。
第一，很多父母没有能力、没有时间辅导孩子功课，我替他们辅导，这个需求是真实存在的。
第二，升学竞争这么激烈，我给学生提高竞争力，让你考取更好的学校，改变命运。
第三，我还解决了大量就业。据说现在中小学教育培训机构是吸纳应届生最多的行业。
但是，这个行业发展到今天，好像是惹了众怒。教育部发文要下大力气整顿；北京多个地区关停了中小学学科类、外语类，还有服务于中高考的培训机构；两会上这也是一个热点话题，好几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取缔校外培训机构。
为什么社会踩刹车？
有个词叫“剧场效应”。本来大家都坐着看演出。一个人为了看得更清楚，站起来看。后面的人为了不被挡住，都得站起来看。大家都站起来以后，视线跟坐着看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都更累。你超前学习，我就加快进度。你搞竞赛奥数，我也加强难度。搞军备竞赛，并不能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你再深想一层，站在社会的角度，为什么整顿课外辅导班？
学者李子旸说，非常简单。我们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觉得教育部就是大力发展教育的，让我们变得更好、更有竞争力。这可不是教育部操心的全部内容。就像国防部不是天天想着打仗，农业部并不只忙着粮食增产，对国家来说，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形成共识，而不是一部分人的竞争力提高。全中国人都背过《出师表》，都读过《荷塘月色》，这很重要。谁背的比谁好，对国家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第二，要让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看到上升的希望。
前一阵有则新闻，有个老师在课堂上说话很不适当，说谁谁谁你妈妈才挣多少钱，谁的妈妈挣的钱比你妈妈多50倍。我看到底下一个评论说，我内心很感动，中国有这么一个时代，父母收入相差50倍的孩子居然能坐在同一个课堂上。是不是反讽，不知道。确实国家希望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每一个老百姓，不管你的生活怎么样，都能看到希望，即使你们家的经济收入是我们家的50倍，我们家孩子也能跟你们家的孩子在同一个课堂上，受一样的教育，享有一样的资源，我们家孩子也有机会。
如果课外辅导班真的有效，就意味着好的教育可以用钱买单了。对全体国民来说，就变成了穷人的希望渐渐的在灭失，这非国家之福。
你站在自己的角度看，这事可以。但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它又不可以，被叫停，被阻止，被打压。这类事情，在过去一年，在全世界，在中国，在身边，都在发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越是强者，越是精英，越觉得自己是在为整个社会探索新的道路，越觉得自己的这些做法无可厚非，越觉得自己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社会付出的代价，甚至会觉得自己的这些做法有一些道德优越感。但是社会还是会对这些强者不宣而战。
所以，我们还是要为这些强者操操心，即使完全站在他们的角度看，他们错在哪里了？
最近这一年，我自己模模糊糊形成了一个思路：强者，往往是在用一个残缺的仪表盘。
换句话说，不是他们有什么错误，而是他们是在用一个残缺的仪表盘为自己指路。速度表在往上飙，油箱表一切正常，他们在车内看见的一切仪表都正常。但是有些指标压根就没有装在这个仪表盘上，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危险正在来临。
这本来只是一个不太高明的比方。但是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刘勃老师的文章（微博@南郭刘勃），算是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例子。顺便说一句，如果你喜欢历史，这位刘勃老师出的每一本书都值得看。
在前几期的“启发俱乐部”中，我提到：有些好问题是永恒的，可以永远回答下去。比如：工业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再比如，秦朝为什么15年就崩溃了？
这后一个问题，从汉代一直到清代结束，中国人讨论了2000多年。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所有王朝，都想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获得长治久安的密码。但是，此前所有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都集中在：秦朝建立之后到底做错了什么？比如，贾谊的回答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对，儒家能给出的答案，通常都集中在秦始皇不知道仁义上。
但是刘勃老师问了一个全新的问题：秦始皇在灭掉六国之前做错了什么？这是一个别出心裁的、非常开脑洞的问法。
奇怪啊，秦始皇的统一战争进行得很顺利啊，他怎么可能做错了事情呢？胜利有错吗？开疆拓土有错吗？天下和平有错吗？不是有一句话吗？“胜利者不受指责”啊。秦始皇就算有什么错，那也是灭掉六国之后的错啊。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时间表。
请问，商鞅变法是哪一年？是公元前350年左右，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哪一年？公元前221年。中间隔了100多年。
这和我们一般人的感受不太一样。我们学历史的时候觉得，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就崛起了，然后很快就统一天下了。不，中间还隔了100多年。
那秦国确立在军事上对山东六国的绝对优势是哪一年呢？你肯定知道，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这一战，把最后一个在军事上还有能力和秦国抗衡的赵国彻底打垮了，斩首坑杀赵军约45万。以当时的人口规模来说，赵国真是“家家戴孝”的惨况啊。史家公认，长平一战之后，秦国的统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有意思的事情来了：从公元前260年到秦始皇发动统一战争的公元前230年，中间还有整整30年，秦国干什么去了？能统一，他们为什么不统一呢？30年，那可是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啊。
刘勃那篇文章就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答案：不是不能打，而是没有必要，不打反而是秦国的最优策略。从秦昭襄王、到秦孝文王，到秦庄襄王，再到吕不韦执政时期，这30年的秦国就像养羊一样，留着富庶而衰落的六国，时不时攻杀劫掠一回，收益可观，还不用承担管理成本，多好？
对啊，翻开那30年的历史年表，秦国是年年打仗，但是不打灭国之战。打一仗，割点城池，要点战利品，然后再让齐楚燕赵魏韩这六国的君主回去养伤，等财富再聚集一点了，再打。“割韭菜”这个事，原来那个时代的秦国就会。
这是一笔账。但是，如果要打灭国战争，吃掉东方六国，那就是另外一笔账了。
刚才有一个仪表盘的比喻。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发动灭国战争，顺序是韩赵魏楚燕齐，几乎是一年拔一国，速度惊人。在秦始皇的仪表盘上，有的是人马、粮草、速度、胜利这些指标。但是，有两个指标，他的仪表盘上没有。
首先，是人心问题。
当时有人问孟子：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呢？孟子说：“定于一。”统一是让天下安定的出路。紧接着，孟子又说了一句：“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但是，在山东六国的眼中，秦国是一个非常恐怖邪恶的国家。有个词叫“虎狼之秦”。
长平之战，秦军把韩国的上党地区和韩国本土切割开来，逼迫上党人投降。结果，“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上党人宁愿投奔赵国，也不想变成秦国人。
还有齐国人鲁仲连，有天下高士之称。鲁仲连就公开说过一段话，他说：秦国对士人奸诈，对民众暴虐。如果一定要让秦国成为天下的统治者，我宁可投海而死。
其次，是干部问题。
要统治这么大面积的国土，你的干部从哪里来？
当时，朝堂上有一场争论。丞相王绾等人主张在赵魏韩推广郡县制，燕齐楚沿用分封制。而廷尉李斯主张全国一盘棋，全面推行郡县制。
听起来，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但是在技术层面，这其实是一个干部问题。
如果是分封制，一个皇子带着一群大臣、率领一支军队前往自己的封国，接见一下当地的贵族，要他们表示效忠，一个诸侯国就建起来了。该缴税的时候，由这些贵族向平民征税。有大规模徭役的时候，由他们去组织人力。你看，没有干部问题。
但郡县制就完全不同了。所有县一级的政府，都需要中央派遣官吏去进行管理。这些官吏从哪里来呢？
你想：第一，原来的六国贵族肯定是靠边站，不能用了。他们心怀恨意，还得派人提防着。
第二，庞大的地方行政系统，都得用人。秦国派不出去人，就只好培养和任用本地人。这些人对秦帝国也谈不上什么忠诚。所以说秦帝国是亲手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别忘了，刘邦就是秦帝国任命的亭长，他最开始的号召力可是秦帝国帮他建立的。
刘邦造反前，担任的是泗水亭亭长，也就是秦帝国最基层的公务员，他手下有上百流氓。刘邦起兵的过程和项羽类似，也是陈胜起兵以后，很多地方的豪强或百姓都杀了地方官响应。沛县县令一合计，与其等造反的杀我，不如我率先造反。然后他怕自己的支持率不够，于是找刘邦合作。但见到刘邦之后，又怕控制不了局面想反悔。大动乱时期这么犹豫不决当然是作死，于是他就被杀死了。
就拿项羽来说，项梁、项羽叔侄俩在会稽郡策划造反，一天郡守来找项梁，不是来抓他，而是和他商量：“现在到处都有人造反，这事儿好比抢红包似的手快有手慢无，咱们一起干吧。”项梁不接受这个合伙人，于是把项羽喊来使个眼色，就把太守给宰了。
第三，原来的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之后，变成了虎狼之国，上上下下靠对外掠夺获利。现在全国一统了，你还掠夺谁呢？秦国自己的干部队伍，也觉得回报不足。
项羽对上了秦军主力，打了几个胜仗之后，就有人给秦军统帅章邯写信，历数秦朝的待遇差，功臣名将没有好结果。章邯读了信，很有共鸣。再一次大败之后，就向项羽投降了。
刘邦进攻钱粮重镇南阳，南阳守自己投降不说，他手下人还给刘邦出主意，您对我们好一点，可以树立一个正面典型，表示投降您是有好处的，以后可以“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刘邦照办，于是就真的一路畅通无阻直奔咸阳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支秦军主力，始终没有参与平定叛乱的战争，就是当年被派去扫平百越的南征军。他们在南方驻扎了十三年，这时候的算计是：回去平叛，一来未必打得赢，二来打赢了也未必又足够的回报。相反，继续在南方待着，“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他们就干脆隔断南北交通的道路，独立建国了。
这么一分析下来，秦始皇贸然发动对山东六国的灭国战争，他看到的是开疆拓土，是千古功业，没看到的是对原来治理体系的摧毁，是对自身力量的削弱，等等。是不是考虑不周？
这是第一种看不见的仪表盘。只算自己的账，不算对方的账。
还有第二种“看不见的仪表盘”：看得见收益，看不见收益带来的风险。
还是回到秦始皇的例子。
你可能会说，秦始皇也不是什么都没干啊。历史书上写得明白，他打完统一战争之后，马上着手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修弛道，等等，这些措施肯定是有助于一统的啊。这些措施难道一点用都没有吗？
这就又要说到我最近大受启发的一件事了：如果你只看到手中解决麻烦的手段，你会把所有细碎的麻烦挤到一起，变成一个超级大麻烦。这又是一个看不见的仪表盘。
我的同事，青年历史学者裴鹏程最近解读了一本书，日本史学名家佐竹靖彦写的《刘邦》。
这本书提到一个有意思的洞察，就是过去在我们的印象中，反秦是一个全国性的浪潮。“天下苦秦久矣”。群雄揭竿而起，反对秦朝的暴政。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来算算，真正在反秦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哪些人？通常提到的主要是三波人嘛：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对吧？
好，来看一幅地图：
这里是砀山，刘邦拔剑斩蛇起义的地方，它属于安徽省，但它同时被另外三个省包围，北部是山东，东部是江苏，西部是河南。
从这个地方向东北，开车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达江苏省的丰县。刘邦就是丰县人。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很多人，像萧何、卢绾、王陵也是丰县人。
丰县的东边是沛县，刘邦集团的樊哙、曹参、周勃都是沛县人。你可能会说，刘邦搞事业，拉着乡亲入伙很正常啊。
从丰县县城向东南出发，一个半小时车程就会到达徐州。在秦代，这里叫彭城，项羽建立西楚，都城就是彭城。奇怪了，为什么项羽的都城离刘邦家这么近呢？
继续向东南驱车一个半小时，会到达今天的宿迁市，在秦代，这里叫下相，项羽的故乡。你看，连项羽家距离刘邦家好像都不是很远。
然后，从项羽的家乡向西出发，开车一个多小时，就会到达安徽省灵璧县，“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附近。
踩着油门朝西北走，不到一个小时，我们来到安徽省宿州市。在秦代，这里沼泽遍地，名叫大泽乡。没错，陈涉吴广起义，就发生在这里。
是不是觉得有一个问题已经呼之欲出了？秦朝灭国的可是六国啊。齐楚燕赵魏韩，那么大一片地方啊。但是怎么在秦朝末年找麻烦的就集中在这么一小块地方呢？那么大片的地方不出事，偏偏就这里出事？
对，佐竹靖彦给这一小块地方起了个名字：“泗水系月牙形水乡山泽地带”。
在那个时代，这个地方是一片月牙形地带，泗水河川行而过，地势低、潮湿，形成了大量的水乡山泽。在秦代，这里有个地方叫大野泽。听这个名字，你就能感受到三个特点：水多、荒凉、面积大。后来随着大野泽不断缩小并且位移，到五代的时候，大野泽变成了梁山泊。
一听到梁山泊，你就明白这个地方的意义了。官兵到不了嘛。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下令修建“弛道”。但弛道修到这个月牙形地带，就修不下去了。这种水乡山泽地带，朝廷无法有效管理，就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藏身之处。
而且，这块地方，正好是原来的六国的齐楚魏韩的交界地带，和赵国也很近。原先六国的旧贵族项羽、张良之类的人，也就是这么慢慢聚集到这里的。这成了反秦力量聚集的火药桶。
所以你看，不是说秦始皇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修建弛道之类的方法没有用。有用。但有用，是在看得见的地方有用，而因为这些有用，而被挤压到某个角落里并聚集起来的反对力量和恶性因素，是看不见的。
显性的力量，容易被看到。隐性的麻烦，很容易被忽略。更要命的是，这里面是一个贯通的逻辑：显性的力量容易激发起隐性的麻烦。
比如，做网络安全的人，都知道这个行当的一个默契：不管你的网络实际上有多安全，都要低调，都不能吹牛说，我很安全。
微软有个电子游戏品牌叫Xbox。2015年，微软给这个产品招募负责网络安全工程师，招聘广告里是这么说的：“你是否愿意制作一个非常安全的设备，安全得足以成为最强黑客的噩梦和客户的曙光？你是否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所有Xbox主机上的游戏和用户，免遭作弊玩家欺负？如果是的话，我们会给你提供一个好机会！我们正在寻找有才能、有创意、有动力的工程师，让Xbox平台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可靠的计算机设备。”
那后来，Xbox有没有变成“世界上最安全、最可靠的计算机设备呢”？显然没有，仅仅一年后，Xbox就被黑客攻陷了，全球的服务都受到影响。这支黑客团队还接受记者采访说，我们之所以发起攻击，是想警告微软，你这么大的公司怎么能不做好保护呢？你们赶紧升级吧，否则下次就不是服务器瘫痪这么简单了。
同样的事情在那年还发生了一次。2016年，微软的操作系统Win10发布一周年，微软宣称Win 10是“有史以来最安全的系统”。没想到黑客只用了18秒就攻破了一个系统漏洞。
你看，只要你身在一个系统中，显性的、看得见的力量越大，隐性的看不见的麻烦也就越大。
这又是一个我们前面讲的“残缺仪表盘”效应。请注意，不仅是看不见的问题，而且是看得见的部分跑得太快，导致看不见的部分也在高速地累积风险。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的商业世界比比皆是。
比如，你身在一家公司，业务迅速增长、产品创新不断、品牌声誉卓著、内部气氛良好、合规守法、社会公益事业也不缺，总之吧，你能想到的毛病，这家公司都没有。那请问还能有什么危机吗？
有啊。刚才说的那些维度，都是可以通过仪表盘看到的，而看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你业务增长了，在看不见的地方可能就有人业务下降了；你的产品创新了，在看不见的地方，就有人的产品被挤出了；你的品牌扩张了，就有人的品牌蒙尘了。他们当然就会有损失感。
但是请注意，你的成功，通过各种财务数据，可以汇总到你看得见的仪表盘上。而那些受损者呢？他们的损失往往是分散的、隐性的、心理感受上的，无法汇总，无法呈现。
如果倒转些年头，看不见也没什么关系。市场竞争嘛，优胜劣汰嘛，社会要进步嘛。市场经济的全套逻辑，已经被打磨了几百年，早就可以自圆其说，也早就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市场竞争产生了负面的社会后果？没关系，一是竞争失败者忍着，二是社会慢慢消化，三是政府兜底。一句“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就把所有这些人的社会存在全部抹掉了。在经典市场经济这辆车上，确实不需要装上失败者的仪表盘的。
有一个很经典的经济学争论。19世纪的法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巴斯夏，这个人以幽默著称。
有一次从巴黎到马德里修了一条铁路。波尔多（就是现在出产葡萄酒那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议员就跟中央政府反映说：“你看你一修这个铁路我们当地的搬运工人都没饭吃了，我们法国经济不就完蛋了吗？我提议咱们这个铁路别一次性修到底，咱们在波尔多这个地方断一下。这断一下多好呢？这样我们所有的运输工人都有饭吃，我们当地的经济就能繁荣起来了，对吧？”
巴斯夏听到这个建议之后就说：“你这个想法太保守了，断一下哪过瘾呢？那就沿途都断好了，这个铁路每修到一个镇就断一下，沿路就这样断下去。看来铁路真不是个好东西，剥夺了大家的就业机会，会导致经济倒退。”
这是经济学历史上的一个著名反讽。“不要搞什么妇人之仁，经济增长才是王道。”背后还有一层意思当然是：铁路固然是抢走了搬运工人的饭碗，但是没关系啊，新技术会带来大繁荣，大繁荣会带来新岗位。搬运工人会慢慢地找到新岗位啊。
倒转几年，我也是这么理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两条：
第一，自愿交易带来的损失，愿赌服输，各自承担。第二，法律允许下的自由交易，企业不承担社会成本。
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优胜者崛起的速度太快，如果受挫者的失败也来得太快，如果他们受挫的情绪共振得太激烈，那会是什么结果？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我们要重新评估这些问题。
就这过去几年，仅仅在中国市场，我们就看到了太多的例子：P2P平台爆雷、共享公寓项目爆雷、社区团购被叫停，这几天，课外辅导班被叫停整顿，等等。虽然领域不一样，性质也不一样，但是给我们带来的是同一个提醒：这个时代的商业机构，再也不能闭目狂奔了，价值创造者要为自己带来的价值毁灭承担责任了。
举个例子，社区团购这件事，从去年6月份开始，滴滴、美团、拼多多接连上线了社区团购项目，随后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大厂也都加入进来。进来干嘛？疯狂补贴抢用户啊，这边有一毛钱一颗的白菜，那边有一分钱一斤的水果。
有人做过统计，去年社区团购总共融资117亿元，这么多钱砸下去，什么后果？千千万万菜贩子的生意就难做了，一毛钱一颗的白菜，他们是肯定竞争不过的。
仅仅半年，到了去年12月份，人民日报评论就来了，说：“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随后国家直接对社区团购定下了“九不得”新规，引导社区团购规范化。
但是这辆社区团购的车也没刹住。3月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再次出手，指出部分社区团购企业涉嫌扰乱市场价格秩序，对滴滴、美团等五家企业立案调查，最后总共罚了650万元。
那你说，这只是担心菜贩子们失业吗？不全是。我就见到过一个分析：
你想，互联网社区团购为什么这么疯狂补贴？靠买菜是肯定挣不回来这个钱的。不是老百姓想的，先用补贴卖1块钱的白菜，把菜贩子击倒，然后变成100块钱的白菜，不可能。那钱怎么赚回来呢？靠金融。“老太太，我这菜卖得这么便宜，要不要充个值？充1800，当2000用。”从家家户户手里拿到这1800，积少成多，就可以变成金融资本了。但是，如果金融游戏玩炸了了呢？共享公寓爆雷，我们又不是没见过。真到了那个时候，平台可以两手一摊，破产了事。但那是什么钱？升斗小民的买菜的钱啊，这个社会后果就严重了。
要知道，现在的公司，和100年前的公司不一样，它是一个可以被金融加速的新物种了。
金融的本质，是把所有空间和时间的价值都压缩到一个点上爆发的工具。会用金融的公司都明白：通过融资，可以加速历史的进程。
也就是说，一个需要很久才能实现的图景，有了金融工具，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那反过来看，这个图景产生的恶果，也会集中在极短的时间内爆发。那么，原来靠时间来消化，靠社会来兜底的逻辑，就行不通了啊。换句话说，企业必须自己把这些责任担起来了。
有句话是说，“离开剂量谈毒性是耍流氓”。我们也可以套用一句，离开速度谈恶果也是耍流氓。在足够高的速度下，不恶的事成了恶事，小恶成了大恶，可以被容忍的恶成了不可被容忍的恶，不需要承担后果的恶成了要承担后果的恶。
原来是可以社会自然消化的、政府可以兜底的恶果，现在就必须企业在自己的价值创造过程当中把它消化掉。价值创造者要在自己狂奔的路上，兼顾它产生的价值灭失。这是我们这一代做事的人，可能遇到的诅咒般的效应。
这又引出了一个更深入的话题，也是一个更隐蔽的“看不见的仪表盘”。
前面我们讲的两个“看不见的仪表盘”，也许眼光放远点，格局放大点，也就能看见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个社会因为互动事件的增加，有的仪表盘，就是不可能让你看见的？
过去，我们总是觉得，所有的权力运行都必须得有规则，而且还得是显性的规则，规则越清晰越好，好让我们知道边界在哪里啊。真的是这样吗？
我举个例子，比如你创办了一家搜索引擎公司，如果你敢公布规则说，谁的点击量大，谁的排名就上升，那好，刷点击量的黑产就会出现。如果你说，我发现谁刷点击量，我就惩罚谁，那好，就会有竞争对手帮你恶意地刷点击量，让平台惩罚你。所以，平台最后只能公布一个模糊的规则，而不是清晰的规则，让那些想钻漏洞的人去猜。
比如微信就有一个规则，说不能恶意营销。但是到底什么算恶意什么不算恶意，这个边界又从来是模糊的。为啥呢？其实道理很简单：规则一旦清晰，钻规则漏洞的办法也就同时清晰了。平台就是要保留最后的判断权。
再比如说大学招生。熟悉美国常春藤大学招生规则的人都知道，他们就是没有明晰的规则。功课有多少分，社会实践有多少经验，有什么才艺，拿到了谁的推荐信，父母是不是校友，有没有捐款，等等，都有用，但是哪一条都不确保你一定能入学。而中国的高考，有明确的招生规则，这当然确保了社会的公平。但是负面作用，就是培养了一个庞大的针对这个规则系统的破解产业：K12课外辅导。2020年，中国这个行业的规模据说达到了6500亿。那是教育产业吗？不是。从某种角度来说，那只是一个作弊系统。
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古德哈特定律：“若一个经济学的特性被用作经济指标，那这项指标最终一定会失去其功能，因为人们会开始玩弄这项指标。”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最近看到一则让我心里五味杂陈的励志故事。
话说，上海有一位开小吃店的厨师。05年专科毕业，在上海打拼。但是，上海的政策是，如果他女儿想在上海高考，必须要积攒120分的积分。他们家每交一年社保，只能积攒3分，这个速度明显不够。但是有一个办法，如果家长是硕士研究生学历的话，可以一次积分100分。这位厨师师傅为了女儿，也是拼了，居然就真的开始考研究生，第一年失败了，第二年居然成功了，考取了河北的一所学校的研究生。据说，这位厨师师傅虽然上学痛苦无比，但是，现在想的是能不能考博士。这样还能为女儿加分。
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是为父爱如山感动？还是被高考制度的公平性打动？但是我想，无论是那所学校，还是制定落户制度的上海政府，是未必想看到这个结果的。他们的心情想必是：系统被黑客攻入了。
在这个到处都是“互动事件”的时代，有一个趋势恐怕是成型了：越来越多的规则将会是模糊规则。
对企业来说，原来那套“法无禁止皆可为”的逻辑也就崩了。别再指望，有谁会明确地告知你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自己看着办，出了事自己负责。如果你非要要一个边界，政府只能告诉你一个模糊的边界。
其实也不能说模糊，举个例子，有一段时间，网文平台传出来一个说法，说以后写网络小说，不许描写头部以下的身体部位。有人就说，那我描写一个倒着吊起来的人，是不是就可以了？你倒是试试看啊。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波特·斯图尔特大法官不是说过一句话吗？“你不要问我什么是色情。我不知道色情的定义。但是，你让我看一眼那张图片，我就知道什么是色情。”
你看，未来的社会，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规则以这种模糊的方式存在。对企业来说，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你看，是不是回到今天一开头我们问的那个问题上来了？很多事，明明可以做，为什么又不可以？
明明可以做，这是清晰的规则赋予我们的权力，这些权力都呈现在我们看得见的仪表盘上了；
为什么又突然不可以了？因为我们做的某些事触犯了模糊的规则，这些规则不在我们的仪表盘上。
这就是今天的企业，被互联网、人工智能、金融这些工具加持，因而变得无比强大的企业，付出的代价。
做社区团购可以，但是用那么快的速度剥夺了小商小贩的生计，甚至引发社会动荡，那就不可以；做课外辅导班可以，但是那么大规模地把中小学生和家长逼入一场军备竞赛，那就不可以；做共享公寓可以，做不好破产也可以，但是你那么快地速度扫了那么多房，又几乎在一夜之间把那么多租房的年轻人赶到了大街上，那就不可以。
所以问题来了：怎么把这些看不见的“仪表盘”装到自己的这台车上呢？
这是一个极难的任务：怎么才能把那些虚无缥缈的“天理良心”“公序良俗”，反应到自己能看得见的账户里？这可比做一份财务报表难多了。
其实也有办法，就是假设情境。大概有这么几个思路，供你参考：
第一，我正在做的这件事，我愿意我的孩子也这么干，也按照这种方式生活吗？如果不愿意，你觉得孩子这么做是不对的，那么我也不要干。
第二，为孩子谋划，可能还有一点自私。那么再升级一个情境：我做的这件事，我的父母知道了，他会为此感到光荣、骄傲，愿意到处说吗？如果他们不觉得光荣，那么我也不要干。
第三，如果这个情境，还是有更多的人性因素的干扰的话，那再设想一个：假设我最终成了一个成功人士，成功到了要名留史册的那种程度，给我写传记的人，我愿意他把我现在做的这件事写进去吗？
第四，再升级一个情境：我做的这件事，如果做到极致，做到完美，做到我能想象的最好，再把它乘上一万倍，那它是一个可以被社会普遍接受和祝福的事情吗？这是一个终极考问。比如你做企业，要做大，那请问大到什么程度呢？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所有生意都归你一个人控制吗？这真的好吗？
最近看到投资家李录的一段话，很有意思。
他说：“正道就是可持续的东西，就是你得到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在所有其他人看来，都是你应得的东西，这就可持续了。如果当把你自己赚钱的方法一点不保留地公布于众时，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个骗子，那这个方法肯定不可持续。如果把赚钱的方法一点一滴毫无保留告诉所有的人，大家都觉得你这个赚钱的方法真对，真好，我佩服，这就是可持续的。这就叫大道，这就叫正道。”
这段话听起来是一个极高的、圣贤境界的道德要求，因此也可以被听成是道德说教。
但是，过去一年发生的桩桩件件，倒是让我觉得心生警惕，它已经不仅仅是什么正道了，它已经是唯一可以走的道路了。
为什么？
茨威格这样评价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对，所有拥有力量的人，都不妨把力量翻过来，看看上面标定的价格。
好，这就是本期的启发俱乐部。下周三晚上，我们还将在北京华贸北广场，得到北京学习中心，向你汇报我未来一周受到的启发。下周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