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对于中国历史来说，社会性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把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整合成一个整体，还有如此强的文明连续性？这是也是一项真正的“高科技”。如何整合、维系和扩展人类的合作秩序，中国成就斐然、知识丰富。
中国人最早就干了一件事，我们整出个皇帝。你站在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皇帝制度好像是一个特别落后的制度。咱们倒回到春秋战国那个历史当中看，你就会发现，这是唯一的最优解。
秦始皇是公元前210年统一中国的。此前战乱了多少年？从春秋时代开始，差不多500多年。打到最后，真的是天怒人怨，再也受不了了。到了战国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样是下去是不行的，解决方案也有共识。这就是梁惠王问孟子的那句话：“天下恶乎定？”天下怎么才能安定呢？孟子说：“定于一。”大一统得了，搞出一个皇帝就没事了。
你就想象一个场景。假设有一百个人在森林里面迷了路，什么时候能出得去不知道，带的资源有有限，如果大家凑成各种小集团互相抢，那肯定是一大串互相攻杀的悲剧。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想，干脆有个头吧。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这个头儿，所有的资源也都交给他分配，那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悲惨。所谓“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这是中国人几千年的基本共识。
剩下唯一的问题就是，交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当年的梁惠王就也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孰能一之？”谁能统一呢？孟子讲了一个最低标准：“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不爱杀人就行。你看，这个标准多低？
但是，第一个统一天下的皇帝，还是跌破了这个标准，是个爱杀人的虎狼之秦。
过去的2200年间，中国人一直都在对暴秦问题进行反思。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解决方案定下来之后，就涌现出来了一系列问题。都说“问题比答案重要”。对，基本架构一定，问题就涌了出来。这不是一件坏事。从长期来看，只要是在这个架构中，问题就差不多，就可以在漫长的历史中反复试错，就可以开始建设性地积累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了。
《法度和人心》这本书里，就介绍了宋代历史学家马端临的一个洞察： “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
什么意思？就是说，“治乱兴衰”这种事，唐朝有唐朝的故事，宋朝有宋朝的遭遇，彼此独立，互不相干。但是，“典章经制”这些制度建设，那是一层层地建设出来的能力，朝代与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
为什么呢？因为面对的问题，各个朝代是差不多的啊。
比如官僚的选任，开国之初通常会“急于人才”；四十年之后则难免“员多缺少”、一位难求；再和平发展四十年，家族背景在官员升迁中的权重必定会大大提高。又比如皇帝周边势力（后妃、外戚、宦官等）的处置问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官员管理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兵权的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等等。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只有中国会有这些问题？对，这就是关键。因为中国历史发展，在一开始，把架构定了下来，从这个架构中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后人才有机会去沿着这些稳定出现的问题去寻找解决方案。2000多年的历史，才能是一个解决方案越来越成熟，治理能力不断积累的过程。
问题清单不变，能力积累发生。
第一个问题，怎么约束皇帝本身？
皇帝是个人，是人就有缺陷，他又是整个体制的唯一重心，那这个人是不是个混蛋，就太重要了。
怎么办？就是拿一些非常细的绳一圈圈地捆哪。捆着捆着，皇帝就被捆得跟一颗粽子似的了。
我自己读书，就有很多这样的惊讶时刻。小的时候，听评书看戏，皇帝就是一个不讲理的家伙，动不动讲把人推出午门斩首，权力完全不受制约。
但是后来读书多了就知道，不是这样的。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讲了一个皇帝罢工的故事。皇帝无非是要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当太子，大臣们不干，结果皇帝就和外朝的大臣赌气，几十年不上朝。
在《法度与人心》这本书里，还讲了一个宋代的例子：宋太祖某日退朝之后，闷闷不乐，独自坐了半天不说话。等他脸色和缓的时候，旁边的人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宋太祖说：你以为皇帝是好当的吗？顺着性子处置了一件事情，结果发现错了。想起来真是不舒服！
再比如，我读高阳的《慈禧全传》，就知道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到清朝的时候，已经严密到什么程度，皇帝的政治操作空间，其实是非常小的，不大可能任性胡来。
李子旸老师说，古人找到了比在朝堂上和皇帝吵架更根本性的限制皇权的办法，就是不让皇帝手里有太多钱，也就是实行消极的、量入为出的财政税收政策。皇帝手里没钱，自然也就不能滥用权力了。
朱元璋规定，明朝的税收以洪武十八年所收为定额，新垦荒地“永不起科”。往后200多年，他的子孙基本都执行了这一条，农业税没涨，商业税也收得少。所以，明朝留给我们的印象总是缺钱。
到了清朝，康熙也规定，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数为准，此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乾隆时，有大臣上书说：以后连土地丈量这种事都不要做了，就算是百姓自愿申报，也不要听。国家的钱已经够花了。如果再有“言利之臣”说什么多收税，希望皇帝“永斥浮言”，这才是四海苍生之福。乾隆基本采纳了这个建议，把康熙的“永不加赋”给彻底落实了。皇帝没有钱，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也就没有。当然，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是国家能力不行。
你看，所谓“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中国人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做啊。
第二个问题，怎么约束皇帝权力的衍生权力？
权力既然那么集中到皇帝身上，那么皇帝身边的人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他们离权力核心那么近，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祸患。最典型的就是宦官和外戚。
这两个问题，基本上到了宋代，都有了彻底的解决方案。你可能会说，明代不还是有刘瑾魏忠贤这样的大宦官吗？那不一样。刘瑾和魏忠贤，都只是皇权的绝对附庸。你去看历史上的细节。皇上只要翻脸，要拿下他们，刘瑾和魏忠贤是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那真是深宫中传出二指宽的条子，就可以要他们的命。这和汉代、唐代的宦官动不动就能废立皇帝，完全不是一回事。到了清代，慈禧的太监总管安德海，因为不守规矩，擅自出京，山东巡抚丁宝桢拿下之后就杀了。
外戚问题稍微复杂一点，皇帝和皇后之间，毕竟是亲密关系。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也能清晰地看到优化进程。
比如汉代的时候，后族是非常强大的。舅舅对皇帝的影响极大，可以废立皇帝，甚至可以谋朝篡位。比如霍光、王莽。皇帝在选择皇后的时候，也不得不考虑皇后背后的家族势力。
比如东汉光武帝刘秀。他从小就喜欢阴丽华，喊出“娶妻当娶阴丽华”。但是阴丽华不是一开始就被立为皇后的。刘秀娶了阴丽华以后，就去河北打仗，在那里娶了郭圣通。然后，立郭圣通为皇后，立郭的儿子为皇太子。这个时候，阴丽华还只是一个贵人。七年后，刘秀忽然下诏，高调表白阴丽华：我还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就娶了阴丽华……我认为她有母仪天下的德行，应当立为皇后，可是她坚决推辞，不肯承当，甘愿侧身于妃妾之列，我欣赏她的谦让。然后，他就废了郭圣通，改立阴丽华为皇后，立阴丽华的儿子刘庄为太子，继承了皇位，这就是汉明帝。
刘秀这么爱阴丽华，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她立为皇后，而要娶郭圣通呢？因为郭家在河北势力很大，娶了郭圣通就得到了河北。娘家还附赠他十万大军，帮他打下江山。那为什么后来刘秀全然不顾郭圣通的感受，对阴丽华高调示爱呢？因为这个时候河北稳定了，郭家势力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但到了宋朝，情况就不一样了。宋代皇帝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至于皇后家族，虽然仍然是功臣之后，但是不重要了。
比如，宋仁宗时期，有一个很著名的事件。郭皇后，脾气火暴，曾经失手打过仁宗一巴掌。年轻的皇帝涨红了脸，指着自己脸上的巴掌印说：你看，她打我！而宰相吕夷简本来就对皇后有意见，乐得顺水推舟，支持废后。当然，士大夫中的谏官御史是强烈反对的，包括范仲淹，他们集体抗议，摆出了死磕的姿态。最终，在宰相的强力支持下，皇帝关闭了批评通道，郭后被废。
这件事虽然闹得很大，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在整个废后过程中，郭皇后的母家及其母家所属的开国勋贵集团，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发出。没声音是因为没实力。
《法度与人心》这本书里讲，皇后分东汉模式和北宋模式。在宋式权力结构之下，外戚撤退到了政治舞台的边缘，让朝廷国家更多地呈现出公共性质。废后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东汉式的权力结构之下，皇帝是必须要跟各大家族的代表商量的。比如，唐高宗要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他的舅舅长孙无忌等一干关陇贵族坚决反对，因为王皇后有着关陇集团的高贵血统。但是打耳光的事情既然发生在宋朝，在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权力结构之下，皇帝就不需要理睬外戚，而是要跟宰相商量。
到了明朝，皇后基本上都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对政局更是没有影响力。有一出著名的京剧，叫《二进宫》讲的是，老皇上死了，皇后的父亲就要谋朝篡位，这纯粹是胡编。但是也说明，中国人对于皇后家族的警惕。到了清代，连慈禧太后那么大权独揽，但是也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兄弟参政。实际上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慈禧太后还有一位叫桂祥的兄弟。
第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地方控制问题的解决思路，唐宋之间有一个大变革。
唐代以前，主要采取分级控制的思路，旧的层级效率降低之后，就增加新的层级来加强控制。秦汉实行郡县制，西汉置州，本为中央派出的巡视组，后演变成为郡以上的一级地方行政组织。东汉以降，地方行政遂为州、郡、县三级制。隋文帝“罢郡，以州统县”，重归两级制。唐中期，迫于边防压力，不得不在州之上设置节度使，又为三级制。无论三级还是两级，各级行政机构都是一揽子治理，属于行政学上所谓的“完整制”。
到了宋代，在分级控制之外，又出现了“分权制衡”的新思路，在州以上的“路”级实行“分离制”。北宋的“路”大致设有四种机构，这四种机构各管一摊，互不统属，分别对上负责——转运使司掌财政，提点刑狱司掌司法审查，经略安抚使司掌辖区军政，提举常平仓司掌王安石变法后新生财利，转运、提刑和仓司又负有监察一路官员的责任。
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摸索过程。从汉到唐，一直在三级管理还是两级管理上找方案，直到宋代，才开了一个脑洞，把地方上的权力分开，一下子就彻底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