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看，在一个大国，可能会有哪些新思路出来。还是回到廉思老师的这本书给我的启发。这里面写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外卖小哥。
2020年3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是一名普通的中国外卖小哥。你知道的，那是疫情期间。为什么外卖小哥这么受西方媒体看重？因为这是中国独有的社会现象。
中国人一直感到奇怪，中国抗疫做得这么好，西方国家为什么不抄我们的作业呢？原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社会有一个重要的“器官”，而西方社会还没有进化出来，就是外卖小哥。中国社会送餐的外卖员接近1000万人。这个数字应该还在增加。
你想，疫情期间，全国人民“隔离观察”和“守家防控”，那生活基本保障怎么办？因为有外卖小哥这支力量，咱们就可以安心在家待着。它能够在整个社会突然休克的时候，像呼吸机一样，维持社会的基本运行。
所以，外卖小哥是什么？是普通老百姓，被国家在危急时刻征用的应急系统。去年疫情期间，我们看外卖小哥是不是也挺亲的？是不是跟看见人民解放军似的？全家人就指着他。他要送不上门，家里啥都没有。
而在西方，别看是发达国家，没有庞大的外卖力量，至少得允许老百姓去超市吧？所以绝对的严防死守，他们做不到嘛。
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这大几百万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呢？
这里要讲一个常识：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不是一群人。快递小哥属于邮政系统，是有五险一金的快递公司的正式员工，而外卖小哥和网约车司机类似，是个体劳动者，他们是拿计时工资的。没有五险一金，只有一份人身意外险。除此之外，可以说是毫无保障。他们每月6000元左右的工资是每单5元、8元这样一点点积累而成的。
廉思把快递小哥比喻成“蜂鸟”。蜂鸟不仅体型小，也是唯一可以在空中悬停的鸟。廉思说，“他们悬停于城乡之间，被排挤在城市制度之外，穿梭于偌大城市里每一处犄角旮旯，如蜂鸟般不停地扇动翅膀，试图悬停在城乡的上空。每次的城市游走，每次的回家探亲，都让他们无所适从。只有不停向上飞翔，努力让自己不跌落而下。”
这是现代化社会对个人生活挤压的极端情况，把人“困在系统里”。
如果在疫情前，这些外卖小哥的生活状态，可能也就和过去的农民工和大厂里“996”员工一样，被感慨几句，也就过去了。但是2020年的疫情，突然让我们明白，当社会有紧急状况的时候，他们是宝贵的应急力量。怎么能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呢？
廉思教授作了一个有趣的联想，这就相当于1000多年前，从西魏到盛唐的“府兵制”。
府兵制的逻辑很简单：国家负担不起规模很大的常备军，一旦遇到重大危机，靠临时在农民当中征兵也不行，农民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嘛，怎么上阵打仗？所以，就划定一些片区，你们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平时耕种，不用交税，但是一旦国家征用，你们要自带装备上阵当兵。这个片区，就叫“折冲府”，所以叫“府兵制”。
我们熟悉的《木兰辞》里描述的就是府兵。国家要打仗，征召她爹上战场。花木兰说，我是您女儿，我去，而且马和鞍具都自己买。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种机制，就叫——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危机治理。这种制度设计对当前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有一定参考意义。
第一，对社会深度嵌入。到处都有“折冲府”，不管哪里出了事，朝廷都可以就近调兵。现在也是，外卖小哥各个城市都有，深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各个基本面，是身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不同社会群体共同频繁接触的“关键少数”。
第二，有技能优势。当年的府兵也是在农闲的时候做军事训练。今天的外卖小哥，得益于日常工作的训练，在物流高效分拣、物资急速调运等多个方面展现出较强的职业素养与效率效能。
第三，得有高度的机动性。当年的府兵是招之能来来之能战。今天的外卖小哥，那是城市里的摩托化部队啊。
第四，良好的组织协作。当年的府兵有专门的机构管理。今天的外卖小哥，后面是用虚拟世界的算法和现实世界的站点双重组织起来的。
你看，这是社会的重要的备用“应急器官”。那既然如此，怎么能任由他们处于“蜂鸟”的悬停状态呢？得组织起来啊，得让他们有保障、有荣誉、有训练、有出路啊。
当年的府兵也是这样啊。并不仅仅是“拿税收换兵役”这么简单，朝廷要给荣誉的。《木兰辞》里不是说吗？“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打了胜仗，那是壮士，天子要接见的，是有功勋和赏赐的。如果有伤亡，地方官要上门慰问的。
对于今天的外卖小哥，廉思团队就有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一是行政嵌入和经济嵌入的关系。应急支援力量应当做到对社会的深度嵌入，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所谓深度嵌入，是指既要嵌入行政网格，又要嵌入经济网格。否则，平时“深入”不进去，关键时刻也就“硬气”不起来。
二是生产活动和应急训练的关系。比如，应急演练和学习培训要避开618和双十一。
三是扁平组织和动员方式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地位优待和身份认同的关系。对于应急支援力量，应当给予足够的政治和经济优待。要使他们政治上有荣誉感，经济上有获得感，在全社会形成对他们的尊重和认可，同时提升这些群体对自身职业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这个不难。你想，现代国家不就是这么对待军人的吗？为什么军人买车、船、飞机票要优先，就是这个道理，让全社会都能看到他们受尊重。那全社会尊重外卖小哥的风气，国家也可能会提倡。比如说，上电梯的时候，外卖小哥优先。现在很多高端商场，外卖小哥是不让进的。小哥到商场顶层餐厅取外卖，只能一路狂奔，绕来绕去地走员工通道，不能让商场的顾客撞见。
过去，商场这么做，是把外卖小哥看成一个普通的服务人员。但现在，人家在社会危急时刻，可是要出手拯救全社会的。平时咱们给人让让电梯怎么了？
从这个例子里，你看没看出来一个重要的思路？
现代化把人切割成原子化的状态，但是国家的力量，是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重新把人嵌入到社会组织中。让他们获得社会支撑，从悬停的蜂鸟变成可以筑巢的鸟。
从廉思教授的书里看到这两个例子，我还是挺感慨的。不是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出现如此专业化、高效率的队伍，不是这么大的国家，也不可能有一个系统性的让这支队伍可以安身立命的、可以牢固地再次嵌入社会的解决方案。
这不只是一个畅想。由廉思老师给出的“府兵制”的这个类比，你会知道，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这类思路，其实在中国正在各个领域酝酿。本质上都是在重建社会。
现代化通过一种非常残酷的逻辑让人分工，贪婪地索取人的时间，把人变成碎片。但是，当社会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当人人都感觉到我不幸福、我被困在系统里的时候，社会会大规模地回调。
比如说，北大的徐远教授，就多次提“二次房改”的思路。所谓“二次房改”，不同于“一次房改”的完全市场化，里面有很多政府参与的成分。
大致是说，未来10年，每年在大都市兴建1000万套安居房，户型小，但是位置不能偏。金融政策可以优惠，比如首付比例低，但还是商品房。那算下来，就是未来10年，要解决3亿人进城的问题。
短期看，这能解决大量资金的出路问题。中期看，为大城市补充人口，保障未来10到15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长期看，是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刚刚听到这个思路的时候，我还觉得疑惑。现在看这几年各地城市抢人的积极性，这套政策是真有可能以不同形式落地的。
你看，这也是“重建社会”的一个思路。
可以期待，重建社会，让个体的人在各个方面重新获得支撑，这会在方方面面开花。
比如，我们最近就在琢磨干一件事，不知道能不能干成，我们想干一所实体的小学，得到子弟小学，解决我们公司同事孩子上学的问题。当然不能自己办，我们出钱，跟最好的中小学合作来办。我小时候见过那种子弟学校的，爸爸妈妈上班，把孩子送到单位的子弟学校，同班同学的家长包括老师都是自己的同事，这种幸福感是很强的。
还有限制资本，限制资本进入K12教育，压低教育成本，公办托儿所，帮助生育后的女性回归职场，等等。请注意，这些都不是孤立的政策，这是在追逐效率的现代化过程结束之后，社会的自我重建。只不过，在中国这样的制度下，这种重建过程会更加快速、有效、自觉。
最近，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提了一个概念，“制内市场”。中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有自己的体制框架，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可能：既让自己体内的市场经济享有充分的创新自由，与此同时又可以用国家的力量制约资本的边界。这件事，生活在2021年的中国，我们正在一点点地体会到。
现代化把人逼成一个时间的零售者，现在社会开始回调，重建社会支持系统。这是大国才能做的。如果你是一个大都市的青年人，对这个进程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