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发俱乐部，每周有进步。我是罗振宇。
欢迎来到《启发俱乐部》的现场，今天是第32场。感谢今天到场的75位观众，感谢你们下了班，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听我聊天。按照传统，我们会给每一位到场客人发一枚徽章。这是顺序编号的徽章，今天的编号是3957到4032号。
此刻，在得到的深圳、广州、武汉学习中心，还有170多位同学在线下集中收看启发俱乐部。向你们问好。
最近这一年，有一个话题很热，就是中国的人口问题。
去年，中国人口增长，才1000万多一点，1003.5万人。听着不少。一千万人，响当当一个大国家了。但是你知道2019年出生了多少人吗？1465万人。两个数字一对比，你会发现：这是断崖式的下跌啊。当然，这有疫情的原因。但是这个数字还是引发了一种担心：中国的人口滑坡问题是不是要比我们原先想的还要严重？
中国每隔十年搞一次人口普查。第七次人口普查刚刚做完，本来是4月上旬要宣布结果，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拖，现在已经到4月底了还没有公布。这两天整个经济学界都在等这个数字，也有很多不好的预测，甚至有人会说会不会就在今年，中国历史性地迎来了人口的下跌。
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当然关心。我给你算算我这个岁数的人会面对什么。我今年49岁，再过30年，80了。现在30岁的人，那时候也都60了。咱们到那个时候可都是老人了哈。
2050年左右，那个时候的中国大概有5亿老人。放眼一望，全社会大概三分之一都是老人。
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有人吓唬我说：到了那个时候，谁也别说自己“财富自由了”，“我有房养老”什么的。那个时候，颤巍巍的我去打针，万一服务费涨到了20万一针呢？一套房，才能打几针？而那个时候因为年轻人变少，一套房还能不能值现在这个钱？也是一个大问题。
这是个人层面的问题，国家层面，也是一个巨大的隐忧。
经济学界有一个说法：长期来看，人口对于经济现象的解释力达到90%以上。
经济学界还有一个说法，说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
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判断。据说，有人问拿破仑，你喜欢你的哪个女人？拿破仑说：“生孩子最多的那个。”就连希特勒也说：“生育率决定一切。德国的命运取决于奶瓶。”这和几十年前的一个中国农村老汉的判断是一样的。
我曾经跟一位美国人聊过。我说，你们美国对中国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恐惧感呢？刚刚参众两院还通过了中国竞争法案。他说，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也可以想想嘛，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中国的5倍，发展速度也是中国的数倍，还在各个领域迎头赶上，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是不是也害怕？我说，确实怕怕。他说，所以，美国人也怕怕。
没了年轻的、有活力的人口，国家的前途就暗淡下来了。这个逻辑不难理解。第一，没有了一定的人口数量，经济分工就不可能那么细了。第二，没有年轻的人口，经济需求就降下来了。第三，没有年轻的人口，创新的动力也就失去了。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老龄化和医药产业之间的关系。在直觉上，老龄化社会到来，对医药相关产业是大大的利好啊。人越老，病越多，钱更多地花在健康上了嘛。但是不好意思，这不是事实。医药行业是有它的天花板的。什么？就是国家医疗保险体系的支付上限，而不是全体国民医药需求的总和。道理很简单，在现代化的国家里，支付医药费的大头是医保，而不是个人啊。所以，一个国家的财政力量是不是上涨，才是医药行业有没有前途的指针。而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如果老龄化严重，财政力量就会受限，所以，老龄化绝不是医药行业的福音。日本就是现成的例子，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但是医药行业的增长却是停滞的。所以你看，只要放大视野看问题，任何局部都不可能在一个衰败的整体中获利啊。
二战之后，几乎所有的向现代化方向冲锋的国家，都瞄准了美国。但是最后都被人口老龄化这个问题拖了后腿。
日本1995年的人均GDP曾经是美国的1.5倍，现在2020年已经降到61%，今后很有可能低于美国的40%。韩国2011年左右到美国的50%左右，也徘徊不前了。欧盟2008年是美国的76%，现在是53%；德国是欧洲的翘楚，人均在2008年曾是美国的94%，但是，2020年降到71%。这背后，都有人口老龄化的因素。
这就带来一个隐忧：中国这些年也在对美国急起直追，这是一个超级长跑的过程，那么会不会因为人口问题，变成了短跑呢？
那你可能会说，为什么不鼓励生育呢？这么大的国家，政策出台要一步步来。我估计，国家鼓励生育的大政策，很快就会来。
但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仅仅从政策上鼓励生育，有效性不大。像什么德国、日本、韩国、丹麦，给多生孩子的家庭减税，发现金补贴，国家拨款请保姆带孩子，甚至搬出爱国主义（“为了丹麦，做吧！”），统统没有用。过去二三十年间，全球的生育率大幅下跌。
有一个词，叫“灰犀牛”。请注意，它可不是那种不可预知的风险，那叫“黑天鹅”。灰犀牛指的是你明明知道它会发生，但却无法作为，眼睁睁看着它发生的风险。我们就正在准备承受这样一次巨大的撞击。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活动，前面一个专家讲的就是人口形势。他讲完，全场人都屏住了呼吸，心情跌落到谷底。然后我上去讲，你说我咋讲？讲了大家也没有心思听了。
我只好说，天色不早了，要不大家回家生孩子去吧？
然后接着我说了一段自己都觉得是强词夺理的话。我说，刚才那位老师说的都是事实，我也认同。但是我脑子还有一个小人儿在告诉我另外一个道理：人类预测长期未来，从来就没有对过。如果大家都恐惧一件事会发生，这件事大概率就不会发生。比如，石油会用完，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
话虽这么说，但我自己也是有忧虑的。最近，我和何帆老师聊了一次天。他发了个大愿，每年写一本书《变量》，一份《何帆报告》，记录中国变化，一直坚持30年。往年，他的这份报告在发布之前，内容全部保密，谁问也不说。就像厨师炒菜，只给你端菜，不让你进后厨。今年，何帆老师说要换一种玩法，他想从去菜市场买菜开始，就邀请咱们得到APP的同学参加，洗菜、择菜、切菜、炒菜，都一起来做，看看会有什么不一样。前两天，他在得到APP知识城邦发了一个英雄帖，列了25个问题，请大家投票，看看大家最关心哪些问题。欢迎你关注他的知识城邦，参与这项知识工程。（点击下方图片，即可查看何帆老师发布的25个问题）
何帆老师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说，不能这么看问题。如果你就把它看成是灰犀牛，那就像我们看过的那些潜艇战的电影似的：明知道深水炸弹已经扔下来了，能不能逃过这一劫，就看命了：“抱紧柱子，等待撞击。”
但凡事都有另外一面。解决超级长期大难题的策略通常都是：想想怎么把负债，变成资产？
举个例子，比如中国号称是“基建狂魔”，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甩美国几条街。但问题是美国当年也是基建狂魔啊。等建设期过去了，大量的工程师、建筑队将来退出了，基础设施的老化问题怎么办呢？这就要想办法把这些基础设施确权，交给人，不管是具体的政府开发区，还是国企，还是民企，当做资产交给他们去运营。他们自然会找到办法。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么多的老年人口，真的是社会的负债吗？细想一下，不是啊。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人这一生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时间啊。那退休那一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大笔时间。我们这辈子想干但是没有时间干的事，终于有时间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度过自己的退休生活，当然不是想各种办法，把自己的时间杀掉。打麻将吗？跳广场舞吗？那是活活把一笔“资产”变成“负债”啊。
我们得反过来操作：想想怎么把“负债”变成“资产”？就现在的医疗条件来说，只要不出现重大的变故，我们的80岁之前，是可以保持工作能力的。
我自己其实就在为那一天做准备。我61岁那年结束最后一届跨年演讲，我把那个舞台交给下一任接班人。我呢？估计那个时候得到学习中心全国各大中心城市也都有了。我就做一个安静的美老头儿，每个星期胳肢窝夹几本书，到各个学习中心，给愿意听我聊天的年轻人讲讲我这星期读到的书，受到的启发。那个时候，就不收票钱了。因为质量也保证不了了，哈哈。愿意给我免费打针的年轻人优先。哈哈。
最后用颤巍巍的手给到场的年轻人别上一枚启发俱乐部的徽章。
你看，这不就是把一笔负债，变成了资产了吗？欢迎所有愿意这么过退休生活的人，现在也可以准备起来了。我们到时候可以把各地学习中心的场地开放给大家。准备要趁早。到时候估计竞争还是挺激烈的。为了和王老头或者李老太太讲同一场，没准会打起来的。哈哈。
所以你看，现在那些憋着劲儿要做养老产业、银发产业的人，都在想，要给我们打针吃药，要给我们装助听器、假牙、足力健，要给我们准备混吃等死的床位。这是想错了方向了。我们哪有那么容易躺倒？
何帆老师说了一个创意：真正稀缺的老年产业，也许是生涯规划。对啊，大量60岁退休的人，精力充沛、社会经验丰富、支付能力强悍、为什么不给他们出主意、做产品，帮他们过好后面的40年呢？
当你把老年人看成是资产的时候，你还会在老年人身上发现一个特质：就是他们不会回到社会的主赛道上了。想回公司996也不可能了。他们将用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思考一件事：怎么不在主赛道上，但还能创造价值？这不就是社会渴望的创新吗？
但是，如果不创业，也不加入效率型的公司，老年人怎么创新呢？
我就想到过一个主意。等我老的时候，我可以联合一些老同志，就像前些年搞扶贫一样，一对一地帮扶年轻人啊。比如，大家自由组队，自由选择，每周订个日子，到我家吃饭。有问题可以问，有难处我可以看看我有啥社会关系可以帮忙，甚至可以找我帮忙修改一下演讲稿。
你不要小看这个模式啊。实际上，现在的中国，没有外婆的帮助，很多上班族怎么带小孩？不再挣钱，但不意味着不能参与价值创造和社会创新嘛。只不过，缺一些机制和产品，把这种“滴滴打老头老太太”的模式落地而已。
这就是何帆老师所谓的把“负债”变成“资产”。
当然，人口问题，不只是老年化的问题，还有一个更要命的：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生孩子？
请注意，我们今天其实不是在讲人口问题。我们是想通过这个问题，找到另一个更大问题的答案：当代中国青年人的生存处境问题。五四青年节快到了嘛，这个问题应该被系统地琢磨一下。
要知道，人口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全民努力的问题，是某一个特定代际的问题，比如，现在的中国，人口问题只能寄望于90后这一代。他们要是不生，我们70后着急，没有用。
这个问题，我看到的答案有很多，比如现在的房价很贵，年轻人很累，教育费用太高，等等。这些答案吧，看起来都有道理。但是感觉都缺一点解释力：你想，过去农村里，穷不穷？累不累？我们这代人出生的时候，父母穷不穷？累不累？为什么还能生那么多娃呢？
还有，世界各国的数字都表明，穷人比富人更爱生孩子。
你看，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是没法解释这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本来想想就算了，但是最近我偶然读到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书，得到了另一个思路的启发。今天就向您汇报一下。
我在得到的电子书库里面，有一天偶然翻到了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莫兰的一本书，叫《人口浪潮》。里面详细阐述了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人口诅咒。
现代化刚开始的时候，卫生条件很差，虽然生育率高，但是是婴儿的死亡率也高。
到了第二个阶段，卫生条件好起来了，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口暴涨，婴儿潮就来了。
到了第三个阶段，死亡率低了，出生率也低了，人口增速大幅下降，现代化的巅峰就到了。
但是很可怕，接下来的是第四个阶段，当年的婴儿潮，现在变成了老人潮和死亡潮同时出现，一个现代化国家就慢慢衰落了。
你会发现，出生率减少，不是什么经济条件的产物，这就是现代化本身的结果。这四个阶段的模式，在日本、在苏联、在欧洲一再地被验证。“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好的避孕药”。
如果这么说的话，那现代化是什么？从一个超长的历史阶段来看，现代化不是什么一眼看不到头的上升台阶，现代化就是中国武侠小说里的“七伤拳”啊。把内力逼出来，短时间突然释放，获得的是眼前的胜利，但是代价是一个民族的长期生命力。这么说来，现代化不过是一个民族放的一个烟花而已。
你看，人口出生率下降，不能在中国的国情里，而要到“现代化”这个大背景下找原因。
看完了保罗·莫兰的《人口浪潮》之后，有一个问题就蹦出来了，为啥美国不这样呢？美国60年代开始生育率一度下降，直到1976年仅剩1.74，比欧洲还低。不过，此后美国开始鼓励生育，尤其里根上台后出台一系列政策，使得生育率回升到1989的2.0， 到2007年一直保持在2.1左右。相比之下，欧盟从1976年的2.06滑落到1989年的1.65，再到2007的1.51。2005年，亚洲的日本也下降到1.26。在美欧日这个板块中，美国是最高的。
那为什么呢？这个原因不能从政策方面去找，大家都是人，谁也不比谁傻多少，如果一项政策铁定有效，别人不会抄作业啊？
美国之所以能把出生率拉回来，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它是大国。大国在解决超长期、超复杂问题的时候，回旋空间就大。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在面对人口问题的时候，真正能够指望的不是什么特定的政府政策。
最近，有朋友在聊天，说就得国家下狠心，党员干部带头，不生二胎不准提处级，各片区包干，像压GDP一样压各个地方人口出生率。
还有一个哥们出了一个特损的招儿，说应该家里有弟弟妹妹的高考加10分。你生一个孩子，担心孩子成绩有点悬，想给加10分，不用什么才艺、小提琴、舞蹈，生个孩子加10分。等孩子大了，也不能对不起老二，再生一个。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这种政策，说实话，让政策部门去考量。我们真正的希望是来自于一点，就是我们是一个大国。大国的回旋空间永远是大的。
最近我又翻到了一本有趣的书：《思行者》，作者是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廉思。他是一个“用脚底板做学问”的学者，也是当代中国研究青年问题最著名的学者。你可能还记得当年有一个很火的概念叫“蚁族”，就是低收入的大学生聚居群体，那就是廉思教授做的研究。
过去10年，廉思课题组研究了32个青年群体，包括蚁族、工蜂（青年教师）、洄游（返乡青年）、蜂鸟（外卖和快递小哥）、网络主播等等。这本《思行者》就是他过去10年研究最精华的成果集。
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启发，我们先从一个现象说起：
35岁现象。很多用人单位将招聘门槛设定为“年龄在35周岁以下”。35岁以上不能落户，35岁以上不得报考公务员，35岁以上不招收全职员工，35岁左右的高校教师非升即走……35岁以上的排外条款遍布于我们周围，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那么请问，这是为什么？要知道，现在大量的劳动，都是知识劳动，是要靠脑子、靠经验的。35岁的人，正好是脑子成熟、经验成熟的时候，人脉也够，处事也圆熟了，看问题的视角也更宽。就拿我自己来说，我自己知道的：现在年近50的我，比35岁之前的我，各方面的能力都强太多了。为什么最好用的人，恰恰是被抛弃的人？奇怪吧？
廉思的一句话突然惊醒了我。请问什么是年轻人？是时间能够商品化的人。
对啊，年轻人嘛，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可以把全部时间投入到无尽的事业里面去，他的所有时间都可以拿来卖掉。
过了35岁之后，他的变化是什么？是他要结婚、生孩子，父母老了他要照顾，结果就是他有大量的时间不能商品化了。
35岁以上的人，明天孩子要开家长会，后天老人住院了，给他钱让他加班也不加班。不是他懒了，而是他的社会责任不允许。他可以用来商品化的时间骤减。所以，他就开始面临一个潜在的风险，他要被现代化社会组织驱逐出去。
那他可以干什么呢？只要是自己可以决定时间时，他们都可以干。你是自己创业、干网络直播、干外卖，都可以，但是，只要是高度组织化的事，都不会要你了。
现代化的系统是一个机器，用全部的能力在吞噬你的时间。吞噬这个词听着挺可怕的，但是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是很温柔的，是迈着猫步来的。大家都听过那个段子吧，深圳某大厂按规定是6点钟下班。说要不再加会儿班，7点钟公司有一顿免费的晚餐。吃完晚餐之后，说要不等到9点吧，9点打车回家公司报销。到9点了，说就到11点吧，11点还有一顿免费的夜宵。
不要以为现在不上班宅在家里的人，就可以不销售时间。电脑游戏和各种文化产品，一样会把他的时间耗竭掉。
那问题又来了，你可能会说，时间是我自己的，我不卖还不行吗？不好意思，不行。这不是谁强迫你，是你自己会强迫自己。
现代化条件下，无论你是在组织内，还是在组织外，都会面临一个有着无穷深度的诱惑系统。多加班，有业绩、有荣誉、有升职加薪的可能。这就像是一个游戏。为了攒点游戏里的绩点，咱们会一步步地被引诱往前，不知不觉就玩了一个通宵。那是一个坑。游戏界有一句话：不仅要把坑挖深，而且要把坑挖滑。让用户一旦踏上，就会一路滑到谷底。
打游戏是这样，刷短视频也是这样。短视频不是有多好看，而是我们的大脑皮层被3到5秒的节奏频繁唤醒，一个刺激接着一个刺激。大脑是贪恋这样的刺激的，所以一个小时很快就滑过去了。上班也是一样的。只要前面的利益诱惑还在，可以把时间兑换成收益，你就会无止境地追求那种快感。
现代化希望把人塑造成什么样？一个可以无止境地销售时间的人。要么你在组织内，35岁以下的人24小时待命，可以批发销售时间；要么你在组织外，35岁以上的人因为存在时间下降的风险，允许你零售时间。现代化，简直就是一个吞噬时间的机器。它想法设法地把一个人的时间耗竭在无穷的诱惑中。
请问你哪来时间生娃？有娃的人都知道，那也是个耗时间的机器。所以。生孩子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在钱上跟你争夺，是以时间这根绳索。把一个年轻的生命活活扯的粉碎。
我就认识一些大学的女博士，现在留校任教了也不错，周围人很羡慕她，但是35岁之前如果不能升上副教授就得走。即使现在有男朋友、有丈夫，她不敢生。这是时间问题，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现代化，无论是蒸汽机的现代化还是内燃机的现代化，是电脑的现代化还是互联网人工智能的现代化，都指向了无止境地开掘人类的时间资源。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稀缺，最不可再生的资源。而组织家庭，养育孩子，是需要刚性的时间付出的。
这才是现代化和人口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那再往深看一层。现代化仅仅是在争抢时间吗？
你想，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支撑系统的。人的原生支撑系统，就是家庭。家庭提供的是完整的支撑，既包括经济的（养儿防老、亲戚互助），也包括情感的（天伦之乐、亲密关系）。这个系统，效率不高，但是很全面。
但是现代化来了之后，它又建立一个支撑系统。它把所有可以效率化的部分，全部接手过去了。想挣钱？来，加入现代化的协作系统；想实现自我？来，加入现代化的社会组织；想省时省力？来，使用现代化的工具。
这是一个对传统的家庭支持系统不断入侵的过程。家庭的各种状态都被撕碎了。最后连全家人乐乐呵呵在一起做一顿饭、吃一顿饭的状态也被外包成了外卖。
现代化把家庭支撑系统中可以提高效率的那部分，全部拿出去，整合起来，投入到效率的无限增长中去。最后剩下的那个部分，现代化系统管不了也不想管，那就是：生孩子。生孩子总没办法外包嘛。
几年前，我看到过一则科技新闻。说德国有一家公司研究体外的电子智能子宫，你贡献一颗精子和卵子，在那里面直接就变成一娃。你的孩子可能是阿里牌的，可能是腾讯牌的、京东牌的。你贡献完了精子卵子，可以按点去看。整个喂养、哺育到长大，都是公司帮你干完。估计那样的话好多人愿意生。但真到那一步，整个人类文明就解体了
人的支撑系统无非就是两种：社会和家庭。现代化在构建极其发达的社会，但它天然排斥家庭。
在传统社会，尤其是农村，大家之所以愿意生孩子，不是因为生活富裕，而是因为：一方面，社会对他们时间的索取，是有限的，是有节制的，再多余的时间也不可能销售掉；另一方面，社会支持系统简单，人会自然地靠家庭来形成支撑系统。闲暇多了，个体生命被家庭支撑、基因被延续的渴望就萌发了，生个孩子的冲动就来了。那毕竟是本能。
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写饭店小老板的帖子。这位小老板厨师出身，手艺不错，也很努力，但是最近还是决定把在大城市的店关了，回老家去。倒不是因为赔钱，而是看不到未来。比如，如果他不用中央厨房的料理包，那就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出外卖的订单，也控制不了成本；如果不会互联网运营，就不可能在平台上获得流量；如果不是大资本支持下的连锁店，就不可能把装修成本降下来，设计感提上去，等等，总之，一个只会炒菜的小老板已经经营不了饭店了。
这位小老板还说了一个理由，说还是夫妻老婆店好，起码可以把孩子放在店里一边做生意一边看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如果我是帮人家打工的厨师，我的孩子怎么办呢？
你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个手艺人，是很有幸福感的。他可以以自己为核心来组建生命的支持系统。
一方面，他有手艺，可以把一堆原材料变成一个创造物。所谓“艺不压身”。手艺这个东西，时间投入得越多，境界就越高。个人可以踏着这个确定的变量往上走。但是，现代化不允许，你不能有自己的手艺，你只能成为一个社会支持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另一方面，孩子问题也是一样。现代化不允许你退回到自己的世界中，构建自己的系统。高效率的连锁店一步步进逼，自成一体的夫妻老婆店一步步退场。
这么一番分析下来，好像现代化社会的出生率下降，好像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了。
其实不然。前面讲，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要小看“大国”两个字，它意味着很多问题是有周旋的空间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在一个大国，可能会有哪些新思路出来。还是回到廉思老师的这本书给我的启发。这里面写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外卖小哥。
2020年3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是一名普通的中国外卖小哥。你知道的，那是疫情期间。为什么外卖小哥这么受西方媒体看重？因为这是中国独有的社会现象。
中国人一直感到奇怪，中国抗疫做得这么好，西方国家为什么不抄我们的作业呢？原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社会有一个重要的“器官”，而西方社会还没有进化出来，就是外卖小哥。中国社会送餐的外卖员接近1000万人。这个数字应该还在增加。
你想，疫情期间，全国人民“隔离观察”和“守家防控”，那生活基本保障怎么办？因为有外卖小哥这支力量，咱们就可以安心在家待着。它能够在整个社会突然休克的时候，像呼吸机一样，维持社会的基本运行。
所以，外卖小哥是什么？是普通老百姓，被国家在危急时刻征用的应急系统。去年疫情期间，我们看外卖小哥是不是也挺亲的？是不是跟看见人民解放军似的？全家人就指着他。他要送不上门，家里啥都没有。
而在西方，别看是发达国家，没有庞大的外卖力量，至少得允许老百姓去超市吧？所以绝对的严防死守，他们做不到嘛。
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这大几百万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呢？
这里要讲一个常识：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不是一群人。快递小哥属于邮政系统，是有五险一金的快递公司的正式员工，而外卖小哥和网约车司机类似，是个体劳动者，他们是拿计时工资的。没有五险一金，只有一份人身意外险。除此之外，可以说是毫无保障。他们每月6000元左右的工资是每单5元、8元这样一点点积累而成的。
廉思把快递小哥比喻成“蜂鸟”。蜂鸟不仅体型小，也是唯一可以在空中悬停的鸟。廉思说，“他们悬停于城乡之间，被排挤在城市制度之外，穿梭于偌大城市里每一处犄角旮旯，如蜂鸟般不停地扇动翅膀，试图悬停在城乡的上空。每次的城市游走，每次的回家探亲，都让他们无所适从。只有不停向上飞翔，努力让自己不跌落而下。”
这是现代化社会对个人生活挤压的极端情况，把人“困在系统里”。
如果在疫情前，这些外卖小哥的生活状态，可能也就和过去的农民工和大厂里“996”员工一样，被感慨几句，也就过去了。但是2020年的疫情，突然让我们明白，当社会有紧急状况的时候，他们是宝贵的应急力量。怎么能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呢？
廉思教授作了一个有趣的联想，这就相当于1000多年前，从西魏到盛唐的“府兵制”。
府兵制的逻辑很简单：国家负担不起规模很大的常备军，一旦遇到重大危机，靠临时在农民当中征兵也不行，农民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嘛，怎么上阵打仗？所以，就划定一些片区，你们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平时耕种，不用交税，但是一旦国家征用，你们要自带装备上阵当兵。这个片区，就叫“折冲府”，所以叫“府兵制”。
我们熟悉的《木兰辞》里描述的就是府兵。国家要打仗，征召她爹上战场。花木兰说，我是您女儿，我去，而且马和鞍具都自己买。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种机制，就叫——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危机治理。这种制度设计对当前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有一定参考意义。
第一，对社会深度嵌入。到处都有“折冲府”，不管哪里出了事，朝廷都可以就近调兵。现在也是，外卖小哥各个城市都有，深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各个基本面，是身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不同社会群体共同频繁接触的“关键少数”。
第二，有技能优势。当年的府兵也是在农闲的时候做军事训练。今天的外卖小哥，得益于日常工作的训练，在物流高效分拣、物资急速调运等多个方面展现出较强的职业素养与效率效能。
第三，得有高度的机动性。当年的府兵是招之能来来之能战。今天的外卖小哥，那是城市里的摩托化部队啊。
第四，良好的组织协作。当年的府兵有专门的机构管理。今天的外卖小哥，后面是用虚拟世界的算法和现实世界的站点双重组织起来的。
你看，这是社会的重要的备用“应急器官”。那既然如此，怎么能任由他们处于“蜂鸟”的悬停状态呢？得组织起来啊，得让他们有保障、有荣誉、有训练、有出路啊。
当年的府兵也是这样啊。并不仅仅是“拿税收换兵役”这么简单，朝廷要给荣誉的。《木兰辞》里不是说吗？“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打了胜仗，那是壮士，天子要接见的，是有功勋和赏赐的。如果有伤亡，地方官要上门慰问的。
对于今天的外卖小哥，廉思团队就有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一是行政嵌入和经济嵌入的关系。应急支援力量应当做到对社会的深度嵌入，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所谓深度嵌入，是指既要嵌入行政网格，又要嵌入经济网格。否则，平时“深入”不进去，关键时刻也就“硬气”不起来。
二是生产活动和应急训练的关系。比如，应急演练和学习培训要避开618和双十一。
三是扁平组织和动员方式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地位优待和身份认同的关系。对于应急支援力量，应当给予足够的政治和经济优待。要使他们政治上有荣誉感，经济上有获得感，在全社会形成对他们的尊重和认可，同时提升这些群体对自身职业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这个不难。你想，现代国家不就是这么对待军人的吗？为什么军人买车、船、飞机票要优先，就是这个道理，让全社会都能看到他们受尊重。那全社会尊重外卖小哥的风气，国家也可能会提倡。比如说，上电梯的时候，外卖小哥优先。现在很多高端商场，外卖小哥是不让进的。小哥到商场顶层餐厅取外卖，只能一路狂奔，绕来绕去地走员工通道，不能让商场的顾客撞见。
过去，商场这么做，是把外卖小哥看成一个普通的服务人员。但现在，人家在社会危急时刻，可是要出手拯救全社会的。平时咱们给人让让电梯怎么了？
从这个例子里，你看没看出来一个重要的思路？
现代化把人切割成原子化的状态，但是国家的力量，是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重新把人嵌入到社会组织中。让他们获得社会支撑，从悬停的蜂鸟变成可以筑巢的鸟。
从廉思教授的书里看到这两个例子，我还是挺感慨的。不是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出现如此专业化、高效率的队伍，不是这么大的国家，也不可能有一个系统性的让这支队伍可以安身立命的、可以牢固地再次嵌入社会的解决方案。
这不只是一个畅想。由廉思老师给出的“府兵制”的这个类比，你会知道，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这类思路，其实在中国正在各个领域酝酿。本质上都是在重建社会。
现代化通过一种非常残酷的逻辑让人分工，贪婪地索取人的时间，把人变成碎片。但是，当社会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当人人都感觉到我不幸福、我被困在系统里的时候，社会会大规模地回调。
比如说，北大的徐远教授，就多次提“二次房改”的思路。所谓“二次房改”，不同于“一次房改”的完全市场化，里面有很多政府参与的成分。
大致是说，未来10年，每年在大都市兴建1000万套安居房，户型小，但是位置不能偏。金融政策可以优惠，比如首付比例低，但还是商品房。那算下来，就是未来10年，要解决3亿人进城的问题。
短期看，这能解决大量资金的出路问题。中期看，为大城市补充人口，保障未来10到15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长期看，是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刚刚听到这个思路的时候，我还觉得疑惑。现在看这几年各地城市抢人的积极性，这套政策是真有可能以不同形式落地的。
你看，这也是“重建社会”的一个思路。
可以期待，重建社会，让个体的人在各个方面重新获得支撑，这会在方方面面开花。
比如，我们最近就在琢磨干一件事，不知道能不能干成，我们想干一所实体的小学，得到子弟小学，解决我们公司同事孩子上学的问题。当然不能自己办，我们出钱，跟最好的中小学合作来办。我小时候见过那种子弟学校的，爸爸妈妈上班，把孩子送到单位的子弟学校，同班同学的家长包括老师都是自己的同事，这种幸福感是很强的。
还有限制资本，限制资本进入K12教育，压低教育成本，公办托儿所，帮助生育后的女性回归职场，等等。请注意，这些都不是孤立的政策，这是在追逐效率的现代化过程结束之后，社会的自我重建。只不过，在中国这样的制度下，这种重建过程会更加快速、有效、自觉。
最近，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提了一个概念，“制内市场”。中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有自己的体制框架，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可能：既让自己体内的市场经济享有充分的创新自由，与此同时又可以用国家的力量制约资本的边界。这件事，生活在2021年的中国，我们正在一点点地体会到。
现代化把人逼成一个时间的零售者，现在社会开始回调，重建社会支持系统。这是大国才能做的。如果你是一个大都市的青年人，对这个进程是可以期待的。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这几年，中国的二三线城市非常亮眼。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和南京，是前十强。郑州、合肥、长沙、福州、济南、西安、南通，这样的城市GDP都超过了万亿大关。我身边不断听到有人从北上广深开始迁移到了这些城市发展。
前一阵，考研名师张雪峰离开北京去苏州定居。我们得到有两位著名的神秘老师，一个是熊逸，一个是顾衡。他们是谁我不能透露，但是他们生活的城市可以讲。他们生活在哪儿？熊逸生活在重庆，顾衡现在生活在成都。顾衡原来在北京定居，觉得我在得到讲课，为什么要在北京花这么贵的房租？成都多好，就去成都了。
表面上是因为房价。你想，在这些城市，房价一般都在2万左右。奋斗者们是还能够得着的。请注意，这是一个全国各个层面的现象。
2014年，廉思教授组织过一次“瑷珲—腾冲线”青年群体大调研。这条线也称之为胡焕庸线，把中国分成了东南和西北两个部分，所以是一道“国情线”。
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外闯荡过，然后又回到老家发展的青年，被称之为“洄游青年”。他们的平均收入都高于当地人均水平。
道理不难理解：人口流动本来就相当于是一所大学。他们从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回到老家，就相当于从这所大学毕业了，当然就带回来了先进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方式。
举个例子：2013年我国大学生创业比例仅为0.3%。而河北清河县的调研表明，有35.6%的“洄游青年”选择了自己创业。
这个对比说明了什么呢？
现在经常听人说，“知识不值钱了”。知识怎么可能不值钱呢？给知识找到应用的地方，当然就值钱啊。过去，大城市像抽水机一样，从二三线城市和农村把年轻人抽走。现在，二三线城市的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这批“洄游青年”会助推二、三线城市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他们将造就一个“中间地带的青春中国”。
还有一个现象不知道你感受到了没有？这几年有很多新锐的消费品牌不是来自于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而是发源于二三线城市，比如，喜茶起家的地方是广东江门，蜜雪冰城的第一个店在郑州的城中村，三只松鼠诞生在我的老家安徽芜湖，韩都衣舍发迹于山东济南。
何帆老师说，文化也是这样。过去，北京上海，好像是唯二的两个文化发动机。但是，今天呢？现在特别火的一个乐队“五条人”来自广东汕尾一个叫海丰的县城，乐队“九连真人”也诞生在广东一个偏远的客家城市河源连平县，李子柒走红是在四川绵阳的大深山里，刘慈欣如果不是在山西阳泉娘子关电厂那样偏僻的地方工作，是不是能写出《三体》这样的大作，也是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趋势也不是今天才有。中国五大戏曲中的越剧、黄梅剧、评剧形成不过百余年，是可以确凿找到其根本出处，无一例外是县城。比如越剧，其实来源于浙江嵊县。豫剧时间久远，但是作为梆子戏的一种，出处为乡县的可能性极大。唯一的国剧京剧是北京制造，但是京剧的父母徽剧汉剧则是乡县制造。
今天这个趋势会更明显。
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互联网一下子把一线城市和小镇给拉平了。北上广深的文化优势、信息优势不再像原来那么明显了。
第二，小地方，有一线城市极其匮乏的东西：闲暇。
请注意，闲暇不仅仅是有空余的时间。闲暇是指：完全属于你个人的、自由的、内向的空间。他可以做没有目的的事。或者说，他以做这件事本身为目的。
平常一点的：打麻将什么目的？打麻将本身就是目的；高级一点的：读书有什么目的？真正的读书人，读书本身就是目的。
你可别觉得人做没有目的的事好像是没出息哈。这只是我们大都市里的人的思维习惯：打工是为了赚钱，坐车是为了通勤，读书是为了提高竞争力，如果什么都这么想，那就容易把自己活成“工具人”。无奈的是，大都市里所有人都这样。
但是小城市不同。小城市里的很多年轻人，他们没有那么多目的。
好多网络小说的创作大神都生活在县城，不在北上广深。北上广深像我这样，每周要搞一期启发俱乐部，想象力是相对贫乏的，目的性太强。
哪里才是青春中国？是中间地带。它不可能在极度贫乏的地区，在中国的县城、二三线城市，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快，房价没有那么高，人的幸福感很强，挣的钱吃个饭肯定没问题，上个超市也不用算账，这辈子没有那么紧迫的事情，大量的创新会在这萌发。
塔勒布：现代生活会用愚人的方式解释各种行为。现在我们“散步锻炼”，而不是毫无理由地“散步”。
对啊，哲学家康德每天都散步。他散步本身就是目的，以至于当地小镇上的居民可以用康德散步的时间来对表。为所有的行为都加上一个目的，这是我们现代化社会里的人的一个新特征。
昨天刚看到一个段子：如果是在今天的大城市里，即使牛顿生在你们家，苹果掉在他头上，他也不会发现三大定律的，因为他被你拉去练钢琴了。
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啊。比如，你觉得自己爱爬山，爬山本身就是目的。那你设想一个情境：你跟一个商业伙伴约定周末一起去爬山。对方突然打电话说有急事去不了了，那请问，你自己还会去爬山吗？这样的问题能帮助我们判断做一件事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闲暇会带来真正的创新。牛顿是这么创新的，爱因斯坦也是这么创新的。文学家艺术家就更多了。所以，中国的文化创新“小镇化”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现象了。
所以，可以有一个判断：年轻人大学毕业了，就一定要留在北上广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刚才我们说了两个动向。第一，大都市里的年轻人，有机会摆脱“蜂鸟”的悬停状态，原子化的状态，有机会重新构建社会支持系统。第二，二三线城市的活力正在被激发，闲暇的价值正在被看到。
你可能会说，这只是物极必反罢了，这怎么能看出中国解决人口问题的机会呢？
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吗？制止现代化导致的人口下滑问题，美国几乎是西方国家唯一的例外。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大国。中国也是一个大国。大国解决超级复杂的问题，总是多了一些方法。
就拿刚才说的那两个动向来说，重建社会支持系统，这是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强项，我们的制度支持，我们的文化也支持。至少，老人帮忙带孩子，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大国的经济实力，才有这样的空间。
还有，人口流动，也是大国的特色。美国人的流动性就比欧洲好很多。一个美国人今年在东海岸，明年搬到西海岸，从城市搬到乡村，很正常。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文化便利性。
前一阵我在上海遇到熊浩老师。
他就跟我讲了一个洞察。他在香港待了很多年。他说，香港年轻人对中国大陆的认同，不仅是内地的要求，对香港这一代年轻人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如果他们认同自己是一个中国人，那么到大湾区到中国内地一个小城发展，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如果他们只认同自己是一个香港人，那么香港就会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有没有广阔的选择，对一个人的人生，是有决定性影响的。
我们公司就有从台湾来的同事。对她来说，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工作，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不算背井离乡。
对，身在一个大国，是要享受大国红利的。
当然，你懂得，中国的政策工具箱里面，还有大量没有动用的工具。
所以，人口问题，咱们可以先用一句话结掉。就是《肖申克的救赎》里说的那句话：“危险是一个事实，恐惧是一个选择。”
西班牙技术哲学家奥特加·伊·加塞特曾给技术下过一个另类的定义——技术就是为了节省时间而花费的时间。人类要生存，就有许多不得不做之事，这些机械劳动让我们每天不停地忙活。为了省下时间，我们才会想到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发明各种技术，让技术帮我们做那些重复、机械的琐事。且慢，这样一个定义表述完整了吗？哲学家的思考永远是深刻的，奥特加接下来的质问才触及本质：如果技术帮我们节省下了时间，那么，省下来的时间去哪儿了？白白闲着吗？再被消磨掉吗？奥特加的回答是：省下来的时间要用于创造性地生存。
我们70后这一代，从几乎是从一个农耕社会，伴随这个国家，经历了整个工业化的进程。今年我马上就50了，你会清晰地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已经接近于尾声，它的下一个历史阶段就要到来。在2020年这一场变局面前，在2021年的这个春天，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社会往前看的图景和我们熟悉的过往的40年是肯定不一样的。在一个大国的舞台上，大量的空间和回旋余地正在展现。所以，不能用我们这代人的视角，不能用我们已经掌握的那些事实和趋势，往未来画一跟延长线。如果那么画延长线的话，它既非事实，也不正义。
中国人正在摸索下一个阶段的社会图景。效率不会再是唯一的追求。每个人的生命支柱，都会重新建构。祝福这一代中国青年，你们创造性地生存的空间，一定会比我们这一代人大。
我们这一代人，也希望能加入到你们的创造过程中。
打针便宜不便宜，无所谓，但是，一定要带上我们玩。
好，这就是本期的启发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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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是五一期间，启发俱乐部暂停一周。5月12晚上，我们还将在北京华贸北广场，得到北京学习中心，向你汇报我未来两周受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