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发俱乐部，每周有进步。我是罗振宇。
今天我们是在北京华贸中心北广场的北京得到学习中心向大家直播。也要特别感谢今天到场的观众，感谢你们下了班，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听我聊天。今天现场，我知道至少有三名过生日的寿星，也许还有更多，欢迎大家。按照传统，我们会给每一位到场客人发一枚徽章。这是顺序编号的徽章，今天的编号是4033到4107号。
此刻，在得到的广州、深圳、武汉、西安、上海、成都学习中心，还有500多位同学在线下集中收看启发俱乐部。向你们问好。
还有在抖音、西瓜视频、今日头条上观看直播的朋友们，感谢你们的关注。
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这是世界首富，刚刚退休的亚马逊的老板贝索斯。你看他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是闪亮的秃头。
这张图片上的英文字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当世界首富是秃头的时候，就意味着脱发这件事属于无药可医。所以，不要把你的钱浪费在生发这件事上。”
我看了之后，两个感慨：
1.首富也有知识盲区。花钱还是有用的，比如植发。
2.想想那些首富也做不到的事，不仅是一件快乐的事，也能在我们脑子里出现一张很有趣的清单：婚姻幸福、子女成才、不挨骂、受尊重、一头秀发，等等。比尔·盖茨最近不也要离婚吗？这张清单说明，金钱起不到作用的领域还是挺多的。
但是，这其中有一样，金钱不仅起不到作用，甚至还有反作用，就是“时间”问题。
在我的观察中，越有钱的人，时间越不够用。比如另一个首富伊隆·马斯克。
伊隆·马斯克，管理7家公司，养了6个孩子，不仅擅长炒作媒体，还深度介入产品研发，奔走在好几个城市之间，每周工作90-120个小时，一顿饭只花5分钟。
马斯克也许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但是我知道，任何普通人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都是非常痛苦的。我们都没有马斯克有钱，但是在时间上，比如一位996的工程师，和他差距不大。
别说钱没有用啊。钱还是挺有用的。
我听过一个说法，说在没有时间的情况下，钱对于追求幸福，用处是不大的。但是钱对于缓解痛苦，用处还是挺大的。想想看，一对有钱的父母，虽然没有时间陪伴孩子，构建幸福家庭，但还是有钱给他们报很贵的课外班，这可以缓解你的痛苦。你下班累得贼死，但是马斯克和贝索斯就可以掏钱买个岛，虽然没有时间去，但也可以缓解一下他的痛苦。
如果时间是资产，那么“时间贫困”问题既普遍且严重。
有句话叫做：“苍天饶过谁？”在时间问题上真是如此。
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以及怎么解决？
有人可能会说，这不奇怪啊，200年来，只要是工业化社会，就一定导致这个结果啊。卓别林演的《摩登时代》看过吧？在流水线上的工人，只要资本家把流水线的速度调快，工人就只能疲于奔命。
但是，你想，那不一样。
工业化时代的时间是一种什么时间？标准化和分离化。
所谓标准化，就是全国上下必须搞统一的时间。但是你想，那可不是工业化时代才开始的啊。自从有了国家、有了宗教，这些权力就开始要统一时间。
在西方中世纪的时候，到处是教堂。那么请问教堂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钟楼啊。
时间向来就是权力。谁控制了计时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 在欧洲中世纪，教会垄断了历法权。钟声从修道院里最先飘出，召唤人们去做晨祷、弥撒、晚祷。
中国也一样。
我曾经介绍过赵冬梅老师的书《法度与人心》。这本书里面就讲到两个有趣的点。
司马迁写《史记》，有一个伟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时间。
“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长城以南农业经济区的空间统一已经完成，这就是汉帝国的版图。在这个广大的空间区域内，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地理的、经济的，更是历史文化的，各个地区都有属于本地、本族群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这种差异不会随着政治上的统一而自然消除，相反，当统一由暴力达成，就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制造仇恨，加剧分裂。秦的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忽略了它与东方六国之间的历史文化差异。
在《史记》中，司马迁给生活在当时华夏大地上各个地区的人民构建了同一套祖先谱系。这个祖先谱系是从五帝开始的，第一是轩辕黄帝，第二是帝颛顼高阳，第三是帝喾高辛，第四是帝尧，第五是帝舜。五帝下来就是夏、商、周三代了。
通过祖先谱系的编制，司马迁把汉帝国疆域内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不同族群改造成了一个源远流长、传承有序的华夏大家族，从而创造性地统一了华夏民族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的统一将成为汉帝国大一统大厦的文化混凝土。这是一项伟大的创造，至今仍然发挥着凝聚华夏的作用。 ”
这段论述精彩。
当然，皇帝拿到了权力，也是要在时间上下功夫。
古代中国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制度，就是颁历授时。
“颁历授时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从上往下，统治者有义务制定历书，给时间划分段落，来指导生产和生活。另一个是从下往上，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接受谁颁发的日历，用谁的年号，按照谁的时间表来安排生活，庆祝哪个皇帝、皇太后的生日，避讳哪个皇帝的忌日，其实是一个政治选择——接纳谁的时间，就等于接受谁的统治。
到了唐代，中央政府的颁历能力大大提高，即使是远在新疆的吐鲁番，也能严格按照唐中央颁布的历书行事。按照现在的道路里程，新疆吐鲁番距离唐代长安是两千多千米，唐代的路况跟今天是没法比的，所以会更慢。长安十一月颁历，次年的二月，这份新颁的历书才能抵达吐鲁番。可是，按照唐代的制度，地方政府的粮料是按月发放的，每月按天数计算，大月小月差一天。在接到中央政府的历书之前，吐鲁番地方政府有两个月无历可依，那么，这两个月应当怎样发放粮料呢？一概按小月发放，待日历到时再做更正。倘若这两个月都是大月，那么就把那两天的口粮补回来。唐朝律令制政府行政的严谨性，以及唐中央无远弗届的行政覆盖能力，令人惊叹。”
到了现代化时期，这个趋势继续向前演化，时间的统一精度更高了而已。因为我们有了比日晷、水漏、沙漏、柱香更精准的计时器：钟表。
芒福德说：“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
如果国家和社会不加强对时间的控制，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至少有两件事情不可能：第一，火车不可能运转。各地老百姓都根据自己对于太阳的观察，几点几分发车，那还了得，火车时刻表没法印。第二，工厂没法开。你跟工人通知说8点上班，如果没有手表，工业生产是无法组织的。
所以你看，时间越来越标准化，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总趋势。工业时代带来的新变化是什么呢？是分离化，也就是把时间分割成了“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或者说是“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
对啊，要离开家去上班啊。
资本家当然是冷酷的，无止境地耗用大家的时间。那你说这不和今天一样吗？不一样。
那个时候是可以反抗的。8小时工作制，5天工作制，这都是慢慢斗争来的结果。因为时间的边界非常清晰，工人阶级的斗争目标也就非常清晰。
我小时候还见到工厂下班的时候人潮汹涌的场景。每天下午5点半，跑到巷子口的大树底下，等我爸下班。肯定等得到的，因为他每天下班的节律是一样的。我小时候还有一本杂志，叫《八小时以外》，不知道今天还在不在。8小时以外，想劳动都不可能。整个社会要协调的，无非就是到底一天劳动几小时，一周休息几天。
但是今天呢？
今天的时间，变成了一种混沌的状态。什么时候算上班，什么时候算下班，已经说不清了。守在工位上996的，就不说了。正在家要睡觉呢，回一条同事的微信算不算上班？前几年有一家互联网大厂，一位技术在结婚的时候，拿出电脑处理了一个程序的BUG，算不算上班？有的大厂专门把面试时间放在午夜，你说他想测试什么？
在廉思教授的一个调查报告里，我看到一位码农在深访中谈到：“每天工作时间怎么说呢，可以说只要你睁着眼睛，你就是工作的，我们是不分上班和下班的，上级找你，你就要响应，你不能以下班为由不回微信或者钉钉，不回应工作安排就意味着你以后没有表现机会了。”
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现象。我们得到电子书里面有一本书叫《社会的时间》，郑作彧教授的作品。
里面就提到：在德国，周六和周日仍在工作的劳工在1991年占所有劳工总量的38%；但到了2004年，这一比例却已高达51%。你看跟我们的印象不一样吧？悠闲自在的欧洲人的时间也开始错乱了。
你看，原来的工业社会，大家共享的是“标准时间结构”。
“几点该上班、几点该下班、几点该起床、几点该吃饭，标准时间结构给出一个可供参考的指示，人们就照着指示行动。在此情况下，标准时间给出了社会形态的运作顺序，也给出了普遍的同步性。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推估他人在什么时间正在做什么，只要被动地遵从时间结构，日常生活可以很容易地交织起来。但是这种时间结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改变以及法律的相应制定，已经出现一种崩解的趋势。什么时候该上班、什么时候该吃饭，越来越可能视个人情况而定，而没有一定的规定。”
所以，社会学家就提出了一个词：“三元时间结构”。
所谓“三元时间结构”，就是在“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之间，出现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中间地带。就拿今天来看我们“启发俱乐部”的朋友来说，你们花在这里的时间，到底算是在工作还是在休闲？有的朋友可能就是把它当演出来看，也有人是想学点什么，交点朋友，为自己积累点竞争力。甚至在一个人的念头里，多种目的是并存的。
在这种情况下，想为劳动者争取权益，都没有办法争取。总不能要求下班了就关手机吧？这件事，别说政府没法要求企业，政府部门自己恐怕都做不到。
打个比方，工业时代，人类的时间被整理成了一个整齐的书架，所有人都按照那个整齐的方式生活。而后来为什么突然崩掉了呢？按说，这不科学啊。时间紊乱了，人类还怎么协作呢？
嗯，我们慢慢地快要接近那个真正的原因了——技术因素。更准确地说，智能时代的技术因素。
过去，无论是教堂还是工厂，他们凭借权力和财富，规制人的时间，进逼人的效率，都还只是人和人之间的事，可以通过谈判、妥协来找到解决方案。但是如果“时间贫困”问题的根源，在于技术，那就要棘手得多。
我们来试着推导一下，这件事可能的后果。
第一步，因为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人类的时间被“解耦”了。
耦是耦合的意思。原来我们生活在确定的时间当中，时间是耦合的。比如，朋友互相之间约一顿饭，基本上约周六周日，大家都有时间，你对他人可以有稳定的预期。今天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中心城市，你敢下班约一顿饭吗？你都不知道人家几点下班。时间解耦了，各种刚性的时间约束崩掉了。
我记得，当年刚开始有微信的时候，最欢天喜地的，是孩子在美国留学的家长们。他们不必熬夜守在电话机面前，跨太平洋和孩子通电话了。有什么事，在微信里留言，异步通信成为可能。时间解耦了。
原来用qq，还有一个下线的动作。在微信时代，彻底没有了。
不知道从哪年开始，直接给别人打电话变成了一件不礼貌的事。这种直接的、刚性的时间同步性，被抑制了。我们现在会在微信里跟对方说：“现在方便吗？咱们通个电话？”
你看，“三元时间结构”就是这么产生的。
第二步，紧接着就来了：时间的一致性垮掉之后，你的私人时间，变成了所有人的跑马场。
不管你是员工还是老板，时间的自主性也就消失了。别人想找你，轻轻地问一下你，现在有空吗？可不管你几点。这个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老板，也可能是同事，可能是你的甲方。
现在的很多办公软件里面，老板可以选择公开自己的时间表，大家都可以去占。经常有人给我发，星期四下午几点有个会，你接受吗？你接受，这个时间就被订走了，就跟个旅馆似的。
我的搭档脱不花很决绝而悲壮地跟公司同事宣布，我的时间表公开了，所有人都可以订。那个悲壮的心态，让我想起了一个佛教故事，叫舍身饲虎。我就这些肉，老虎你拿走吃吧。放弃自己所有对时间的控制。
过去，我们还有时间管理的概念。把自己的事情分成四个象限，紧急且重要，紧急不重要，重要不紧急，不重要也不紧急。但是在刚才提到那本书《社会的时间》里，社会学家已经质疑：时间管理真的有用吗？
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这几年分明地感觉到时间管理越来越困难。因为时间不再是我的资源，每个时间颗粒的背后都是人啊，甚至是很多人啊。特定的会议，同事的请求，朋友的约见，这不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塑造的结构。我如果想管理时间，其实就是在和周围所有的人掰腕子。
2005年，德国一批社会学家发表了一篇《时间政治宣言》，其中有一句话：“时间即生活。让人能够持续地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现代人的时间政治的最重要目标。 ”什么叫政治？众人之事嘛。时间变成了大家的事，必须要从政治的高度才能解决了。回头一看，“时间管理”这个词变得相对苍白了。
刚刚过去的五一，有很多人抱怨，不是说好了五四青年节要休息半天的吗？为什么要调休啊？这不等于五一才放了半天假吗？国家干嘛这么跟我们斤斤计较呢？
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很大的焦虑。因为别人不休息，我们任何人都休息不了。时间不是自己的资源，时间是一种深度纠缠在一起的社会网络了。
第三步，“时间的暴政”来了。
过去，时间虽然也在找我们要效率。但是时间本身是一个正向结构的。但是你发现没有，现在的“倒计时”越来越多了。
最典型的是外卖小哥的处境。派送平台在骑手端会显示为倒计时模式，当截止时间临近时，系统还会启动提醒和预警功能。有外卖骑手说：“接单之后，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时间滴答滴答地走，每一分每一秒都走在心尖上”。
廉思教授在一篇论文里就讲：
“倒计时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把某段时间从一个正序的时间序列里分离出来，而采用倒序的方式予以重新叙述，在这个过程中，时间的连续流动被表现为更紧张的片段来得以显现。在倒计时里，时间不再是向未来无限延展的可能，而是有边界有范围的存在，是逐渐逼近目标的距离。”
你体会一下原来的时间约束状态：比如9点上班，我们也会赶，但是正向看向未来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知道9点之后自己的状态。即使赶不及了，我们也知道，那不过是挨个批评罚个款。并没有末日感。
但是在倒计时的逻辑里，一段被规定的时间，此刻就是我的全部世界。“当采用倒序计时，物和人的关系就颠倒过来了，时间是向内收敛的，目标则成为中心，随着时间的逼近，人变为主动向目标靠拢。换句话说，在倒计时里，目标和人的主体性被翻转了，人彻底沦为实现目标的工具，人在空间中的结构被扭曲了。”
外卖平台，用很多手法来形成这个末日降临的感觉。“速度快的劳动者能够获得更多的奖赏（接单量），而慢的则要接受处罚，这种处罚包括经济上的（系统派单量的减少）、名誉上的（每周排名靠后）、心理上的（重新接受培训）。快与慢，成为新的分配正义。有外卖骑手谈及：‘根据公司规定，超时要扣除50元以上的工资。如果超时投诉过多还会收到「需要接受公司培训」的短信或站长约谈。’可见，倒计时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对劳动者进行了双重打击。经济的损失、名誉的羞辱，认知的洗脑，配合倒计时的制度设计无疑让时间展露出更为强大的纪律属性，时间已不是为了保证送达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而表现为暴政的压制和惩戒。”
大家不要小看我们给外卖小哥的倒计时，它是人类顶尖智慧研究的几乎所有手段，从最温柔到最恶毒，全部都用上的结果。我们在路上看见急匆匆的外卖小哥，他跟我们的生命状态不一样，他生活在倒计时里。
我们的生命是从前往后看，我现在做的事对未来会有怎样的影响，跨过了那道坎儿后面会怎样。就像我每个周二晚上想，明天晚上讲完我就轻松了，我有个盼头。但是对于外卖小哥来说，他的生命被切割成了一个一个的倒计时，一个一个暗无天日的小仓房，一次一次的绝地逃生，一次一次的越狱，这是他生命的状态。人是很难不变成工具人的。
你可能会说：这不是平台的问题吗？这怎么会是技术的原因呢？
你想啊，传统社会也会有倒计时。但是那些倒计时往往是某个人的意志的结果，比如电影里常有的情节：“我限你三天时间破案”。这是人为的倒计时边界。这个时间边界的正当性是存疑的。
但是在智能技术条件下，那些时间边界是真实的。
对于一个外卖骑手来说，是真的有一个人心急火燎地等着他送饭上门，最后五分钟，不仅是平台的要求，也是那个订了饭的人的要求。一旦延误了，不仅是平台要对自己下手，对方订饭的人是真会不高兴，真会打差评的。
你看，智能技术赋予了倒计时以“正当性”。
顺便说一句，智能技术千好万好，但是有一点，它会预判未来，预判未来，就会把大量的压力放到现在。
这个道理，就相当于在股市上，如果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一家公司未来的成长性，这个成长性带来的价格上涨，今天就会发生。
未来的很多可能性，被智能技术判断出来之后，它就会变成今天的负担。比如，我们坐飞机的时候让我们系好安全带，我们是在为未来的某个风险付成本。
再比如，广告智能投放平台可以很精准地告诉你，你现在投放一百块钱，可以给你带来多少用户，这些用户在你这儿花的钱，可以多长时间让你的一百块钱回本。这个对未来的精准预测，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你会无止境地把当下挣到的钱给到这些流量平台。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事。所以才会出现一个现象：某些新消费品牌，迅速崛起，声势浩大，流水很高，但是一直亏损。
这也是“时间贫困”的一个原因。我们是在为未来的、不一定会发生的结果在付出时间成本。
第四步，“时间的暴政”之后，还会发生什么？
最近有一个北大的博士生，叫陈龙，他卧底当外卖小哥，写出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社会学论文。这里面有一个很惊人的洞察。
智能技术的时间暴政下面，会产生一个后果，“去技能化”。
外卖小哥的工作，是一个不断地去技能化的过程。拿到订单以后，先送哪个、再送哪个、怎么送，都已经被规划好了，按照系统来就可以。你不需要去思考，只是单纯地做一个人力运输。
外卖员去技能化，到什么程度？过去，怎么去跟顾客去打电话沟通，是一项技能。现在智能耳机出来以后，要不要打这个电话，什么时候打这个电话，都给你算好了。你快到的时候，系统会自动提醒你要不要打电话？你说打，它直接就拨通了。系统拨通电话的点踩得很好。如果电话打早了，顾客先下来了，你晚到了，顾客不满意，等了你很长时间。如果电话打晚了，你到那了，顾客半天不下来，会影响你下一个订单的配送。所以，系统经过大量的数据，可以给你这个准确的时间点，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打、要不要打，等等。
当系统智能化到了这种程度之后，劳动者就几乎可以不动脑子了。也就是说，无论你干多长时间，你的技能不会发生提升。
你可能会说，不会吧，时间干长了，多少会发现一点窍门，不可能和刚入行的时候一样。
错了，智能技术会把一个人积累的技能优势吸干的。
举一个例子，假设有这么一位外卖小哥，正在根据系统给他规划的路线图送外卖。突然，他发现了有一个后门，可以节省30秒时间。那么，这会成为他的优势吗？
这一次会，但是系统会很智能地发现他的这个创新，然后变成智能系统的一部分，变成所有人都要走的标准路线。这位外卖小哥的个人创新，迅速地被摊平给了所有人。
过去，我为什么劳动？第一，能挣钱。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第二，我能积累优势。我干的时间长，就比不干的人有优势。
但是，在智能系统面前，一个劳动者的处境是这样的：
一方面，你不需要积累技能。
另一方面，你积累的技能优势也会被系统迅速地拿走，不能被你个人独享。你就是给系统探路的。
人的幸福感从哪里来？从“掌控感”来。我现在干着活，虽然很辛苦，但是我在积累自己的优势，前面的升级道路看得见，那眼下的辛苦就可以忍受，反之，人就在苦刑之中。这么一对比，传统社会那种按部就班地熬资历，反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延迟满足”了。
要知道，这不是少数人啊，中国有1000万外卖小哥啊。最近我看到有人在提醒，当数千万年轻劳动力，都在智能系统的驱使下做着技能不再提升的工作，这对中国的未来都会有负面的影响。规模太大了。
当然，我们这只是拿外卖小哥这个职业举个例子。实际上，不同的行业的人都多多少少地被智能系统这样影响着，它是我们未来所有人工作状态的缩影。
第五步，人成了智能系统成长的饲料。
我们还是以外卖平台为例。
既然系统都那么智能了，为什么还是需要外卖小哥这些大活人呢？
不行啊，智能系统还是面对大量的不确定性。
一个区域的订单量会波动、交通状况会波动、餐厅的出餐速度会波动、顾客的地址不好找也会带来波动。这些波动，就是用外卖小哥的肉身来填平的。
系统是铁甲，外卖小哥是人肉垫片和缓冲带。人不断地通过自己的创造力为系统探路，知道哪儿有个后门，哪儿有个近道，下雨天这条路不能走，这家餐馆出餐速度不快，这个客户脾气不好、经常打差评，靠人和人来试探出整个人类社会的抖动，然后返填给系统。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学习，变得越来越强大。风险由人来承担，所有的红利归智能系统。
我们今天是从“时间贫困”这件事情入手，看到背后的技术，看到技术怎样改变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最后翻开底牌一看，就是智能技术把我们的生命中完整的时间团块全部击碎，然后变成系统的饲料，把它一点点地喂养大。这是我们这代人面对的一个可能的未来图景。
说了这么多智能系统的坏话，更要命的是，如果不按照这种方式，投身到高效匹配的智能系统中去，也不行。智能化社会滚滚而来，没有人可以反抗这个趋势。
上一期的启发俱乐部，我介绍的廉思教授的《思行者》这本书，里面还有一段有趣的洞察。
关于年轻人的成长，我们一般称之为叫“社会化”。但是廉思教授说有两种社会化，一种叫“生产型社会化”，另一种叫“教育型社会化”。
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年轻人长大成人、适应社会，过去是在生产活动中完成的，而今天呢？是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完成的。
这就麻烦了。至少有这么几个后果。
1.不能适应职场的各种规则。他们是按照应对考试的逻辑来应对职场的。
比如，你说他某件事没有做好，很多年轻同事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对我的指责，全部注意力迅速转移到自己的感受和评价上去了。他们很难切换注意力到目标本身。
这是长期的教育社会化的结果。因为教育时代，时间是分割的，分成一个个学期，一场场考试和评价，而不是一个绵延的个人成长的连续台阶。
2.自立时间推迟，啃老族出现。最有能力贡献价值的时候还在上学。一个人博士后毕业，看起来是受了最高级的教育，但是他已经40多了。
3.学校把青年人和社会现实隔开了。学校教育的理想主义色彩，影响了年轻人介入真实生活。很多人脾气大点的，就变成了键盘侠。比如，我们公司有一个实习生，天天缠着老师问：我采访一下你，你是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这是置身事外者才会有的问题。学生经常会问出，怎么背单词这样的问题。答案只能是一个：你倒是背啊！几年前的跨年演讲，我提出那句话“躬身入局”，为什么会在年轻人中有那么大的影响？和这个现象是有关的。
4.由于受教育期延长，青年与同龄人相处的时间更长，而进入主要与成年人交往的阶段更晚。青年人在同一年龄群体中共同性不断增多，父母、单位领导等成年人的影响相对减弱，同辈群体（Peer Group）的影响逐渐增强，青年人有更多的机会去形成他们自己的价值，而取代了自动追随成年一代价值观的传统成长路径。
大家想想，早年的社会不是这样的。人是怎么长大的？一定是跟年龄大的人在一起混、混大的。比如，蒙氏幼儿园的理念就是要混龄，3岁的孩子和5岁的孩子在一起玩，渐渐地心智就开始成熟。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我小时候在巷子里，4、5岁的时候跟7、8岁的孩子在一起混，到学校里跟青年教师一起混，他们的心智比我成熟、学问比我大，我也变成熟了。这是一个很朴素的常识。
现在呢？年轻人在一起。我们还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先进的互联网文化现象，叫青年部落。一帮年轻人在一起能混出个啥？我记得小时候我爸带我去农村，最可惜的是，农村孩子没有成人跟他在一起，天天一帮小屁孩在一起玩，他能学个啥？这是我们当年同情小孩的说法，现在变成了社会的常态。
这也使代际差异日益加大，代际观念更迭愈加频繁，很多人如今感觉到“五年”甚至“四年”就是一代，而这个时间间隔刚好与接受高等教育的阶段相吻合。
5.还有一个很意外的结果，就是女性在大城市的人口反超男性。中国的总体人口结构，男性是要多出3000多万的，但是在大城市，2017年北京户籍人口中女性超过了男性，2018年广州的户籍人口出现女多男少，深圳则是2019年，只有上海稍早一些，2009年首次出现女多男少。经常有相亲活动，女生招满了，男生还不到一半。
《三联生活周刊》的邢海洋老师分析这个现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教育型社会化。
女性自律期来得早，高考竞争力就是强。自2009年，我国高校女生在校人数已经超过男生，并且一直保持小幅增长的趋势，到了2018年女生占比竟然达到了57.74%。这是在年轻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发生的。教育优势转化成了职场优势。
请注意，人要用专门的人生阶段来学习，学有所成之后，再去工作——这是典型的工业时代的逻辑。可以想见，在智能化的时代，这个逻辑不再适用。智能时代不允许留下这样的刚性的资源边界，它要求一切都打碎，重组，追求最高的效率。
所有确定性的时间边界，无论是你自己想朝九晚五上下班，还是你想22岁走入社会、上完大学再上班，所有这些边界在智能技术的面前灰飞烟灭。无论你是有钱还是没钱，无论你是尊贵还是卑贱，这个结果都不会变。
智能时代要求我们把一切要素打碎，去喂养智能，直至我们自己一无所有。
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时间贫困”的真正原因。
那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我自己都知道，提得非常苍白无力。
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了奋斗的方向。
过去的时间，要么是一种资源，可以把它管理起来；要么是一种力量，我们可以跟它搏斗。
但是现在的时间，已经是一片混沌。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是在和一个试图拆碎我们的智能力量拔河。
最近我还看了一本很精彩的书，王潇的《五种时间》。
这本书很精彩，有机会我在启发俱乐部里讲给你听。
今天我只给你念其中的一段话：
“手机的每一次推送和对他人生活的展示，都是在冲击你既有的价值观，动摇你选定的道路，让你对自己的活法产生怀疑。信息流应该为你生命中的事件流服务，而不是让事件流反过来被信息流击溃。”
这句话的关键，是分开了“外界的信息流”和“生命中的事件流”。
我们每个人都是赵子龙，怀里揣着阿斗，要在万马军中杀个七进七出。
定义好我们生命中的事件流，不管是做一番事业，还是谈一次恋爱，还是只是想享受一个下午的闲暇，这都是我们自己定义好的生命事件。呵护它、保卫它、不让智能时代的技术力量击溃它。
怎么保卫？蔡钰老师昨天给我看了一个有趣的东西。
这是一个手机监狱。如果我们要开始专注地做一件事，就可以把手机放到这个盒子里。在指定时间内，这个盒子是打不开的。当然，如果有紧急电话，可以接听；如果你非要跟自己毁约，这个盒子可以暴力毁约两次，然后它就坏了。
我太喜欢这个盒子了。它简直就是这个时代的图腾。
就像启发俱乐部这样的场合，你们一个半小时之前来到这儿，也不允许看手机，我用尽可能大的声音吸引你们注意力，排斥了其他的信息流，这件事情在过去一个多小时当中，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你在买票那一刻，就定义好了你生命中的一个事件。我们没有容忍其他的信息流，来冲击我们的事件流。我们成功地保卫了一个事件。这可能就是未来人类文明的状态。
最后，该出鸡汤了。
著名的泰勒制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他把工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给计算出来，你做这个动作需要多少秒，然后把所有的浪费时间的动作全部剔除，看一个工人一天到底能干多少活，最后根据这个数目给他定指标。
所以很多人都在骂泰勒，说你这是帮助资本家来压榨工人阶级，是资本家的狗。
1912年，泰勒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泰勒制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它既不是什么计时工作法，也不是什么欺负工人，也不是一种薪酬制度，也不是一种规章，它不是你们认为的任何一种东西。泰勒制是什么？泰勒制是心理革命，是让所有没有进入工业社会的人进入到工业社会，按照这个社会的全新的标准来确立自己的心理状态，让这种人和雇主、市场、自己、环境，确立一种全新的心理约定。所以泰勒制不是制造一种制度，是在制造一种全新的人。”
对，每一个时代的新技术，都是在塑造全新的人。
技术演化，我们决定不了也阻挡不了。但是，成为什么样的人，说到底还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正如刘慈欣说的这句话：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好，这就是本期的启发俱乐部。下周三晚上，启发俱乐部将走进华为，在东莞，松山湖基地为大家带来一场华为专场，到时候会为你揭秘《华为的选择》这门课程的研发过程，以及未来一周我的最新思考。下周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