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梳理一下。回到建军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摆脱了两个当时默认的建军前提：1，在激励上，必须靠军饷；2，在部队凝聚力上必须靠个人权威。三湾改编，把这两个前提全部变掉了。在激励上，靠官兵平等和土地改革；在凝聚力上，靠党的领导。这从这两个起点开始，就打造出了一支完全不同的军队。
走一条难走的路，往往会打开一个全新的空间。
比如说：现在我们回头看，发军饷和“打土豪分田地”，好像都是给了经济上的激励，但是有什么不同？
发军饷，有点像现在公司里的薪酬制度；打土豪分田地，是一个整体、长远的利益，激励出来的主人公责任感明显要强。
还有一点，发军饷的军队，会让军队有沉重的利益负担。而土地改革后的参军者，他们可以一身轻松地四处转战，保卫胜利果实。
举个后来的例子。1948年，东北战场。蒋介石是考虑撤退的。
1948年2月，他向东北“剿总”总司令的卫立煌提出，应把沈阳主力撤退到锦州。他想的是，如果美国能参战，那就可以反攻东北，若形势不利就可以撤回关内。
卫立煌却报告说，沈阳20多万军队就有10万随军眷属，如果让部队突围向锦州撤退，军官们不肯抛弃这些眷属而必须携带，那就会如同刘备从新野向长坂坡行军一样，扶老携幼，日行不过十里，一遇攻击就会哭声一片。这样出辽西，只能在途中全军覆没。卫立煌的结论是只能固守沈阳，由关内再调大军来打通锦州与沈阳的交通线，可是蒋介石哪里还有什么大军？
国民党军队的连排军官都有眷属，还有大量细软，撤退时都要带着而不肯丢掉，正是军队腐朽的表现。到了这一步，东北国民党军这个最精锐的战略集团已是攻不能攻，守不能守，连撤都不能撤，只能坐等被全歼。
再比如说，军队的素质问题。
在中国古代，建军模式被概括称为“兵贵愚，将贵智”，就是当兵的要蠢一点，军官要聪明一点。
明代戚继光的戚家军就是如此。戚继光的招兵原则是只收农民，不收城市居民。他订了一条奇特的筛选标准：凡是脸色白皙、眼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律不招。他只要淳朴可靠的青年农民。清代的曾国藩，招兵的原则也是类似。
蒋介石建军，沿袭了这种方式。他有一句名言：“打仗就是打将”。这是当时主流军队的一种价值排序。比如，孟良崮战役中，张灵甫在兵败之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绝笔信，把他的整编74师副师长以下，团长以上的军官的名字列了一遍，请蒋介石对他们的家眷进行照顾，但是士兵就没有提。你看，军官是财富，越高级的军官就越是财富，而士兵并不是。
所以，官兵不平等，这在当时看来，不仅不是什么腐化堕落，什么不民主不人道，反而是通行的正确做法。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事，共产党军队当时被称为“土八路”，但实际上共产党并不是那么“土”，高层人士大量是留学归国的，这就不用说了。其实，就是底层官兵，在文化水平上也比国民党军队要强。
这是怎么回事呢？按说，当时的兵源，都是普通农民，大多数都是文盲。对，这就是教育的功劳。
从红军开始，共产党就强调对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只有士兵认字，才能接受政治思想教育。所以，共产党对基层官兵的教育非常重视，参军后的重要任务就是扫盲、学知识。行军路上都要看识字板。到了宿营地，往往也要把士兵们组织起来上课。用不了多长时间，很多文盲士兵就能具有基本的读写能力。和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比较起来，虽然军官的学历等硬指标不如国民党，但说到部队的整体文化素质，共产党军队反而占优。
抗战初期，这本书的作者徐焰将军的父亲在八路军三五九旅。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深有感慨地说，那时只要一到宿营地，从连长、排长到下面的战士，都要集合起来上课。不消几年，像一字不识的小鬼，都能记笔记、搞宣传讲话，派出去当干部做起报告都头头是道。
正是因为这个转变，抗日的敌后游击战才有了组织上的基础。小股部队，不仅能够骚扰敌人，还能发动群众，同时能够灵活地隐蔽自己。这就要求一线官兵有很高的文化和政治素养，即使脱离大部队的支持和协作，照样能够完成任务。能指望国民党军队中的那些“愚兵”政策下的士兵去完成这种任务吗？显然不能嘛。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也想打游击战。
1938年，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在会上说，既然八路军能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国军同样也能。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一律不许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这个建议听起来很好，所以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调动部队进入日军占领区，准备开展游击战。先后有50万以上的国军部队进入敌后。
为了训练部队打游击战，1939年蒋介石在湖南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班是有了，老师从哪来呢？当时谁会打游击战呢？当然就是共产党。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邀请叶剑英率领一批八路军教员前来授课。
课上讲了什么呢？其实和我们今天在教科书和电视剧里看到的差不多。游击战的经验不是怎么打，而是怎么组织。共产党这边的老师就说了，要做到官兵平等，同甘共苦。比如八路军总司令和士兵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还要做到军民紧密结合，充分发动和依靠敌后民众的力量，等等。就是我们今天听起来，都很政治正确的那套做法。
但是，当时的国民党军官听了之后都叹气，说自己的部队根本做不到。别说军长、师长，就是连长也不可能做到和士兵生活一样。至于发动民众，更是不会做，也不愿意做。用阎锡山的话来说就是：“民众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果然，后来国军的游击战确实搞不下去。
说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是因为国民党军官贪图享受，这才做不到官兵平等吧？不是。如果你熟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史料，你会发现，国民党军官并不缺那种为民族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慷慨赴死的人多得是。连死都不怕，怎么还会怕吃苦呢？就算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国民党军队也不至于在敌后游击战场颗粒无收啊。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要知道，军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特殊之处就在于内部严格的等级和纪律。“官大一级压死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具有强大的执行力，成千上万的士兵像一个人一样行动。所以，树立军官的权威，是一个有效的手段，甚至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手段。
在当时的西方军队里面，军官的食堂澡堂厕所，和士兵也是要严格分开的。这些生理性活动，大家都在一起，容易损害军官的权威嘛。在战俘营里，军官和士兵也是要分开来看管的，因为一旦军官不在，士兵的组织性也就丧失了，反抗能力也就消失了。
听到这里，你就明白了，当时共产党军队搞的那一套，什么讲究“兵民是胜利之本”，强调官兵平等，发挥基层士兵的革命觉悟和积极性，强调发动群众，反而是不正常的做法。
《解放军为什么能赢》，这本书给我自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启发：一个能解决眼下问题的策略，也许恰恰是一个有害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