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人是怎么构建这个超大规模原住民大陆国家，最近我还有一个启发：
这是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怎么对待那些边缘人，原来不是我们文明里的人？西方处理这个问题就显得很笨拙。要么就是歧视加排斥，直到闹出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悲剧。要么就是圣母情怀，宁可委屈了自己，也不能对不住黑人兄弟。这个姿势像个家暴渣男。
西方文明面对那些跟自己想法不一样的人，有点手足无措。
而中国人呢？很简单，靠人际关系的网络自然溶解。
就拿我们河南来说，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河南有一支开封犹太人，据说是宋朝时候来的。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坚定地保持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和特色，但是唯独在公元12世纪，在宋朝的时候，迁到河南开封的犹太人被同化得连渣都不剩，已经完全溶解了。过去，我们总拿这个案例来说明，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同化能力。
问题是：这个机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过程：假设我是一个12世纪宋朝的开封人。哦，你是犹太人，来了？你不是我亲戚、同学、同乡啊？哦，那你和一个在开封汴梁生活的广东人，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陌生人，我不会刻意区分你的。如果，这个犹太人跟我们村的小芳结婚了，那咱俩关系就感觉更近一点了，比那个广东人还要近。万一你儿子跟我儿子是同学啊，那咱俩关系就更近了。
在这种中国式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时间一长，你想，这犹太人怎么还能保持自己的身份意识啊。结果，就在这样一种混沌一片中，号称最能坚持自我的犹太人，来到中国之后也迷失了自我，消失或者说融入了茫茫的中国人海之中。
再看一眼我们的民族吧。苏力老师在《大国宪制》这本书里有一句很精彩的话。近代西方民族的概念传到中国之后，中国人总是感觉哪儿不太对劲儿。苏力老师这句话就把这种“不大对劲儿”的感觉描述清楚了。他说：“在我看来，汉族就是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洗净了自己的族群身份，不知道或者不再关心自己祖上曾经是什么族群的那些人。”
人际关系网络的溶解作用，就这么几千年在这片土地上发挥作用。它没有什么大道理，也没有什么清晰的边界，就这么一点点地把这片土地上的人融成一个大家庭。
这种溶解，在中原内部也在不断上演。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这么大范围内保持文化认同，特别大的一个难题就是语言。
书同文，通过努力，可以做到。但是语同音，就是说话的音调一样，互相听得懂，别说古代，就是今天也是个挺有挑战的任务。今天北方人听广东人说话，还是和外语差不多。
但是，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语言不通，中国这个超大型国家组织是根本建构不起来的。为什么？
如果一个精英，不能成为全国性的精英，他就必然成为地方上的精英。
啥叫精英啊？意思就是一帮不甘于人下的家伙啊。他们是一定要做一番大事的。如果没有机会去做全国性的大事，他们就要去做地方性的大事。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把地方性的大事办成他们“全国大事”。
你别觉得这是耸人听闻，你看看欧洲的历史就明白了。
欧洲中世纪的时候，书上的文字都是拉丁文。这和中国古代的书同文是差不多的。但是说话呢？没办法统一，所以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很正常吧？跟中国也差不多吧？结果呢？
结果就是一旦某个地方出现了精英，利用当地的方言创造出了伟大的作品，这种方言，就很难再消失了，操这种方言的人，隐隐然就会出现要独立，要成立主权国家的倾向。而这种方言，就会成为未来这个主权国家的官方语言。
这样的例子还少吗？莎士比亚对英语，普希金对俄语的贡献就在于此。更典型的例子是马丁路德。德语原本只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中欧地区的方言。马丁路德用这种方言翻译了圣经，统一甚至可以说就此创造了标准化的德语和德文。
这件事的后果可不会局限在语言领域，他一定会往政治领域发展，德国这个国家就从此轮廓清晰、逐渐成型的。
听明白这个道理，再回来看我们古代中国，就会倒抽一口凉气啊。如果全国精英之间的语言沟通问题始终解决不了，这个国家可能在历史的中途也就解体了。
那中国怎么做的呢？还是用一根线来解决问题。
对，这就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推广“官话”的系统。民国政府推广国语，今天我们推广普通话，这是有几千年传统的。最早的的官话是西周的“雅言”。
那你说，这样推广官话，能消灭方言吗？当然不能。但是只要读书人受过这样的训练，满足互相听得懂、可以直接交流这个最低要求，还是可以的。就像今天四川人说普通话，叫川普，广东人说普通话，广普，虽然不标准，但是交流已经没问题了。
有几个效应就发生了：
1.可以有“异地当官”的制度。
精英在本地当官，很容易形成官民勾结、地方势力固化的后果。所以，中国各朝各代一直坚持“异地当官”。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出生，但你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当官，一定要到其他地方。这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观念之一。其他地方来的官员，处理政务，靠手下的属吏。他们之间说话用官话。这样，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调动官员，大家的适应成本都很低。
2.由于方言阻隔，官员很难和地方上的民众直接交流。要交流就必须通过属吏来进行。这样，官员要想和地方豪强的勾结就多了一层障碍，不那么好办了。
3.属吏虽然很熟悉当地的情况，也容易勾结豪强，生出各种弊端。但是他们手里没有权力。说到底，他们还是要听官员的。
4.更重要的是，当地的精英文化发育不出来。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说相声的非常爱模仿一些方言。春晚的小品中，也往往是用北方方言，像山东话、天津话、东北话来表演，好像演出效果就更逗乐一些。用普通话演小品说相声，好像喜剧效果就是差点意思。普通话听上去总是显得很正式，很高大上。即使是发音和普通话区别不大的北京话，听上去也会觉得更接地气，更有喜剧效果。这是为啥？
对，这就是推广官话的效应。
大家在各种正式场合，比如新闻联播、重大活动上听到的都是普通话，普通话经常用来念国家法律法规、发布官方消息。总之表达的都是权威、正式、官方的内容，是经常用来说“大词”的。
相反，我们的母语，地方方言是不登这些大雅之堂的，只用来表达种种日常生活的琐碎内容。时间一长，普通话在人们听来，就等于高大上，而地方方言，也就日常化、鄙俗化了。普通话也就因此具备了一种“软权威”。
古代的官话，也一样。官话并不需要你说得标准，也不用替代你原来的方言，只需要你谈论国家大事和正式问题的时候使用这种语言，就够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说日常琐事的时候，可以用老家方言，但是说正经事的时候，尤其是说“大词”的时候，都不得不用普通话。
这样就导致，莎士比亚在英语中、普希金在俄语中、马丁路德在德语中起到的那些作用，在汉语中就不太可能出现。伟大的、正式的作品，只能在出现在官话、普通话这样的通用语言中。
你看，用这种人际关系的网络，和风细雨地解决问题，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巨大特色。
好了，今天我聊了几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观点，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成为如此巨大、持续、独一无二的共同体，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建设它的方式很独特。我们建设大规模共同体的方式：从微观秩序入手、从实物生产入手、从关系网络入手。
当然，这不是任何学术意义上的结论。这只是我这一段时间读书，和朋友聊天得来的小启发。
但是，中国何以是中国？这个问题，会不断叩问我们这代人。叩问的强度会越来越大，我们终究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大地本来是白茫茫一片，每一个智慧的民族来了，都会在这片土地上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对现实进行编程。
要知道，一个优势文明，不见得一定是要靠在本地固守维持自己的存在的。比如古希腊文明，辉煌吧？但是他们的扩张方式就是搞殖民地。人口一多了，政治结构复杂了，就分出去，在另外一个地方再建一个城邦。这就是希腊的殖民地。腊人的殖民范围很广，西至西西里岛、高卢、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南部，南临非洲北岸，东及东北达小亚细亚、色雷斯及黑海沿岸。
比如，著名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服务的希腊城邦叙拉古在哪里？可不是在希腊本土啊，是在今天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这是古希腊人的编程方式。
古罗马人也有自己的方式，他们要靠清晰的可描述的政治制度，靠清晰可描述的观念，靠武力，靠盟友体系，对现实编程。今天的美国还是这样。
而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编程方式。我们这代人的任务不就是发现这套算法，发展这套算法吗？
说到对现实编程，今年河南有一个让我极其震惊的实验。我虽然还没有去看，但是只是在图片里、在视频里惊鸿一瞥，就足以让我跪了。
就是这个——
15米高的夯土墙，21个剧场，几十幕循环上演的戏剧，就在这个戏剧幻城里。这座幻城崛起在中原大地，距离郑州新区很近的一大片麦田里。
那么久远、复杂的历史，那么丰富、细腻的情感，被压缩在这个时空里面向我们呈现。
这趟来河南之前，我专门去请教了《戏剧幻城》的导演王潮歌。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50亿的投资啊，如果做败了怎么办？
王潮歌说：我和胡葆森的想法一样，这个活，干不干得成，就当是“孝敬祖宗”了。
其实，祖宗已逝，他们并不需要我们的孝敬。但是，如果不以我们的方式对他们表达敬意，问出我们该问的问题，编码我们该编的算法，我们过不好自己这一生，我们也肩负不了祖宗传到我们这代人手里的那个担子。
明天一早，我就会和我的同事，去看《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我们是带着朝圣的心态去的，我有无数的朋友看了，回来告诉我极其震撼。此刻在启发俱乐部，我也想向我们的用户强烈推荐，来河南吧，来戏剧幻城，花上那么三天，去看看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样用魔法一样的方法把脑子里的、把时光中的那些算法召唤出来，变成大地上的实景。
感谢河南。
好，这就是今天的启发俱乐部。再次感谢你的到来，再次感谢本场的知识合作伙伴中信银行。
下一场，我们回到北京学习中心。我请到了一位非常有趣的嘉宾，阿那亚的创始人马寅，阿那亚是现在最火的度假综合体社区。他会跟我们讲一个企业怎么被用户推动着前进。相信我，那是一个非常有启发的故事。
下周三，得到北京学习中心，启发俱乐部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