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其实是老生常谈，从得到做《前哨》栏目开始就讲这个理论，现在的创新已经不是过去的简单创新，拍脑门一个idea、一个主意就能形成巨大的市场，这个时间已经错过了，这机会已经错过了，现在的科技创新都很复杂，都需要有很深的科研做基础，都需要有大量的协作才能开发出产品来。现在是一个复杂协作的科技创新的时代，而且它是个接力赛，是一棒一棒的交接，我们一直讲从高校出来的先进科技，到企业做研发，做出产品，再由擅长做科技制造，尤其是中国，有这样大量的OEM企业帮你做量产，最后由全球的渠道推向市场，这四个环节。
中国有一点点误解我们在这儿需要澄清，就是我们过度的看重科研部分了。甚至很多企业家说我们企业家不重要，人家科学家已经发明这个东西了，我们只是把这东西复制出来以后传递到社会上，让人人都能用。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知道液晶显示屏，最好的技术叫QLED，量子点技术。量子点技术，最早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差不多20年以前一堆科学家搞出来的，搞出来一个公司，叫做Nanosys，这里面还有一个中国科学家叫杨培东，也在里头。Nanosys后来也很成功，现在成了全球量子点技术提供的主力军，企业做的很大，很成功。大家一说起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7位科学家一起联合创立这个公司，但我想告诉你，背后他们没说的一个事实，这7位科学家股权加在一起占比没超过10%，平均也就是1%，谁股权占的大呢？是另一个人，美国一个著名的企业家叫Larry Bock，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他在20多年以前，看到这个技术非常有前景，他已经从创业者变成了投资人，但他觉得技术非常好，又回来，自己又投了资，跳回来继续做CEO，回到创业者的角色，带着这个公司走到今天，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他因病去世了，他才是大股东。
无独有偶，比如现在中国最领先的生物科技公司，叫做百济神州，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是王晓东先生，美国的院士，中国的外籍院士，他来主持成立的这个公司，这个公司现在成了中国生物医药的领头羊，领军企业，但其实大家不熟悉的是王晓东的比例也很小，谁的比例大呢？是他找来的，在全球有非常深的生物医药产业经验的一位产业专家，一位职业经理人，叫欧雷强，他做CEO，到现在欧雷强先生都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他的股份比例是在现在所有的个人股东里最大的。你发现说市场经济有一个特点，我们的分配其实反映了我们的贡献，那么好，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科学家不是没有用，有用，所以在科技创新企业里他是有份额的，但他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科技企业家他的份额都拿得最大，如果不拿大的话，这个企业可能会失败的。所以，这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整个这个链条里的核心，注意，不是科学家，而是企业家，这个在中国有很大的误解。
包括我们都知道科技创新，尤其在美国看，这个实践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法规支持，叫做拜杜法案。拜杜法案以后大量科技创新从高校出来，被企业使用了。中国现在也有类似拜杜法案这样的法律法规，中国的各个高校，越来越多的高校成立了技术转让经理人，办公室，也帮着做技术转让，但是迄今为止，成效并不显著，原因特别简单，就是你如果认为科研重要，从科研向下走，去做企业，这个成功率其实不高。但是你看国际最成功的例子是反过来的，是企业家知道高校的科技成果都是可以转让的，所以他反向主动去联系科学家，主要是联系高校，知识产权归属于高校，而不是科学家，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中国不能做起来技术转让，因为很多人总是在说中国的高校怎么怎么做不起来技术转化，中国的技术怎么不能被产业化，核心问题不是中国科学家弱了，不是中国的科技界和产业界远了，而是谁是主角弄反了。你让科学家做主角，这事就不成，你让企业家做主角，反过来让高校积极地和企业家形成互动，帮助企业家找到适合他创业的技术，这样就成立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类似的工作，希望未来在中国这会变成一个主流的形式，就是企业家能够主动找高校，找那些好的科技，成为自己下一个创业的核心技术。
当然，除了研发以外，我们之前一直在讲，中国的科技制造能力都不是全球第一，而是唯一，我们给了三个定语，如果大家熟悉的话，我们复习一下功课，叫大规模的、复杂产品的开放制造，全球只有中国。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因为这个能力太重要了，这个能力重要到什么地步？重要到能够决定创新的生死，虽然科技企业家是整个创新链条的主角，但是他如果没有科技制造做支持，他的生存率会大大降低。我还记得罗振宇老师跨年演讲里举过这个例子，美国杜克大学的一个教授David Brady到中国，他一开始在全球找合作，因为他设计了一个非常棒的产品，像螳螂的复眼一眼，多个摄像头组成的上亿级像素视频监控设备，非常棒，但是他去了欧洲，去了德国，去了日本，包括在美国本土，试了半天，不可能实现量产。你都不可能实现量产，你的产品怎么可能被市场接受呢。但是到了中国很迅速的，量产问题就解决了，甚至市场问题也解决了，这是很经典的例子。像这样的例子非常多，真正要实现量产，为什么在中国能实现？我们自己的体会，量产能力没有那么简单，首先，量产能力是有很多技术在里面的，迄今为止中国对自己的量产能力没有给到足够的尊重。我再呼吁一遍，我们的量产能力并不是国际很多负面舆论所讲的劳动力成本特别低、不注重环保，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说说我对我们量产水平高的真正的理解，这个理解不是我做的，是哈佛的一堆学者在2013年做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是什么呢？他们研究全球预测未来的很多很多理论，很多很多的规则，什么规则能能预测未来。他们最后发现预测未来最准的理论只有两条，其他都不太准，一条是大家熟知的摩尔定律——每隔18个月计算能力就翻一倍，成本就降一半——这个过去这些年一直是准的。另一个大家不太熟悉，这个理论比摩尔定律还准，叫做莱特定律。
莱特定律说的是什么呢，是说你的生产产量提升一倍，你的成本就按一个比例降低，比如10%或者15%，而且会持续降低，你再翻一倍又降15%，再翻一倍再降15%。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理论，中国制造的优势恰恰来源于中国制造的体量——因为我们制造的多了，所以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没有变成知识产权的行业内部的知识与经验。我自己前段专门带一些我投资的科技企业与深圳的OEM企业对接，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国外完不成的任务在他们眼里都可以清晰地给你分解出来——这件事怎么做，难度是多少，投入是多少，时间是多少，怎么能完成，一清二楚。这些经验与知识坦白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它总结成一个词叫做量产化的知识。我们以前以为只有两端，一端叫做研发，做产品，另一端叫做量产，但是其实这中间有一个鸿沟——光懂研发做不出产品所以量产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要把研发出来的单个产品变成量产，这中间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我们把它叫量产化。
我举个例子，很多人都已经熟悉了，我们投资的一个企业生产来一个非常著名的机器人，叫索非亚，我给大家公布一个秘密，你看到的是经常在这出席活动，在那参加节目，和明星一样的索菲亚，实际上它比明星更有优势，因为明星只有一个人，像走穴，到这就不能去那，它已经在公司里做出20个索非亚，今天你看索非亚在中国，明天就去了美国后天去了非洲，但其实索菲亚不是一个。问题是我们知道对于工业化大生产来说20个简直太少了，需要的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个，但成千上万个的量产这家公司就做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一帮工程师们，他们擅长的是做出一个原型产品来，但从做原型产品到如何量产，这就涉及到对里面每个零配件的特征参数都要定义得清清楚楚，并且还需要拿去批量化生产。要完成这个工作，对于几十人的小企业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两年前我们帮他对接了深圳的OEM企业，我们做了一点小工作，因为深圳的OEM企业一方面他们非常擅长量产，但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意接这些初创科技企业的量产，因为这些初创科技企业到量产这一步之前海要做大量工作。量产化本身时间就很长，要花很多人力物力去做这件事，所以这个成本是很高的，你如果只帮他做量产这个步骤的成本人家是不会付给你的。
所以我们跟他讲制造即投资，因为量产化很需要钱，这个小公司自己做量产化既没有钱也做不到，怎么办？你帮他做，但是我把你所有的成本都记住，等到你帮他实现了量产了以后，等这公司上市了以后你把这个成本当成投入，都给你算到这个公司的投入里，就是你在这公司占的股份。中国的OEM企业很苦，我们去南方，南方的OEM企业就跟我们抱怨，说尽管我给苹果做代工、我给亚马逊做代工、甚至给中国一些企业做代工，但是利润是非常微薄，几乎维持不住，为什么呢？因为我只是帮人代工。这些代工企业如果在决定这些科技企业的生死，他们就不应该只有这么微薄的利润——甚至对科技企业的影响是不光支持生存而且并且让他们发展广大上市了，代工企业就应该占有它的股份，这才是合理的。所以我们对接的模式就是让这些代工企业前期制造的投入最终转化为后期的股权，我们叫制造即投资。
我们很高兴现在索菲亚的量产问题在过去两年时间内基本解决了，时间并不短，终于在中国OEM企业大量的努力之下，这么复杂的机器人，得到了规模化生产。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后面非常复杂非常难的过程被我们中国的企业用了两年时间就解决了，这是我们的制造业了不起的成就；所以我们强调全世界应该由科技来主导，科技企业家是这个时代的生产力。科技企业家最强大的助手就是中国的科技制造家——我真的希望中国的科技制造家们有一天能走到中国大学里去当教授带学生，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科技制造家做的事让这些先进科技能够被复制，这里面存载来大量的经验。我原来参观过MIT实验室，比如MIT媒体实验室——一个创造很多先进发明先进科技产品的著名实验室，MIT的机械工程系里的机器人和很多人工智能产品都是那里发明出来的。你去参观就发现它特别像我们去深圳看到的那些OEM企业里面的作坊，意味着未来我们的竞争力取决于我们的动手能力，如果你只是一堆理论做不出这些东西来，而反过来如果你有实践能力，你的理论水平反倒会慢慢积累，未来蓝翔技校有可能变成清华——我们希望蓝翔技校有朝一日变成清华的生活，我们就足以和美国MIT竞争了，这是未来。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在哪儿呢，我们发现资本也在里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来说，刚才讲这几个环节要打通需要大量的协作，协作就要找到那个正确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来讲，你让创新企业去找这些合作伙伴无疑是低效的，他只找一次并只用一次，同时他也没有这么强大的能力去了解产业里到底谁制造能力强谁市场能力弱，他都不可能找到。谁能找到呢，我认为资本方是最容易找到的——因为你天天在产业里干的就是这个事情，你最知道谁是谁，谁有信用，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能够把这个信用传递过去。让资本形成一个信用合作的纽带，这个是资本方能干的事。我可以自豪地讲如果我们没有当这个信用传递纽带，中国的OEM企业就不太敢花两年时间帮别人干，万一别人不让他投资怎么办呢，美国汉森也不敢把自己的技术秘密给中国企业，万一技术秘密拿跑了中国人自己生产了怎么办呢，所以信用纽带，资本来做。
从一个企业的协作上它需要在信任纽带配合的基础上把整个过程贯穿起来，科研拿过来做研发做产品化做量产，我们讲量产化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而且有大量的知识产权在里面，大量的经验在里面，我认为量产化能力是中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什么全球都特别在乎中国的量产，既嫉妒我们又拿不走——美国讲制造业回迁，可是它回不去，因为量产化能力只有中国有。当然另一方面它拿回去也不经济，因为莱特定律本身是和规模相关的——规模越大经验就越有价值，当规模已经很大的时候别人做一个规模很小的生产，它的成本就会高很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制造业回迁成本会比我们高很多的原因，它不符合莱特定律。但是是不是美国就不能做制造业呢？不是，因为我们如果是制造业最强的国家，中国可以输出我们的制造能力，这是没有问题的，我的制造能力不光只在中国制造，还在美国制造。像施展老师讲过我们的制造能力到越南制造，那并不代表的是另外开一个产业链，而是我们能力的溢出——我本来能制造10台，但是加上越南我能制造11台，我们制造能力只要持续放大，莱特定律就会继续起作用。所以我认为中国制造不应该是在中国制造，而应该是中国人在全世界制造。当全世界的制造都由我们来完成的时候，莱特定律的效果才会发挥到最大，同时中国人才会积累最多的产业化规模化经验，而这些经验对全世界的科技创新都是有重大价值的。
另一方面我们讲最后一个环节，尤其在服务的规模化的今天，最后一个市场环节也发生了本质变化——以前市场环境很简单，就是卖，全世界这些企业所谓的市场都特简单，就是卖。云迹机器人，下次你可以考察一线，云迹机器人和别的机器人在外形上很像，甚至打开了以后技术上都很像，但是一个地方不像，行为上不像，你会疑惑机器人怎么有行为呢？云迹机器人有一个行为是它唠叨，你在商场里逛着逛着发现一个机器人很安静地在你身边走过去，但如果你去看云迹机器人，只要它运动的时候就会不停的说话，用很好听的很讨你喜欢但童声，为什么它要不停的说话呢？这是在市场中打磨出来的，并不是它自己臆想出来的这样——你设想一下如果你半夜住店，很多人住店经常很晚，十一、二点时你在走廊里走着走着，如果旁边有一个小机器人悄无声息地从你身边走过，你肯定很害怕。索非亚机器人也是一样，很多人都在问我们，中国人能帮你实现量产，很好，我要一千台索非亚干嘛？实际上索非亚能跟你互动，能够跟你形成表情互动，它有共情能力，机器人的共情能力会比人还好——跟机器人去倾诉，对方特别有同情心特别有共鸣。其实它适合干客服，客服什么意思？
我再举个例子，比如现在的肯德基，我们都知道肯德基著名形象肯德基爷爷，白胡子形象，让你画出来肯德基公司的logo你可能画不出来，但是肯德基爷爷的形象你一定能在大脑中回忆起来。问题是肯德基爷爷是死的挂在墙上的，但如果我用机器人技术把它复活了，它能够微笑着跟每个客户互动，而且它能够通过人脸识别知道这个客户，谁昨天来过了，点单点的是什么，反馈如何，我会觉得宾至如归。
今天这个机器人还很粗糙，它的互动还不够好，其实任何一个先进科技在刚刚出现的时候都很粗糙，甚至都比以前的老科技，因为老科技经过优化了/新科技刚出现的时候都比老科技的水平还差——罗振宇老师以前也讲过这个道理——但是新科技能够随着不断的优化很迅速的超越老科技。最早的数字相机比胶卷差远了，但是今天已经没有人用胶卷来拍照了。其实在很多领域都是这样，甚至最早的汽车都不比马车好，我们可以预见今天这还是个稀罕的东西，由机器人完成客户服务，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呢，可能机器人完成的客户服务才是标配。虽然每个人可以不断的自我学习进化，但这个进化速度会远远弱于人工智能的进化速度——这件事早晚需要由机器人来干，我们要用技术用产品帮助实现更优的个性化服务，所以硬件技术产品要和服务结合。当然这也对中国企业敲了一个警钟，中国企业厉害的是我们的制造能力，是我们做产品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产品整合到服务里，实现特别强大的服务提供能力的话，未来我们可能就会很危险。因为用户要买的不是产品而是服务。比如让机器人和一个米其林三星级厨师学煎牛排，它卖给你的是米其林三星的服务而不是硬产品——既不是机器臂也不是牛排，而是米其林三星厨师带给你的不一样的体验。这样的产品就已经被固化到了服务里，这就是未来。
这一部分很重要，我们要把环节打通，把先进科技固化到服务里并一直提供规模化的服务——这里说的不是传统服务，不是外卖小哥，而是用科技能够提供的规模化服务使得它能够替代掉最牛的服务人员、最高档的服务人员，并提供最完善的服务，而且这个服务是规模化提供的。人人都能享受到最好的服务者给你提供的服务，但是这个还不够，因为它只是一堆的点——我们说过了一堆点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尤其是如果我们只专注最赚钱的点的时候，你会发现配套的点如果你没做就会很麻烦。
所以我们现在很高兴的看到政府也意识到里这个问题了，中国弱的地方是进口替代没有形成产业闭环，导致很多核心环节还掌握在别人手里，成为我们的短板——其实是我们利润不够的地方反倒成了短板。怎么办呢，政府就喊到利润不够的中小企业，去专精特新——注意关注的并不是未来的巨无霸企业，而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月份中央政府刚刚推出来的举措：大力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就是中国的创业者一定要在产业生态上下工夫，不是说你做得越大越好，不是你的利润越高越好——你的利润虽然高，但你在产业链里没有控制地位，你的盈利能力是薄弱的。某一天突然被人家一卡脖子就会出问题，所以政府希望看到的是你的专业化水平高，你的优势很显著，你能支持别的企业不被卡脖子，这就是生态化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