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儿，我就得跟你讲讲这两个人了——魏建功先生和叶圣陶先生。
在第12版《新华字典》上写着一段话：谨向为《新华字典》做出重要贡献的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先生以及参加编写和修订的前辈学者致敬！
魏建功先生，新中国第一任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就是他主持了《新华字典》第一版的编纂。
这是我请我的大学同学替我拍来的照片。魏先生的塑像，现在就摆在北大中文系门厅，一进门就能看到。
但我要告诉你的是，魏先生可不是一个纯粹的书斋里的书生，而是一个特别有执行力，特别能办事的实干家。
他的实干能力，是在编《新华字典》之前，就被验证过的。他还有一件不为人知的传奇经历。
学过近代史咱们都知道，台湾和澎湖列岛，是1895年《马关条约》割让给了日本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台湾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学校全部用日文教学，大面积出版日文书，到1940年代，台湾人使用日语的已经多达七成，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汉字在台湾几乎形成断代空白期。
当时，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国民政府开始考虑战后接收台湾问题，就找人邀约魏建功先生，请他抗战胜利后去台湾主持国语推行工作，当时魏先生是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其实，开始只是一个特别不正式的“口头传话”，但魏建功先生责无旁贷满腔热情，就真的自己去重庆找政府相关人士商谈，讨论赴台推行国语的工作怎么展开。你想啊，那时候还是战时，根本没人顾上具体谋划这事呢，反倒政府是被魏先生推着走的。
说干就干，魏建功就开始物色去台湾推广国语的人选了，其中找到了一位很重要的助手。那是一位老北京，叫齐铁恨，老舍先生写《骆驼祥子》之前，就咨询过他的生活经历。有了初步的准备，1946年1月，魏先生一行人从重庆飞上海，从上海转飞到了台湾。要说他特别实干呢，他肯定是手上缺人嘛，就转机那一会儿功夫，碰见个认识的北大学生，还能给人一撺掇，就跟着一起去台湾工作了。
魏建功先生到了台湾，很快就开始行动了。
先是建组织，不光有全省的“国语推行委员会”，还在各个县、市分层级设立了“国语推行所”。
然后就是找教员，从全国各地聘请了一些师范生去台湾任教。
最成功的是搞宣传，魏建功先生迅速地用上了当时最先进的传媒——电台和报纸。他自己上电台讲课，宣传推行国语的意义。国语教员奇缺也不怕，就请齐铁恨先生在电台开了个《国语读音示范》节目，每天就朗读国语课本，辅导全台湾的小学教员备课。老师们自己先跟着广播学，第二天现学现卖教给学生。魏建功先生还筹办了《国语日报》。
各种手段全用上，台湾形成了浓烈的学国语说国语的氛围。三年时间，台湾就成了中国最早普及国语的地方。
而且，不光有在台湾推广国语的成绩，魏先生也有编小字典的准备。
1948年魏先生回到北京，继续在北大中文系当教授。他家客厅很快就聚集了五位北大的先生定期聚会，讨论编字典。而且他还给这个新的小字典起了个名字，叫《伍记小字典》。这就是《新华字典》的前身。
为啥是“伍记”呢？因为是他们五个人讨论嘛。而且，当时魏家就住在朝阳门内大街，家门外，马路边人行道上就是熙熙攘攘集市。他是看到集市上给人家搬家货运的脚行，叫王记脚行，所以给自己的小字典起名叫伍记。为什么我一定要强调这个细节呢？因为从这儿就能看出来，魏先生想要编的，不是一本高头讲章，而是跟“张记豆腐”，“李记菜刀”是一伙的，就是本本分分做工具，为普通人服务。在他的字典编纂十条原则里，明确有一条“适合大众”。
那你说，新中国成立后要扫盲，要编新字典，找他是不是最合适？本来是想调他去新华辞书社做社长，专职编字典的，但魏先生不肯，他请学校免掉了他中文系系主任的职务，一边教书，一边带人编字典。
另一位是叶圣陶先生。
他当时的职务身份，是国家出版署副署长，就是他组织推动了《新华字典》的编纂，也是他1950年春天，把具体任务交给了魏建功先生。但他在这本小字典编纂中的作用，可不仅仅是个领导。比起官员身份，他在文化界更著名的身份是一个编辑。这个编辑可了不得，民国时期，他先后给《小说月报》《中学生》等将近十个刊物当过编辑，很多咱们熟悉的著名作家的处女作，都曾经得到过他的指点，或者在他的扶持下发表。这个金光闪闪的名单包括但不限于茅盾、巴金、丁玲、沈从文、戴望舒。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是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老编辑，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条目一个条目，认认真真审阅《新华字典》的第一版，两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