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不妨看一看另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张骞去寻找的，是一个叫做大月氏的民族。这个民族长什么样子呢？这里有几个流传到现在的雕塑。
这是月氏人自己雕刻的，藏于印度的马图拉。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蛮族特征，留着奇怪的胡子，长着介于欧亚之间的面孔，穿着大皮靴，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以游牧为主的蛮族。
张骞试图请大月氏人回到故地，但月氏人拒绝了，他们宁愿选择遥远的阿富汗北部。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肯回来呢？
原来，他们找到了比武力更好的一个发展途径：贸易。
我们看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斯坦地区，这里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丝绸之路名城，一个是号称世界上最古老城市之一的巴尔赫，位于现在的阿富汗北部大城市马扎里沙里夫附近，另一个是位于现代土库曼斯坦境内的木鹿城。这两个城市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们共同构成了联通东西方交通的丝绸之路的中点上，不管是去往南方的印度，还是去往北方的中亚河中地区，还是去往东方的中国，或者西方的伊朗和欧洲，都必须经过这两个城市中的至少一个。所以，这两个城市共同构成了一个陆上贸易的最重要孔道。
月氏人在迁移中，恰好获得了这个孔道。也正因为这样，月氏人及其附属民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一个穿着大皮靴的野蛮游牧民族，变成了文明的商贸民族。从月氏人中分化出的贵霜人还征服了印度，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被认为是印度古代传统的三大帝国之一。我们知道，印度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恰好相反，是分裂大于统一的，分裂的时间更长，从古代到中国的魏晋时期，在印度一共只有三大相对统一的帝国，之后就进入了千年的大分裂。正是在这个时期，最早来自中国境内的月氏人和他们的贵霜帝国，就勾连起了两个巨大的文明。也可以说，正是贸易的力量，才能让他们建立起庞大的疆域。
在控制了贸易之后，贵霜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种至今依然很受推崇的文化艺术形式：犍陀罗风格。在如今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地带，被称为犍陀罗。
这里也是贵霜人控制的核心区之一。犍陀罗风格本身就是一种混搭风格，之前，印度的佛像和神像大都显得呆板狰狞，但这里的雕塑却又吸收了亚历山大大帝所带来的希腊式风格，创造了一种飘逸、美感十足的佛像新风格。这种风格在贵霜人的传播下，传到了中亚，再进入了新疆和中国内地。
犍陀罗这个词虽然陌生，但是，只要提到具体的例子，就不陌生了，它在海外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在阿富汗被塔利班炸毁的巴米扬大佛 。
而在中国最著名的代表，则是北魏时期开始建造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如今，人们看南北时期的佛教雕塑，总觉得人物造型飘逸，充满了灵动性，就来自于犍陀罗风格的影响。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贸易和征服的区别，在两汉时期，皇帝曾经尝试过另外的途径，比如武力，但最后，虽然武力能够产生短暂的成果，但由于消耗太大，导致内地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与此同时，由于采取了贸易的做法，一个曾经弱小的野蛮民族也可以通过贸易精神而崛起，变成更加文明的民族，最后甚至创造了一种灿烂的文化形式，影响了中国的很多年。
我们刚才提到了唐代的怛罗斯之战，其实在这场战役中，除了败将高仙芝之外，还产生了另一个著名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前往非洲的中国人。他就是被阿拉伯人俘虏，加入了阿拉伯军队的杜环。
杜环由于编入了阿拉伯军队，后来跟随军队南征北调，游遍了阿拉伯世界，因为他曾经去过阿拉伯控制的北非，因此成了进入非洲的第一个中国人。
杜环后来的结局很令人欣慰，他获得自由后，从海路回到了中国，还写下了他的经历。我们感兴趣的是，根据他的记载，在怛罗斯之战之前，在阿拉伯世界已经有了一群中国的移民，他们不是为了战争，而是出于谋生和贸易的需要去往了这遥远的国度，就像现代人前往美国打工一样。由此，我们也得出结论，即便在战争进行的同时，已经有人发现了商贸的机会，正是这些人，而不是战争本身，决定了丝路的作用。
这些人逐渐发动的贸易精神，滋养了中华文明，让中国得以保持和平交往的同时，产生了多方受益的新的交流方式。
除了贸易之外，信仰也可以产生持久的交流。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陆上丝绸之路是借助信仰的交流维持的，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古代，丝路是把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输送到中国，而蒙古人则把统一经济体的概念灌输给了西方，到了现代，中国则把共同富裕、互利互惠、非战的信仰慢慢传播到了亚非地区。
我们之所以将信仰单独提出来，是因为信仰可以产生出巨大的行动勇气，甚至超出了身体的物理极限。比如，中国最早的印度旅行者法显，就如同背包客一样前往印度，公元399年，法显从长安出发，经过现在的兰州、西宁，翻越了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离开敦煌后，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了新疆的西部，然后翻越巨大的葱岭进入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区，最后进入印度。这条路充满了艰辛，法显甚至在阿富汗南部的雪山上哭着送走了自己死去的同伴。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前行，并探索了海路回国。
法显的事情并不是孤例。我们总以为历史上只有一个法显被记录下来，但事实上，在当时被记录的因为信仰而前往海外的人却很多，达到了一百多人，这还只是被记录在案的。
当时的丝绸之路之艰难，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承受能力。这里我们举两个和法显同时代稍后的例子。比如，公元404年，在法显出发五年后，就有一大波僧人抱团前往西域，他们一共有十五人。这十五人经过流沙、鄯善、龟兹、于阗，在过葱岭时已经有九个人或死或退出了。剩下的六个人在过葱岭时，又损失了一个。剩下的人终于进入了印度，但在陆路返回时，又死了三个，所以回来的只有两人。从十五个人到两个人，这巨大的消耗依然无法挡住信仰带来的热情。
而公元420年，更是有多达25人的僧团前往印度。在过葱岭时一下子失去了12人。进入印度又有八个死去。剩下的五个人中，回到中国的只有一个。信仰的力量比征服要大得多。
于是，在汉代最初尝试的武力征服之后，贸易和信仰的交流就逐渐取代了前者，成了人们更加认可的方式，并在唐代中期成了主流认知，滋养了中华民族，让它变得更加繁荣富强。所以，与世界相处，就是与世界的贸易交流和信仰交流，这是我们自古就学会的第二个经验，也是我们第4个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