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中美贸易博弈，一直是这段时间大家关注的重心。很多人关注的，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胜败。
但是深想一层你就知道，无论这场博弈的胜败如何，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都将从此不同了。尤其是全球供应链，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什么是“全球供应链”？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全球经济体系的构成方式。比如，资源从哪里来，货物在哪里生产，组织方式是怎样的？又是怎么流动和销售的，信息是怎么获取的等等。所有经济资源流动的方式，这就是全球供应链。
全球供应链的变化，这比什么两国之间互加多少关税要重要得多。因为它是一个长期性因素，它决定了未来各个国家的兴衰沉浮。
如果你也关注全球供应链的未来变化，那好，今天的《邵恒头条》，我就为你介绍蔡昉的一个最新观点：“全球供应链正在承受的三大挑战”。
顺便介绍一下，蔡昉老师是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他的这个最新观点是发表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的。
蔡昉老师说，全球供应链正在承受三大挑战。
其中一个，我们当然知道，就是某些国家的单边主义倾向。这指的，当然就是美国。
那除了美国这个因素，全球供应链承受的其他两个挑战是什么呢？蔡昉说，一个是“早产型比较优势变化”，另一个是超大型公司的垄断倾向。
先来说第一个：“早产型比较优势变化”。
这个词比较绕口。简单来说就是，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是一直在变化的，但是，现在的很多变化是早产的，没有发育成熟就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怎么理解？
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在全球供应链里的位置，是由它的资源禀赋决定的。比如，巴西和澳大利亚的铁矿资源很丰富，所以他们就成为全球供应链里的资源提供国。而美国的金融业很发达，所以他就成为全球供应链里的资本供给国。
但是请注意，每个国家在全球供应链里的位置是一直在变化的。资源禀赋变了，位置也就变了。比如，像我们中国，富裕了、工资水平提高了，那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也就相应弱化了。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吐故纳新，动态竞争嘛。只要这个变化是渐进的，能让参与各方来得及做必要的反应，这就是一个良性的过程。
但是，现在全球经济体系里面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就是这个变化过程来得太剧烈了，甚至是早产的。这就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挑战了。
就拿我们中国来说。现在中国虽然还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但是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的比较优势的弱化，来得过早，也过快了。
我们来看一看数据。2018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27%。也就是说，中国还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农村。这个数字，发达国家只有2.9%。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就已经开始下滑了。中国制造业比重在1996年达到了36.8%的水平，这是历史上的峰值，后来的10年，都维持在这个水平上。2006年之后，一路下降。2017年制造业比重已经降到了29.3%。
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这本来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中国出现得太早了。
这要横向比我们才能发现问题。1953年，美国的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当时它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降到了7%。1970年，日本的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当时它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是19%。而中国呢，制造业比例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们还有27%的农业人口。不仅如此，中国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人均GDP只有3069美元，远远低于同时代的美国和日本。
那上面这组数字对比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蔡昉老师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高于农业，而且也高于服务业，是最好的重新配置劳动力的产业。但是现在大量的人口还没有从农业转移出来，制造业比重就已经下降了。
这件事的意义，用蔡昉老师的原话来表述：“为制造业向更高价值链攀升设置了太紧的时间表。”
这个挑战很严峻。
还有一个对全球价值链的挑战，蔡昉称之为“超大型公司的垄断倾向”。这也是一个新现象。
过去一百年，围绕计划经济的争论有很多。计划经济之所以被认为不可行，主要是因为人类的知识和信息是分散的，只有通过价格体系或市场机制，才能把这些知识和信息整合起来，变成有效的经济活动。经济学家，像哈耶克、弗里德曼，对这个观点的论述已经非常透彻了。
但是，现在新技术来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迅猛发展。那请问，我们还能百分之百地确信，知识和信息必然是分散的吗？
那么多摄像头在记录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那么多支付工具在跟踪每一笔交易，那么多互联网产品在分析用户的每一个动作，甚至是每一次犹豫不决。
现在的技术整合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也许终有一天会超过价格体系和市场机制。
说到这儿，我建议你去参考一下，6月14号的《邵恒头条》里介绍的“另类数据”现象，听了那期节目你就知道现在靠技术整合信息和知识的能力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那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计划经济会不会卷土重来呢？如果计划经济真的回来了，那它的主角也许不是什么全能政府，而是那些超级大企业。
现在的大型科技公司，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大，超级大。而且，从诞生那天起，它就以大为美，不遗余力地追求扩大规模。有很多案例都表明，这类企业从不盈利，甚至也不追求盈利，风险投资人也不管其是否盈利，只是一味支持其扩大、扩大、再扩大。
那大到最后，这些企业会体现出一种无所不做、无所不能的特点。比如，亚马逊就绝不是一个用“打折零售商”这个词能界定的企业了。它同时还是市场营销平台、派送和物流网络、支付服务商、信用贷款机构、拍卖行和出版商等等。
前两天的《邵恒头条》也关注了脸书（Facebook）发行数字货币的新闻。你看，Facebook这样的企业，已经不只是什么生意都能做了，它还在试图进入原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进入的领域，就是发行货币。
那这有什么害处呢？只要跳出来一看就很清楚。
蔡昉老师在文章中说，“市场高度集中、过度集中所导致的垄断从来都是恶魔。”新技术正是把这头恶魔放出瓶子。至于它是不是作恶，能不能被管住，那就要看人类的智慧了。
我再为你总结一下。蔡昉老师提醒，有三个因素正在威胁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第一，“早产型比较优势变化”；第二，超大型公司的垄断倾向；第三，某些国家的单边主义倾向。
蔡昉老师也相应地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第一，促进劳动力充分流动。第二，构建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监管超大型企业的行为。第三，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这篇文章，是我近期看到的高水平经济分析文章之一。如果你有兴趣，我把原文的链接放在下方，建议你到微信公众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去阅读。
https://mp.weixin.qq.com/s/POmguj1zjIhjrS3e7Ej6Cg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