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李仲轲
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就在前两天，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一份《全球竞争力报告》，对比了全球141个经济体的竞争力。中国的表现不错，排名第28，跟去年持平。报告认为，中国在市场规模上的优势尤其突出，这是中国最主要的竞争力之一。说白了，就是我们人多嘛，劳动力多、市场需求也大。
不过，如果只是人口基数大，那印度也有同样的条件啊。
但两个国家有个巨大的区别，到2018年，中国人的识字率已经达到了96.4%，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当今印度的识字率不到75%。这20%的差距意味着什么？在差不多的人口规模里，印度比中国多将近2.6亿文盲，这当然会给国家竞争力严重拖后腿。
你可能不知道，70年前，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印度的起点可比我们高啊，基础设施、工业产出的指标都更好，而文盲率两国是相当接近的。那时候中国5.5亿人中，有4亿是文盲，接近八成，农村中的文盲率更是超过了95%。
70年时间，中国是怎么摆脱文盲大国的困境的？最近，我在新华社的《瞭望智库》上看到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回顾了中国的全民扫盲运动。
今天的《邵恒头条》，我就来跟你分享一下这篇文章的内容。文章的作者是黄俊峰。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百废待兴，要做的事非常多，但扫盲很快就被提上了日程。1949年12月，离国庆刚刚过去了两个月，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教育要为国家建设服务，普及和提高相结合，而且强调了在相当时期里以普及为主。这就给中国教育奠定了一个全民教育而非精英教育的基调。
到第二年9月，教育部专门研究扫盲工作，提出了“开展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自此，中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
不过，这场“运动”能成功，靠的不仅仅是国家的决心和执行力，更有花样百出的扫盲方法，它们来自民间，就像是软件一样，不断地迭代升级。在一个地方试验成功的方法，被迅速推广到其他地区。
青壮年集中的军队，最先投入了扫盲运动。
在扫盲运动的早期，军队里通行的扫盲方法，叫做“三五教法”，也就是一天就教三到五个生字。这听起来很轻松吧？但效果并不好。你想，当时部队里的战士大多数都是零基础，你一天无论教多少个字，对他们来说都只能死记硬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狗熊掰玉米，记了又忘。和我们现在很多人背单词，往往卡在第一页是一个道理。
那怎么办呢？有一个叫祁建华的人，研究出了一套“速成识字法”。他是解放军西南军区的一位文化干事，当时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教育部队官兵，帮助他们摆脱文盲。
祁建华精心筛选了1200个常用汉字，还给他们标了“注音字母”，“注音字母”这个词你可能很陌生，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今天熟悉的汉语拼音的前身，我在文稿中放了一张汉字的注音字母表，有兴趣可以看一眼。要知道，祁建华教战士们扫盲的时候，我们今天用的这套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还没有制定出来呢。祁建华先教注音字母，再教拼读规律，然后用注音字母做辅助工具，教战士们常用字，效率大大提高。
这种方法多有效呢？战士们使用这套方法，差不多一天可以学习一两百个字，比起之前一天只能学三五个字的方法，效率是提高了几十倍。而且汉字的注音字母一旦学会，遇到不认识的字，还可以自己查字典拼出读音来。
这套方法那么好用，很快就推广开来。先是从祁建华的部队，扩散到到西南军区，接着又到贵州军区、中南军区。在这些地方验证成功后，又进一步推广到工人农民中间。
在这样的推广下，仅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全国扫除职工文盲将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
听起来，扫盲运动似乎找到了一个好办法。但不久后人们就发现，虽然这个方法在军队里很好用，但深入农村之后，逐渐遇到了瓶颈。在农村的学习效果并不稳定。
你想，军队的主要构成，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而且这群小伙子，是长年累月呆在一个地方。扫盲的时候学习的强度和对于学习效果的检验，都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但是在民间的真实环境中呢？就算一个村子的村民都是文盲，他们也是有小孩，也有老人，年龄差距很大，学习能力的差距也是天上地下。而且村民们平时还要干农活，不能脱产集中起来学习，学习成果也很难得到巩固。
为了解决农村的扫盲问题，教学方法再次迭代了。既然问题出现在农村，那干脆让农村人自己创造方法，看看有没有创意性的解决方案。结果，还真找到了更有效的方法。
举个例子，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这是一个只有三百户人家的小村子，在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
文化水平低，给这个村子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少麻烦。在当时，这个村子还在实行按照工分制，也就是发工资是按照一个人干了多少活，记了多少工分。但就是因为整个村子几乎都是文盲，在记工分的时候没有统一的文字标准，到了结账的时候那自然是一笔糊涂账。就因为这个问题，当时村里的合作社差点办不下去。
那怎么办呢？当时村里的团支部创办了扫盲学习班。学习班的教学内容也很有意思，并不是单纯教村民识字，而是村民“干什么学什么”，教的都是姓名、地名、农活、农具、牲畜等等相关的字。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村里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中，绝大部分都能记自己的工帐了，也就是说，这些村民在扫盲的过程中，也解决了自己的现实问题。
而且，那些学习能力强的青少年先学会识字，再反过来教半辈子不识字的大人们。这样一来，还解决了扫盲工程中缺少老师的问题。
高家柳沟村的试验成功后，这些创意性的教学经验，又被推广到了其他农村地区，扫盲运动又迎来一波热潮。
不过，问题又来了。你能听出来，刚才我们介绍的扫盲工程，是为了解决建国初期缺少人才的暂时方法，但一个国家彻底扫盲，想要治本，还需要一套基础的教育制度。这是“扫盲运动”的第三轮迭代。
你想想就知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会有那么多的文盲，其实是因为历史上欠了账。也就是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能够在学龄接受教育。
所以，1986年正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部法律规定。所有适龄儿童、青少年必须接受教育，义务教育是国家必须保障的公益性事业。我们这代人的学习，基本上都和这部法律有关。在2008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也被全面免除。同时辅助义务教育制度的，还有我们很熟悉的“希望工程”和“春蕾工程”等等。发展到这，中国的“知识脱贫”才算是真正系统化、制度化了。是它最终决定了我们比印度多2.6亿识字的公民。
“知识脱贫”对于中国发展的意义，我不用多说你也能明白。得到上的刘润老师分享过一个观点，中国享受的人口红利，其实经过了三个阶段，最早是供给侧的人口红利，也就是劳动力多。接下来是需求侧的人口红利，也就是我们的市场大。而在未来，最大的红利，将会来源于高素质人口红利，也就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早期的“知识脱贫”，也可以说为高素质人才的发展打下了最初的基石。
好了，中国扫盲运动的过程，就给你梳理完了。看了这篇文章，我自己对中国的竞争力也有另外一层理解。扫盲的思路，其实是中国应对发展过程中各种挑战的普遍方法。这个方法的核心就在于，通过试点和实验，快速迭代解决方案。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