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挑细淘，得到头条。我是李南南。
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宇宙的尽头是义乌。刚才我让DeepSeek模仿《双城记》的开篇写写义乌，DeepSeek写的是，这是最细小的纽扣，也是最宏大的货仓。这是扁担压弯的泥路，也是义新欧班列贯穿的轨道。这是梅湖岸边篾筐里的方言算术，也是直播间里三十国语言的狂欢。
假如翻看往年的媒体报道，你会发现一个奇妙的巧合。每到春天，关于义乌的报道就特别多。个人大胆猜测，这也许因为春天正是人们要大展拳脚，出去闯闯的时候。这时讲讲义乌的故事，一来可以学习方法，二来可以提振心气。毕竟这是全世界民间商业生命力最旺盛的地方之一。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义乌的故事。
今天的义乌什么样？从1982年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以来，义乌用了40多年，已经被称为世界小商品之都。2023年出口总值突破5000亿元，商品销往233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到这里的外商超过50万人次，拥有市场主体110多万户，联动全国3200万人就业，为全国500多万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来料加工，为全国421个县市的1.22万款农产品开拓销量。
从任何一个品类上看，义乌都是中国零售，乃至世界零售业的一个超级枢纽。
那么，全国那么多的地方，为什么偏偏是义乌成了人们眼里的世界超市呢？
正好今年1月，有本新书刚刚出版，书名叫《义乌经验》，主要讲的就是义乌的发展史。作者胡宏伟，是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也是澎湃新闻的副总编辑，对浙商的历史很有研究。关于义乌的崛起，你之前可能听过很多说法，但细节未必丰富。这本书应该是不多见的，针对义乌的过去做了全面细致的盘整。
接下来，咱们就展开说说。
首先，关于义乌的发展，市面上一度有三种比较主流的解释。一是商帮文化优势论，二是改革先发优势论，三是地理区位优势论。这三种解释对不对？都对。但是，在胡宏伟看来，都不够全面。为什么？咱们一个一个说。
第一，商帮文化优势论。说的是，义乌的优势来自当地积累的商帮文化。这也是对义乌最热门的解读视角。
这套解释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过去，浙江一度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说白了，就是山多地少。义乌也同样面临人多地少的困境。而且更麻烦的是，义乌地处金衢盆地，土质属于黄红壤，黏性大但是肥力差。怎么办？既然土地不养人，农民就选择经商来糊口。
但是做买卖的本钱从哪来呢？别看义乌当地的红黄土壤不适合种水稻，但它特别适合种甘蔗。用甘蔗熬出来的红糖一直是义乌最大的特产之一。于是，当地的农民就挑着扁担，用红糖做成的糖饼向别人换取鸡鸭鹅毛和废铜烂铁。交换来的鸡鸭鹅毛，品相好的就做鸡毛掸子，差点的就扔到地里做肥料。等到时间长了，交换的东西也不局限于糖饼，针头线脑全都包含在内。
那个著名的鸡毛换糖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但是，很多人只知道有这么个事，未必知道这件事的运行细节。
首先，这伙人被称为敲糖帮，到1949年时，义乌敲糖帮的季节性商贩人数，已经占全县人口的5%以上，总数有数万人，而且行踪不局限在义乌本地，鼎盛时期，敲糖帮的活动范围南至广东、西至湖南、北到徐州。
其次，除了规模大，敲糖帮内部分工也很严谨。帮里分成两大体系，一个叫担头，另一个叫坐坊。担头相当于销售体系，其中地位最高的叫老路头，老路头下面是拢担，拢担下面是年伯。而坐坊就相当于中央工厂，负责制作糖饼之类，同时还提供包括住宿在内的各类后勤保障。
你看，资源禀赋不足，这原本是个局限，但很多时候，创新恰恰是资源不足逼出来的。直到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敲糖帮为义乌后来的商业文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敲糖帮肯定是义乌商业基因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它好像还不能完全解释义乌后来的发展。你看，回顾明清500多年，中国崛起的商帮包括徽商、晋商、闽商、苏商、秦商等等。光是浙江省内，就有闷声发大财的绍兴商帮，大胆且能吃苦的温州商帮。更有被称为“四象八牛七十二狗”的南浔商帮，其中的象、牛、狗，指的是商人的财富量级，财产超过千万两白银的叫象，五百万到一千万之间的叫牛，一百万到五百万之间的叫狗。假如按照地域划分，还有大名鼎鼎的宁波商帮和浙西南的龙游商帮。
胡宏伟说，在这些商帮里，义乌的敲糖帮远远算不上最突出的那一个。因此，义乌的商帮文化优势论，有道理，但是也有局限性。
咱们再看第二个解释，改革先发优势论。也就是，义乌的改革起步早，有先发优势。胡宏伟认为，这个说法也有道理，但是依然不够全面。
首先，历史上义乌的市集是哪年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在当年的浙江，商品集市远远不止义乌一个。根据清同治十三年的浙江《湖州府志》记载，集市游移而至，邻近农人皆往，人头攒动，热闹不凡。当时这样的场景在浙江已经比较常见。
其次，回到现在，胡宏伟在书里的推测是，义乌的小商品市场雏形，大概是1970年代中期出现的。关于发源地，有两个说法，有人说是当年义乌县城的稠城镇，因为稠城镇人口集中，交通便利。也有人说是义乌东部的廿三里乡。因为从历史记载看，廿三里乡是鸡毛换糖最早的兴盛地。
现在这两处早已合成一处，1982年，政府正式发文，稠城镇湖清门正式开放第一个小百货市场，而1984年，廿三里市场被并入稠城的小商品市场。
而义乌真正引发关注，是1986年10月，《人民日报》在头版发文，对义乌的市场化做了报道，还配了评论员文章。注意，这个时间是1986年10月，从那时起，义乌才算是真正出名。但要论比它更早出名，更早占据改革先发优势的地方，可不是没有。
比如温州，早在1980年代初，这里就已经名声大噪。当地有400多家商品市场和产销基地，据说当年温州的购销员就有10万人。而且温州当年还有著名的十大专业市场，包括，永嘉县的桥头纽扣市场、乐清县的柳市低压电器市场、苍南县的宜山再生纺织品市场，等等。
胡宏伟说，假如从改革的角度看，义乌算不上最早。因此改革优势论有一定道理，但算不上充分理由。
对义乌的第三套解释，叫地理区位优势论。说的是义乌的地理位置有优势，因此发展得好。
但是胡宏伟认为，义乌确实有地理优势，但这只是相对优势，不是绝对优势。比如，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区，紧邻上海，交通四通八达。再比如宁波，有优良的海岸线和世界级港口。
换句话说，前面提到的，商帮文化优势论、改革先发优势论、地理区位优势论，都很关键，但都不是义乌发展的全部解释。
那么，除了前面这三个之外，还有什么关键因素呢？
我们可以从胡宏伟的观察里总结出这个因素，这就是，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之间，达成了恰到好处的配合。有形的手，指的是政府加持；无形的手，指的是民间的自由经营。
什么意思？
首先，在几十年前，浙江省属于自然资源小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管理世界》杂志，曾经在1987年刊登过一项数据，在全国各省区市中，浙江的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是11.5。什么概念？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1.5%，位列全国倒数第三。
其次，既然人均自然资源有限，大家就开始琢磨经商。20世纪80年代，浙江市场经营主体数量已经超过100万户，其中95%是民营中小企业。而企业多了，就需要有专门的市场来承载。而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注意，事情到这一步，其实不算特别，类似的情况在全国有很多。
而义乌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82年。根据当时的官方条文，义乌小商品市场，至少违反了三条禁令。一是农民不能弃农经商；二是集市贸易不能经销工业品；三是个体经营者不能批发销售。
怎么办？是按照禁令去整顿市场？还是想别的办法？这就要说到一个关键人物，当时义乌的县委书记谢高华。他经过3个月的调研，之后推动当时市场整顿领导小组下发了一号通告，宣布从1982年9月5日起，正式开放稠城镇小百货市场。这也是咱们国内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
换句话说，在市场刚刚萌芽的时候，义乌的选择既不是整顿，也不是放任，而是加固它。
而根据胡宏伟的观察，之后义乌政府每一次都能恰到好处地介入，出手的时间精准，效果也很明显。1984年，义乌县委、县政府确立兴商建县战略。1992年，当地正式对市场实行“划行规市”制度，也就是把同一类业态划归到同一片市场经营，这有利于透明化竞争。2014年，义乌又开通了“义新欧”中欧班列，也就是，贯通义乌、新疆、欧洲的班列。
借用2009年，时任义乌市委书记黄志平的话说，市场就好比一只脚，应该给它穿上适脚的鞋子，而不是削足适履。
好，关于义乌的故事，咱们先说到这。假如说能从中获得什么启发，我觉得它恰好说明了做成一件大事最需要的两个因素，一是远方的雄心，二是近处的答案。也就是，一面锁定长远的目标，一边解决眼前的问题，这两股力量汇集到一处，就是成事的关键。
关于义乌的更多细节，假如你感兴趣，可以去看看胡宏伟写的这本《义乌经验》，在得到就有电子书，里面有非常多有趣的资料。同时，也推荐所有浙江的同学，把这期节目转发出去，让更多人看到。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常规内容，最后还有个特别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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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得到头条》，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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