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来到《得到精选》，我是李南南。
现在得到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共同打造的《全球史高级研修班》已经正式上线了。这门课上线之后，收到了不少同学的好评。很多同学都说，上这门课感觉就像自己正坐在复旦大学的教室里。同时，这门课也请来了30位历史方面的顶尖学者，包括我们很熟悉的葛兆光先生、葛剑雄先生、姚大力先生等等。
今天我想请你来听听这门课的第一讲，是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创院院长，同时也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先生为你讲述的，主题是“什么是大历史与大关节”。来，咱们一起听听看。
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咱们今天的题目里面有4个大词：世界、中国、历史和未来。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或者说一个热爱历史的人，怎么样去把握大历史和大关节？历史这么大的词，世界、中国、历史、未来，有什么是我们需要把握的关键？
让我先从一件往事说起。
2012年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跟余英时先生聊天，因为他知道我曾经在清华大学当过老师，所以我们就聊起当年清华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他就说起一件事，这件事我跟他有一个共鸣的地方，就是当年王国维当导师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叫姚名达。姚名达后来是很有名的教授，他在山东大学当过教授，他写的《中国目录学史》是我们当年读书时候必读的书。
姚名达在当研究生的时候给王国维送了一篇文章，叫做《孔子适周考》，孔子什么时候到东周的王室去的。王国维拿来看了半天，沉吟半晌才说了8个字，说“考据虽确，特事小耳”。就是说，你考证是很准确，但是这事太小。
“考据虽确，特事小耳”这句话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历史上下几千年，人物千千万，文献更是多了去了，每个事情都可以考证，每个人物都可以注意，每条资料都可以解读。问题是，什么事情、什么人物、什么文献能够像我们说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或者用土话讲，是能够“拔出萝卜带出泥”，成为有意义的历史，而且引起整个历史认识的变化。
如果缺乏这种关照大历史的高度，没有抓住大关节的敏感，看历史的结果往往就是鸡毛蒜皮，就像王国维说的“特事小耳”，事情太小。
“大历史”这个词，大家都知道，黄仁宇先生曾经特别爱用，它容易引起误解，所以我要加上一个词叫“大关节”。其实大历史不一定要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不是说只讲宏观的粗线条的历史，而是能够影响历史、改变历史方向、奠定历史特色的重要的事件，这就是“大关节”。
我在北京大学出席2023年年度荣誉讲座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件事。我说，早期中国的道教，曾经想按照政府的模式把它的二十四治、三十六方都组织起来。一方面，叫做“领户化民”，也就是让信仰者像编户齐民一样，按照政府管理的模式组织起来，缴纳租米钱税。另一方面，又把信仰者按照军队的方式组织起来，叫做“军行令止”，就是完全高度军事化组织化的。这件事过去从来没有人提到过，也没有人把它重视起来，可是为什么我十几年来一直注重这件事，并且去年我做演讲的时候也专门讲过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很重要。
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你想想看，东汉末年以后，如果道教的这种趋势在中古中国实现的话，这也许就会把中国引向“神权对抗皇权”的方向，因为它有组织、有军队，像一个政府，它有经济来源。那么中国宗教要么就向“政教合一”的方向，要么就向“政教对抗”的方向发展，就不是后来中国佛教、中国道教那样，是属于“方外”，只是在皇权的控制之下，担任一点精神超越的功能。这个时候，中国的历史可能就要转一个方向了。
所以，10多年前我注意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跟余英时先生讨论这个事情，余先生就非常地鼓励说，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记得他还说到一件事，他说，你这样研究下去的话，就必须把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做一些对比：华夏帝国和罗马帝国同样是帝国，为什么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不是很重要，你得去考虑。
所以，大历史、大关节才能够得到大判断。
历史研究和科学研究不太一样。科学研究是不断进步的，每进一步，就可以把旧的抛在脑后。历史则不一样，它每一次都重新回到起点，一旦发现大关节，从一个新的起点出发，旧的历史就会呈现出一种新的风景，这就叫做“历史学的典范转移”。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主题很大，世界和中国、历史和未来，下面我就选两个例子，来谈谈把握大历史、大关节的重要性。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世界史的。
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它被使用法文和英文同时翻译，文章讲的是：东西方的宗教是什么时候第一次面对面讨论教义、展开辩论的。
其实我发现，在历史记载里面，东西方宗教徒第一次面对面辩论是13世纪，准确地说是1254年。
法国国王路易九世（路易九世是法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国王。巴黎塞纳河上最中心的两个岛，有一个岛就叫圣路易岛，这个圣路易岛就是纪念路易九世的）派出一个人，叫做鲁布鲁克（威廉·鲁布鲁克），让他去蒙古控制的地区。他先是到了伏尔加河畔，然后一直到哈拉和林，在哈拉和林见到了蒙哥汗（蒙哥汗是蒙古帝国的第四个大汗）。
在大汗面前，他跟当时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的教徒，跟伊斯兰教徒，特别是跟东方的佛教徒，展开了一场关于教义的辩论，而且这场教义的辩论涉及到非常重要的内容，比如到底是一神还是多神，上帝、戒律和政治统治者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之类的大问题，所以这场辩论非常有意义。
可是我看遍了所有的有关基督教史的书，这件事都没有被重视起来，除了《多桑蒙古史》提到过以外。
这场辩论非常有意义。此前，虽然也有三夷教（景教、摩尼教、祆〈xiān〉教）进入中国，但是没有留下任何面对面辩论的记录。在这件事情以后，大概几百年以后，到了明末时期，欧洲传教士到中国来，才有记录。可是这个事情发生在1254年，这时候还是宋理宗的时代。
这个事情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呢？
后来我就发现，你要想真正了解这一次辩论的重要性，就要知道那个时代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东方的佛教之间有什么关系；而且你要知道，当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战争，也就是第七次十字军东征；还要知道，那个时候蒙古大军西征欧洲，给基督教世界带来了什么震撼；你也要知道，法国国王为什么会派人联络蒙哥汗，因为他们试图：第一，希望用基督教改造蒙古人；第二，希望蒙古人跟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伊斯兰教和马穆鲁克。
除了这些以外，你还要知道一点：这件事情发生在1254年。如果你熟悉历史的话，你会知道，在东方还出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1255年（也就是第二年），同样在蒙哥汗面前，发生了一次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佛教和道教的辩论。这场辩论是因为道教印刷了《老子化胡经》，说所有的宗教都是我们道教老子西出函谷关去教导他们形成的，所以我们是他们的祖先，是他们的老师。结果蒙哥汗打压了道教，把所有的《老子化胡经》都烧掉。
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在这之前，也就是鲁布鲁克在蒙哥汗面前辩论的时候，蒙古人采取的是宗教宽容政策，也就是说，所有的宗教都可以来，你们爱辩论就辩论，辩论完了拍拍手大家散伙。可是1255年这场辩论之后，蒙古人改变了他们的宗教政策，不采取宽容政策了，而是要打压。因为他开始面对东方这个民族自我认同非常强烈的华夏帝国，所以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不了解大历史，你怎么判断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有什么意义？
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中国史。
如果你读过陈寅恪先生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你会发现，他讲了一条我们很多人都不以为然的一句话，他说：是秦始皇奠定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制度。请你注意，是秦始皇奠定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制度。
他说，传到晋代（具体来说是西晋），也就是公元280年前后，这个时候终于法律和《礼经》并称。这涉及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西晋的泰始年间制定了法律——《泰始律》。在陈寅恪看来，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因为这件事情决定了法律跟儒家的伦理完全的融合，导致了“法律儒家化”，或者说“儒家法律化”。
可是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意识，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怎么会是秦始皇？秦始皇明明是法家，执行法家政策，儒家是到汉武帝才独尊儒术的呀！
不对。陈寅恪先生的论断，最近已经被很多的考古发现的秦简证明。岳麓书院保存的秦简和湖北博物馆保存的很多秦简，都证明秦代的伦理道德和生活准则几乎都是儒家化的。
也就是说：
第一，儒家理想的政治制度，是由于秦始皇采取了严厉的法制才开始得到实现的。
第二，汉代到西晋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变化，就是“以吏为师”变成了“以师为吏”。说白了，就是“用官员当教师”，变成了“用教师当官员”，使得儒家学说进入法律。这才是儒家学说的真正落实。
第三，儒家学说影响华夏民族，陈寅恪先生讲了一个判断，他说，其实儒家的影响主要在制度、法律和生活方面，在思想学说方面并比不上佛教和道教。
陈寅恪先生这话对不对？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他的话有道理。从瞿同祖到现在我们北大的阎步克老师一系列的研究，都越来越证明陈寅恪先生这段话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且他注意到了，西晋，也就是公元280年的《泰始律》的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历史的“大关节”。
学历史的人如果只会接受现成的说法，而不加辩证和反思，那就等于放弃了一再重新探索历史的责任。
但是你要想辩证反思，而且理解这些历史问题，仅仅抓住枝梢末节和片段的资料，恐怕是不行的。就像王国维说的“特事小耳”。
最后我要讲，什么是涉及到世界和中国、过去和未来的大历史、大关节。
我想，可以称得上是大历史和大关节的，至少应当有两方面的因素：
第一是力量。也就是说，这个大历史关节已经产生了某种力量，推动时代的大势往某个方向走，让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这是一种力量，而且这个力量很厉害。
第二是基因。也就是说，大历史的大关节一定会沉淀为某种基因，决定后世的取向。无论是后世的政治、制度、宗教还是社会文化，都逃不开它的影响。
换句话说就是：一，它是影响世界的力量，二，它是形成当代的基因，满足这两个才能叫做“大历史的大关节”。
那么，我最后也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关于世界的。
2024年5月我去到法国，因为我的一本书《何为中国》的法文版出版，他们组织了一个很大的讨论会，请来了很多不是做中国研究的学者，他们基本上都是研究欧洲的。他们来跟我讨论——什么是中国。
我注意到，整整一天，从上午9点钟到下午5点钟，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他们都在讨论一个问题：你们中华帝国跟我们罗马帝国，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影响为什么不一样？
我跟他们讲，秦汉帝国“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推行郡县制，去地方军事化（也就是说，所有的地方都不能有军队，只有中央才能够掌控军队），地方制度完全要同一化。
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说，我们罗马帝国从来没有说各个地方都要变成同一制度的郡县，也没有说取消地方拥有军队的权力，而且我们要到三世纪，基督教才能成为同一的文化，即便这样，我们的语言也各自保留各自的。虽然后来拉丁文流行，但是各地的语言都保留，跟你们不一样。
最后我们达成一个共识，就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对比古代的罗马以及帕提亚、后来的大食和后来的萨法维、奥斯曼、莫卧儿的历史，为什么秦汉中国和它们不同，能够形成规模较大、内部文化族群和制度相对同一、有共同历史记忆的大帝国，形成不依赖宗教凝聚力而构成自我认同的核心族群？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帝国和罗马不一样，在4世纪同样经历了异族入侵，却还能在几个世纪以后重新恢复一个天下帝国？
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东部亚洲的传统华夏帝国，真的天然就具有凝聚力、就有大一统的习惯、自古以来华夏就有认同吗？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需要全世界不同的历史学家来共同讨论的。
很多学者都把近世英国和江南的比较叫做大分流，其实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大分流。从那个时候起，基因就决定了中国和欧洲走的是不同的道路，而且对后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举一个例子，是关于中国的。
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有很多焦虑：国家的焦虑、族群的焦虑、认同的焦虑……但是这些焦虑的来源在哪呢？你应该知道横跨欧亚的蒙古时代、疆域扩大了的满清王朝，这两个时代形成的是大中国——族群很多，满蒙回藏汉，五族或者六族共和的“大中国”。但是宋朝和明朝是收缩的、以汉族为主的小帝国，它形成的是“小中国”。
所以我们现在讲Chinese，他是汉族人还是中国人呢？我们说维吾尔人、西藏人、蒙古人，他们是Chinese，但是他是汉族人吗？
所以“大中国”和“小中国”这两个现象，构成了一对紧张关系。其实我们现在中国的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矛盾、很多的焦虑，都来自于既有“大中国”，又有“小中国”。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特别热烈地去讨论“何为中国”这样一个大问题。这也是需要把握大历史和大关节的。所以我想，下面的课程，实际上就是给你介绍什么是“大历史”，什么是“大历史”里面的“大关节”。
好，谢谢！
好，内容听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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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得到精选》，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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