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来到《得到精选》，我是李南南。
今天的内容来自于“得到听书”。我们要听的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书名叫《宽容与执拗》。首先，想请你猜猜，听到这个书名，你能猜到这是本讲什么的书吗？是讲心理学的？还是讲亲密关系的？还是讲职场的呢？
不好意思，都不对。这本书其实是以司马光的视角，讲北宋历史的。作者是北京大学的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老师。那么，一本讲历史的书，为什么会起这个书名呢？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深意？
来，咱们一起听听得到听书对这本书的解读。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介绍的书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的《宽容与执拗》。
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有本名著《人类群星闪耀时》，其实咱们中国也有自己的“群星闪耀时”，大致在1030年—1060年，短短三十多年间，范仲淹、文彦博、包拯、狄青活跃在朝堂或边疆；柳永、晏殊、欧阳修创作于书案旁；科技领域，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沈括写出了《梦溪笔谈》；思想方面，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程颢、程颐兄弟奠基了宋明理学。同时，还有一批优秀青年正在成长，这些名字我们更熟悉：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等等。这三十多年间涌现人才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所涉门类之广、产生影响之深，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再难看到。
1030年—1060年这些巨星同时在华夏星空闪耀，但谁也没想到，这一代人离场后，北宋并没有蒸蒸日上，反而陷入异常激烈的党争，再过半个多世纪北宋就灭亡了。他们并没有任何人做错，这些天才不仅才华横溢，而且人人都有极强的使命感，都要把大宋变得更好。问题来了，一群天才降世，怎么把事情搞砸了呢？
分析北宋历史转变的书不少，今天这本《宽容与执拗》视角独特，赵冬梅老师选择司马光当作出发点，观察那个时代。
过去，我们一谈司马光就是史学家，这是一本少见的讲司马光政治生命的传记。其实，司马光是古代士大夫的典型样本，他们的成就从来都不是一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家族历经百年的系统工程。还有，这些人走入职场后要团结谁、远离谁，他们如何分析问题、抓住机会、如何应对变革、回应失败。
借着这本书，我们不仅能看到司马光的真实人格，更能通过像司马光这样的士大夫群体见证宋代剧变出现，看懂这个群体难以摆脱的命运轮回。
很多人讲司马光，为了制造起伏的效果，会特别提到司马家本是平民，但祖孙三代人通过科举考试改换了门庭，实现阶层跃迁，然后感叹北宋是个好时代，寒门终于可以出贵子了，只要你会读书就能活得很好。
事实上，即使在宋代，要出人头地一个人单打独斗肯定不行。因为科举是个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生意，必须整个家族几代人分工合作，除了“勤学苦读好儿郎”，有个角色更重要，这就是善于经营家产、甘于奉献，能够为读书郎提供物质保障的人。司马光有那么高的历史地位，九百年后的我们仍然熟知他，正是司马家族齐心协力近一百年接力托举的。
司马光追溯到三代以前，只是陕州夏县涑水乡的一个平民家庭，虽然不算穷，但仍然是底层。祖父司马炫是第一个中进士做官的人，当了县令，下层官员。第二代是父亲司马池，也是进士，勤勤恳恳在很多地方做官，临死前摸到了高级官员的门槛。第三代就是司马光，官至宰相、名垂青史。
祖孙三代接力拼搏，看得人热血沸腾，但这只是司马家崛起的明线，背后还有条暗线。
按照司马光的记载，他们家“同居累世，宗族甚大”，几代人住在一起没分家。这个大家族之中，祖父、父亲和自己，都是会念书能考试的好儿郎，同时，家族里每一代都有能干又顾全大局的当家人。
比如父亲司马池家族排行老三，他和堂兄司马浩选择读书，当起了“撒手掌柜”，一心备考。管家的重担落到了老二司马沂身上。
司马家从事农业、畜牧业，靠农业养家，必须吃得了苦、受得起累。司马沂比司马浩小七岁，只比司马池大四岁。同为司马家子弟，哥哥和弟弟都在念书，风吹不着，日晒不着，而自己却要在庄稼地里面朝土、背朝天，忍受风吹日晒。结果司马沂活了32岁就累死了。
这时怎么办呢？需要有人牺牲接过司马沂的担子。这个人是大哥司马浩。二弟过世了，没人料理家业，尽管你爱读书，也得放弃前程。这一干就是十几年，尽心竭力、公平无私，司马浩晚年经常拍着胸脯夸耀自己有两大贡献，第一是供弟弟司马池考了进士、当了官；第二是告慰了英年早逝的二弟在天之灵，把二弟的儿子司马里也培养成了进士。
中国人常说，发家至少要三代。一人科举背后是家族的系统工程，这才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真实景象。
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讲司马光家族史，不仅是为你澄清科举改变命运的真实情况，也是做个铺垫，司马光是被家族托举起来的，他的一生与亲人朋友联系密切，这导致他本能地受到周围人的影响，这一点塑造了他为人从政的理念，能帮我们解开很多司马光的谜题。
司马光一生有两个人深刻影响了他。第一个人是他的父亲，司马池。
司马光是陕州夏县涑水人，今天山西夏县人，但他在涑水老家的日子寥寥无几，因为父亲在全国各地做官，7岁前，司马光跟随父亲，到过今天河南光山县、安徽寿县、四川遂宁。7到12岁，司马光先到洛阳，后到开封，在宋朝最繁华的城市里长成了翩翩少年。12岁之后，他又随父亲到过今天陕西铜川、四川广元、陕西宝鸡。又过几年，司马光重返都城开封，一直生活到20岁考中进士。
从呱呱坠地到金榜题名，正式进入社会前司马光竟然在八个地方生活过，古代人员流动非常困难，但司马光是官二代，他一出生就有开阔的平台，他住的是官衙，吃的是父亲的俸禄，从记事起听见的、看见的，也都是官场里的人和事。官场是司马光成长的主要环境。
可能是环境熏陶，也可能是天性使然，司马光从小就展示了做一位优秀士大夫的良好潜质。宋代有个规矩，客人来了，家中男孩要出来拜见，拜见之后，还要乖乖地站在父亲身边一起陪客人。年龄大些还好说，七八岁的小男孩正是淘气的时候，但司马光却恭恭敬敬地在一旁伺候，认认真真听大人讲话。这很了不得，懂不懂礼貌倒是次要，站在一旁不烦躁甚至有兴趣，说明他能听得懂大家的交谈。
司马池有个同僚叫庞籍，请注意庞籍这个人，一会儿我们会反复提到。庞籍就觉得司马光这个小孩真不错，心思细腻，就把他当亲儿子一样对待，每次拜访司马池都会抚摸着司马光的发髻关心他的学习。后来还有个官员叫张存，第一次看到司马光，还没问生辰八字，就决定把三女儿许配给司马光为妻。跟同时代大多数人相比，司马光完全赢在了起跑线上。
“赢在了起跑线”这不是一句比喻，在做官的跑道上，司马光超越了绝大多数人。司马光20岁考中进士，排名第六。他这一届有310人中了进士，接下来这些人要在朝廷实习。排名第一的获得了将作监丞的职务，在宋代文官中位列第二十七级；第二、第三名获得第二十八级的职务；第四名获得第三十三级的职务，而第六名司马光获得第二十九级的职务。
第六名的官阶比第四名高，而且高了不少，宋代三十级以上的官是中上层，三十一级以下就是下层了。很多人一辈子都跨不过三十级这个坎。司马光刚进官场赛道，身不动、膀不摇，直接就赢在了起跑线，而且赢得这么明目张胆。
第四名那位有怨言吗？有也没办法，因为符合规则。宋代有个制度叫“恩荫”，“恩”是皇帝的恩典，“荫”是父祖的庇护。司马光考进士的时候，父亲司马池已经爬入宋朝高层，父亲官至高位，儿子就能当官。但还得夸一下司马光，照理他不用考试了，但他把“恩荫”的机会让给了堂兄。前面说过，司马家族是个大系统，每一代总有人做出牺牲，如果谁在官场发达了，当然必须得分好处给同族人。
司马光选择了考试，真刀真枪在考场里厮杀，中了进士找实习，占个不错岗位，咱还有什么话说呢？从朝廷负责安排实习生的官员角度看，同事的儿子这么优秀、这么明事理，安排个差不多的实习岗位，也符合朝廷规则，这点眼力见儿是有的。
司马光20岁正式参加工作，但挺有趣，他一直黏着父亲，他被分配到华州工作，父亲在同州工作，司马光就频频“因公出差”到同州去拜见父母。后来父亲奉调出任杭州知州，司马光又申请调到苏州，但他也不常在苏州任上，而是大把的时间陪侍在父母身旁。
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已经参加工作，却总腻在父母身边，今天看来实在奇怪。但在宋代，得好好表扬，司马光放弃升迁，主动请求追随父母，这是在践行孝道，朝廷批准了，周围人也频频竖起大拇指。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我们从一个人成长看，从小到大都在父母的羽翼下，优点是能获得父亲直接指导，不用走太多弯路，不会遇到太多挫折，可以保持诚实自然的本性，但缺点也非常明显，他缺失了人情世故的真实历练。我们的身边或许也会有这样的人，所谓在“温室”中长大的孩子，他们善良但脆弱，他们不太会走极端但是也欠缺锋芒。
司马光20岁当官，后来双亲接连离世，他在家守孝四年半。等他脱下丧服，已经26岁了。
按照很多剧本，这个时候主角要独立了，甚至走向逆反，比如万历皇帝，张居正活着的时候那叫一个乖巧，师生之间情意浓浓，张居正一死，又是抄家、又是刨坟。走出父亲羽翼的司马光，会干点什么呢？
答案是，走进另一个人的羽翼下。司马光复出后被安排去滑州工作，也就是今天河南安阳的滑县。但他既没去滑州上任，也没去都城开封的人事部门报到，而是跑去遥远的延州，今天的陕北延安，他要去见一个叫庞籍的官员。
这个人还记得吗？他是司马光父亲的老朋友，司马光小的时候，庞籍就非常喜欢他。你可能会觉得，父亲过世后拜访一下父亲旧友，希望多多关照，人之常情。
但庞籍很不一样，司马光的一生无论性格养成还是行为方式，有两人影响最深，父亲影响了他前二十多年，接下来在长达十九年的时间里，庞籍一直都是司马光在官场上的保护人。
庞籍后来调入中央担任枢密副使，升迁后第一件事就是向朝廷推荐司马光参加“馆职”的资格考试。
馆职，简单通俗但未必准确地说，就是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这可不是养老的闲差，在宋朝，馆职是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职位。古代的国家图书馆就是皇帝自己的书馆，皇帝来看书，看得入迷，午饭、晚饭就得在这里解决。吃饭的时候，工作人员总得伺候。而且，在这里吃饭不像朝堂宴饮那么严肃，就跟领导爱打乒乓球，打累了在球厅吃饭一样，大家都是球友，什么身份高低、年岁差别统统抛开，很容易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打成一片。一样的道理，能够在馆阁工作，就有机会跟皇帝吃饭，一起聊聊圣贤之道，如果能跟皇帝聊得投机，就可以“直挂云帆济沧海”了。
庞籍是有儿子的，跟司马光年龄相仿，但庞籍放着亲儿子不推荐，一到中央先提名司马光，两三年司马光就晋级为“升朝官”。宋朝的文官分为三大层，第一层是幕职州县官，下层；第二层是京官，中层；第三层是升朝官，高层。同层内部上下级之间提升相对容易，比较困难的是“跃层”。父亲司马池熬了十七年才到中层，而庞籍带着司马光没几年直接从中层飞到了高层。这时司马光刚三十出头。
都说同享福容易，共患难才见真情。后来庞籍因为政敌陷害，被贬到河东路，也就是山西中北部一带，在北宋这里是宋、辽、西夏三国交界处。司马光也跟着庞籍一同来到北方。
这里有个麻烦事，宋夏接壤处有块“屈野河西地”本属于宋朝，但长期荒芜，西夏百姓看没人管，自己种起来了，慢慢变成西夏事实占有的土地。土地被蚕食，对宋朝来说是损失，但两国和平更难得，不至于因为这一小块地，打响两国战争。
庞籍来到河东路，想着怎么在不挑起战端的前提之下，把这块地拿回来。他就派司马光先行视察，也不知道司马光是不是使命感爆棚，他跟边境守军一通慷慨陈词，想着怎么把这块地拿回来。随后司马光兴冲冲回去跟庞籍复命，没想到边境守军脑子一热，擅自出动跟西夏打起来了，丢人的是结果还打败了。
冲突不大，但好处没占到，理也没占到，上纲上线地说是宋朝主动破坏两国和平，朝廷得知这件事极为震怒，立刻派出专家调查组北上河东路。
我们不能说司马光是主犯，但他跟这件事情绝对脱不了干系，结果是什么呢？庞籍向朝廷申请，把司马光调回了首都开封。后来，庞籍在内所有相关人员都被处罚，只有司马光安然无恙回到开封。感动吧，庞籍是有意在危险到来前，把司马光送回安全地界，然后自己承担了一切。
回顾一下司马光的人生，前20年，父亲给了他优质教育、丰富阅历，更给了他好出身，一进官场就能从中层起步。之后的十几年，父亲曾给过他什么，庞籍就能给什么，而且更多，哪怕在最后一刻舍弃名节也要呵护司马光一尘不染。
这个场景令人动容，但我们为司马光捏一把汗，40岁，一个人的性格已然定型，但他做官20年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职场打击。以后独立生存，会遇到什么呢？
司马光最初当的是礼官，礼官最常处理的事务与丧葬有关。有一年，一位叫夏竦的官员去世了，皇帝宋仁宗非常伤心，不仅因为他是朝廷重臣，更因为他是仁宗的启蒙老师，于是仁宗希望给夏竦“文正”的谥号。
司马光立刻站出来坚决反对，文正可是古代最高等级的谥号，在唐代像魏征这样的人才配享，夏竦只是皇帝的老师，担不起这个谥号。仁宗犹豫了，毕竟确定谥号是国家大事。
司马光所在部门给的谥号是“文献”，虽然比不上“文正”，但也在谥号行列中排名前五。但这时有人提醒“文献”不合适，开国皇帝赵匡胤的高祖父就是这个谥号，要重新拟，在这个时候，仁宗动了私心，他想绕过程序特事特办，就给心爱的老师“文正”那个谥号。
司马光生气了，直言不讳宋仁宗这么做是私心作祟，完全没给领导面子。宋仁宗脾气是真好，低声下气开始求司马光，能不能松松口。司马光来劲儿了，皇帝向我求教，那我得说道说道了，然后和另外一位同事给皇帝上书，讲起了课。最终，不仅“文正”的谥号没了，连排名第五的“文献”也没保住，宋仁宗的启蒙老师只获得了排名第十三的“文庄”。
看起来，司马光阻击皇帝褒奖老师的工作取得了全面胜利，但这是在玩火啊。第一次上奏反对，是履行工作职责，接二连三找领导的茬，甚至伙同别人教育领导，根本不像一个从政多年的人应该做出的事情。这样的事，其实频繁在司马光的工作中上演。
司马光坚持道德原则有错吗？当然没错。但现实复杂，不可能有绝对的非黑即白，在抽象的黑白、善恶、美丑之间，总有深深浅浅的“灰色地带”。一个政治家要想让理想照进现实，首先要认识这些“灰色地带”，然后掌握与“灰色地带”相处的艺术。在现实政治中，司马光这个对“灰色地带”根本不屑的纯粹理想主义者，不仅自己危险，他的组织同样危险。
司马光最出名的事情，就是作为变法反对派代表，被排挤出朝廷后编纂《资治通鉴》。听起来感觉是无辜的司马光被一帮凶恶的变法派欺负了，但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这样。
很多人会把变法粗暴地分为变法派和反对派，其实宋朝面临财政困境要改革，这是共识、常识。王安石与别人最大的区别在于解决方案。大多数人提出的方案是“节流”，省着花。王安石的核心则是“开源”，向富人下手，由朝廷出面，直接接管那些原本由富人所把持经营的事业。
司马光为什么反对？回想一下他的成长经历，他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大家族，和家人有紧密的联系。同时他是“官二代”，靠着像庞籍这样的前辈提携教导，和官员有密切联系。司马光觉得，本朝需要改革，但改革不是全盘否定、另起炉灶。他就利用经筵机会，也就是让皇帝“每天听本书”的时候，苦口婆心地劝说：“天下就像是个大房子，有破败的地方就要修，但房子本身没有大毛病就不需要拆了重造。现在要硬生生拆了没大毛病的老房子盖新的，只怕这新房子连遮风避雨都做不到！”
司马光与宋神宗、王安石的政见不同，但宋神宗最初并不希望司马光离开朝廷。变法刚开始，神宗就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地位仅次于正副宰相和枢密使。他的心里有一盘大棋，一方面让王安石执政，推行变法，另一方面让司马光加入高层，加以牵制，避免激化矛盾。但司马光竟然连续六次表示坚决不答应，逼得神宗收回成命。
在这场政治博弈中，司马光犟驴一样非黑即白的做法很要命。已经被迫离开朝堂的变法反对派纷纷写信劝阻，前枢密使韩琦遣专使快马加鞭从河北送信到开封，请文彦博转告司马光：“皇帝如此倚重，不如接受任命，说不定能践行自己的理想？”韩琦想要说的无非是妥协二字，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要积极接纳人生的种种不如意，学会在有限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理想。能妥协，才不致崩溃。
只可惜，妥协与接纳尚未进入司马光的生命词典。这年，他51岁了，他一辈子也就只活了68岁，在他的眼里，枢密副使代表着名利地位，接受就意味着背叛原则和理想。看到司马光这样的态度，文彦博感慨：司马光书生意气，实在不像是现实政治中的人。
当看不惯现实，司马光只有一种举动，掀桌子不干。他最终前往洛阳编修《资治通鉴》。
在洛阳，司马光其实编著了一部他个人更看重的作品，名为《书仪》，大到冠礼、婚礼、丧葬祭祀礼各种仪式，小到各种文书信件的格式，都记录在内。他认为，文书、家信是人与人关系的体现，也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工具。而冠礼即成年礼，是一个人获得完全社会人身份的开始。婚礼通过一对男女的结合把两个家族联结在一起，构成更为广阔的社会网络。丧葬祭祀之礼连接生者与死者、现在与过去，让个人与家族获得了超越死亡、生生不息的意义。
司马光自幼生活的环境就是理想的人际环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秩序井然。在这里我们要抛出一个结论，对秩序的极端尊重维护，是司马光思想的核心，也是我们看懂司马光这个人，看懂他所代表的保守派士大夫的关键。
作为一名学者，司马光的礼学研究成就很高，他制定的各类仪式，因时制宜，实用简朴，南宋大儒朱熹高度评价：司马光的礼学既有儒家经典做根基，又参考了当时通行的做法，在北宋儒家中首屈一指。
其实，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也是要找到国家治理方面的“礼”。所以他编的史书是从三家分晋、礼崩乐坏讲起的；战国历史的卷名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齐楚燕韩赵魏秦，而是象征秩序的周王谥号。
而且编史书的时候，司马光根本没有置身事外，一直操心朝廷的事，实在忍不住了就给宋神宗写信，对王安石一通臭骂。这让变法派很不爽，让你留朝中你要走，走了以后又叽叽喳喳说闲话。于是有人举报司马光，《资治通鉴》迟迟不能完工，是因为司马光贪图官府的笔墨缯帛，还有皇帝御赐的水果点心和赏钱。
司马光最看重礼仪规范了，我为国为民没日没夜整理资料编写史书，难道就是为了贪一点公家的点心和纸张吗？这明摆着是在恶心司马光，利用他的道德洁癖，刺激他连史书也别编了，切断与皇帝之间最后的直接联系。
不管怎么说，一路磕磕绊绊，司马光终于在他66岁的时候完成《资治通鉴》。但就在《资治通鉴》落成5个月后，38岁的宋神宗驾崩了，尽管司马光埋怨这位领导，但礼仪秩序是他最看重的，于是即刻奔丧前往开封。
宋神宗本是变法的总策划，驾崩后他的继位的儿子刚10岁，于是由宋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在她老人家看来，十多年的变法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瞎折腾，现在得有人收拾残局。而司马光奔丧还朝，他是尚且健在的最有声望的保守派。
在太皇太后支持下，保守派重获新生，所有人都期待着司马光拨乱反正做一番工作，但没想到，司马光放着许多要紧事不做，还朝后连续九个月当起了“信访局局长”，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整理分拣“告状信”上。
“开言路”让宋朝统治者听到下层的声音当然没问题，但相较而言还有很多紧急重要的事情，比如废止旧的律条，制定新的规范，你不是礼学专家吗，怎么不号召全国重建礼制呢？
无可奈何，上层官员新旧力量悬殊，宰相府的两名正职都是变法派，四名副宰相中只有司马光和吕公著是保守派新人；枢密院正副长官都是变法派。也就是说，主宰开封朝堂的仍然是神宗留下来的旧人。
咱们想，司马光还有别的路径吗？如果司马光愿意，也可以学习王安石绕开体制约束，另起炉灶。但司马光不屑这么做，他尊重秩序，王安石的做法恰是他眼中的“乱政”。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司马光的作为也就相当有限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司马光大部分时间扎在各种琐事里，时间不等人，年近古稀的司马光犯病了，而且病情不断加重，他脚上的疮引发的脓肿一直肿到前脚掌，导致整个脚面都不能着地，只能仰面躺着。太皇太后下旨，“司马相公”居家休养，暂可不必忧劳国事。
一个秋天的清晨，司马光溘然长逝，得年68岁。他是累死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儿子司马康俯身贴耳，断断续续听到的都是“朝廷”“天下”。非常可惜，他返回开封才一年半。
在很多人眼里，王安石和司马光分别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代表，一个认为北宋病入膏肓要猛药快治，另一个认为，正因为北宋病得不轻，所以更要保守治疗。戏剧性的一幕是他们在同一年去世，1086年5月王安石病逝，三个多月后，司马光随他而去。
王安石年轻时讲：“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时代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这是普通人；有独立的判断力和是非观并坚定执行，才是君子。司马光与王安石虽然意见不合，但是论人品都是君子。但很遗憾，两位君子以不同的方式联手破坏了北宋的宽容政治。
王安石追求“同”，协同一律，做解决问题的实干者，他鼓励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想当初在仁宗时代，朝廷得知苏轼、苏辙两大才子来京考试，苏辙却生病了，朝廷愿意破格推迟考试，那是个令人向往的时代。但变法开始后一切变得目标导向、急功近利，因为新法推行过快、落实不当，无数平民流离失所、冻死饿死。
司马光追求“和”，四平八稳，和谐共处，这本是对宽容政治的最好继承，但他无法与狼共舞。其实朝野上下支持激烈变革的是少数，连皇帝都时不时动摇，而司马光的优点非常突出，做事认真有理有据，道德高尚没有可指摘的地方，他本可以做一枚刹车片，但他意气用事，离开朝廷，放弃制衡，宽容政治迅速消失。
司马光的一生很好地实践了王安石所说的“己然而然，君子也”。但“己然而然，君子也”作为人生态度，值得肯定和学习，但作为政治家，太过幼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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