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这两天，我注意到了一条日本的新闻：日本内阁任命了该国的第一任“孤独大臣”，这个职位将由现在日本负责经济复兴和低生育率问题的内阁成员，坂本哲志担任。
日本政府之所以会创造这样一个职位，跟日本女性在疫情期间遭遇的困境有很大关系。这周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称，2020年全年有接近7000名日本女性自杀，自杀率比2019年高出了15%。在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自杀率几近翻倍。比如去年9月底，日本一名女性明星自杀，紧接着10月，日本全国女性的自杀率相比起之前一年提高了90%。
而且我看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数据：日本男性的自杀率在疫情期间有所下降，但是日本女性的自杀率在疫情期间则上升了。这和过去日本经历其他危机的时候都不一样。以前的经济危机，影响的更多是日本的男性。
那么为什么，这次疫情带来的危机，给日本女性带来的冲击更大呢？
我看到分析说，自杀率高的一部分原因，是女性由于社交隔离感受到的孤独感更强。有的女性在采访中说，自己的生活圈子本来就很小，平时就靠外出工作和外界产生连接，疫情一来，这种唯一的强连接断了，同时，连探亲访友也变得困难了。这一次日本任命“孤独大臣”，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人们在疫情期间感受到的孤独问题。
不过我注意到，日本女性在疫情期间自杀率高，不仅仅是因为和外界的连接少、孤独，还因为她们过多地承担了家庭压力。在日本文化当中，女性是照顾家庭的第一责任人。这种身份带来了双重压力：一方面，丈夫、孩子都在家社交隔离，照顾家庭的日常工作，比如家务活，大部分落在了女性身上。另一方面，如果家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女性作为照顾家庭的人往往会感受到羞耻感，认为自己失职或者受到指责。
这些问题提醒我们关注一件事：就是女性为家庭的付出，尤其是疫情期间的额外付出，值得被看见、被肯定。
但是怎么被看见？怎么被肯定呢？其实有一个特别直接的做法，就是我们把女性对家庭的付出当作一份职业，量化一下它的价值。
你可别觉得这是一个开脑洞的想法。去年，阿根廷政府的经济部门就干了这件事，并且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如果把阿根廷女性做的家务活，转化成计价的工时，那么这部分贡献，等同于阿根廷GDP的12%。在疫情期间，这个比例进一步上涨到了15.7%，在所有行业对GDP的贡献当中，排名第一。
这样的结论是怎么来的呢？
这件事还得从阿根廷的一个明星政客说起。美国《时代》杂志这周刚刚发布了一个榜单，叫做“下一代百位影响力人物”。这个榜单评选出了100名正在塑造未来的领导者。
有几位中国面孔上了榜。比如其中一位是口红一哥李佳琦，他作为直播销售巨头，登上了“创新者”这个类别的榜单。另一位上榜的中国面孔是导演赵婷，她凭借作品《无依之地》《骑士》《永恒族》赢得了电影行业同行的敬重，同样登上了“创新者”榜单。
我在这个榜单里，重点关注了一些国际上的政客，毕竟我自己是学政治学的嘛。其中一位阿根廷的女性政客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的名字叫梅塞德丝·达历山德罗。
梅塞德丝是一位专门研究职场性别平等问题的经济学家。去年，她被任命为阿根廷政府第一位主管性别、平等和经济问题的局长。上任8个月后，她的办公室发表了一份经济报告：《家庭照看的价值：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这份报告的目的就是要衡量一下，那些平时没有被支付薪水的家庭照看工作，到底值多少钱？或者说，到底创造了多大的社会价值？
注意，这里说的家庭照看，不仅仅是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比如像是洗衣服、拖地板、做饭、买东西、修东西等等，这只是家庭照看工作的第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工作，是支持孩子的学业，这咱们中国家长肯定有体会啊，说是孩子写作业、孩子上网课，实际上干这事的都是家长。另外第三部分工作，叫做“照顾家人”，比如照看生病的老人，带他们看病、为他们洗澡擦身体等等。这三部分加在一起，家务劳动，照看学业、照看家人，才是家庭照看的“全景图”。
阿根廷统计局在2013年曾经做过一份调查，询问18岁以上的阿根廷成年人，他们在这三项工作上分别花多少时间？梅塞德丝的办公室，把这部分数据拿出来做了详细的分析。
结果发现，阿根廷的女性，平均花在家庭照看上的时间是6.4小时，相比之下，男性花在这方面的时间，算下来是每天3.4小时。也就是说，女性用来照看家庭的时间，几乎相当于一份全职工作。
男女的参与度也有显著的差异。有88.9%的女性参与了家庭照看的工作，相比之下，只有57.9%的男性参与了这些工作。总体来说，女性贡献了家庭照看工作时长的75%——注意，这根本不包括那些以家庭护理为职业的女性，这纯粹计算的是，女性在自己家的付出，是没薪水的。
有了这个工作时长的估算，其实你就很容易算出，家庭照看这部分工作的经济价值了。
咱们可以找一些作为参考的工资：比如保姆的平均工资是多少？我举个例子，可能保姆时薪最低是15美元/小时，乘以一天工作6.4小时，那么就意味着一个阿根廷家庭主妇，一天靠做家务、带孩子、照顾老人创造的经济价值，至少等同于15美元 X 6.4 = 96美元。这也是阿根廷这份经济报告的计算方法。
为什么说至少等同于96美元呢？实际数字肯定更高。因为你想，带孩子做功课，那相当于教育辅导行业了，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时薪，按理说应该高于做饭、洗衣服的保姆。所以阿根廷这份经济报告的计算方法，只是按照最低工资，算出了一个底线。
他们得出的数字是：总体来说，家庭照看工作创造的经济价值，是674.38亿美元/年。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整个阿根廷GDP的15.9%。这又是什么概念？阿根廷最大的经济领域是他们的工业，其次是贸易。这两个产业占GDP的比例，分别也只有13%左右。也就是说，如果家庭主妇和家庭妇男们领工资的话，他们将会构成阿根廷的第一大产业。
前面我们说了，阿根廷的主妇贡献了家庭照看工时的75%左右，所以做一个简单的乘法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阿根廷主妇们，贡献了相当于15.9% X 0.75 = 11.9%的GDP。
咱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女性撑起半边天。现在你明白了吧，这句话真不是玩笑。
这还没完。梅塞德丝办公室的这份经济报告，还做了进一步的测算，测算什么呢？在疫情期间，家庭照看工作量的增长，额外创造了多少价值。在一开头我们就说了，日本妇女在疫情期间要干更多家务活，因为全家人都要在家社交隔离，孩子也上不了学。这种情况不仅日本如此，其他受到疫情影响严重的地区也是一样。
阿根廷的这份经济报告认为，对于那些有18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的家庭来说，疫情期间家庭照看的时间，平均每天要比平时多出4小时。
总体来说，疫情期间，阿根廷其他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比如工业、商务，有所下滑。但是，家庭照看贡献的经济价值，在GDP中的占比从15.9%增长到了21%。
这个结论，我们有两种理解的角度。
一个是比较积极正面的角度：它让我们看到，疫情期间那些照顾家庭的人，对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份报告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叫做“家庭照看工作是现代资本社会的脊梁骨”。正是因为这部分的贡献，尤其是来自女性的贡献，人们得以被喂饱、能满足自己被照顾的需求，能住在舒适的环境里，维持日常的工作生活并且还能享受兴趣爱好。
但是换一个角度，我们也会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就是那些为家庭付出的人，在疫情期间承担的担子真是不轻。原本就是一份全职工作了，疫情期间，相当于还要每天加班。相信听到这里你也能理解，为什么在日本会出现女性自杀率上升的情况了。
而且，其实疫情期间女性感受到的“不平等”的压力，还不仅仅来自家庭。梅塞德丝办公室的这份经济报告指出了两个容易被忽视的，加剧女性压力的因素：一个因素是，疫情期间维持社会运转的核心职业，具有“女性化”的特点，比如在阿根廷，大部分的护士、医院的清洁工、教师、餐饮行业的工作人员、超市收银员，都是女性。
另一个因素是，疫情期间，家政服务业受到的冲击格外严重，而这个行业本来应该是女性的“拐杖”。
也就是说，女性在疫情期间，家庭和社会责任都更重了，但是那些原本能够帮助女性的支持网络，反而遭到了削弱。
随着经济恢复，情况当然会好转。但是，女性的恢复之路可能也不得不走得更慢。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在很多国家，学校、托儿所这样的机构，往往是最晚复工的。这就意味着，那些能把女性肩上担子拿走的社会网络，需要更久的时间恢复正常。
好了，阿根廷的这份政府经济报告就给你介绍到这里了。
其实这份报告的理念，一点都不新鲜。我相信你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说家庭主妇也是一种职业呀。但是，依然很少有人用职场上的标尺，对人们的家庭贡献进行量化。这份报告的价值就在于，经济学家梅塞德丝用一个经济学的标尺，量出了家庭工作的价值。
不管你是女性还是男性，其实你都可以用阿根廷的公式，计算一下自己对家庭的投入。我在文稿里给你列举了一些维度，供你参考。
抛开女性和家庭这个话题不说，我觉得这份经济报告也给了我另一个启发。我注意到，不少人在职场上会觉得，自己做的工作无法被上司看到。明明自己觉得已经付出了120%的努力，但在上司眼里可能只做到了六七十分。这种时候可能就得想想，你们是不是在用同一把标尺，衡量你的成果。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
计算你的家庭照看工时
1.家务劳动时间（洗衣服、洗碗、拖地板、买菜、整理房间等）
2.照顾孩子学业时间（接送孩子，辅导功课，补习班陪伴）
3.其他照顾家庭成员的时间付出（如照看老人或病人的额外时间，照看宠物时间等）
以下数字仅供参考：
住家保姆时薪：15-20元
照看老人护工时薪：22-25元
上门清洁人员时薪：25-30元
学校辅导员时薪：25元
遛狗员时薪：80-100元 （对，我也很惊讶，竟然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