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6月7号，医疗界发生了一件大事：美国生物技术公司百健（Biogen）旗下，一款针对老年痴呆症的药品，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上市批准。这款药品，阿杜卡马单抗，一上市的定价就是天价，预计一年的治疗费用是56000美元。据分析师预测，到了2023年，这款药品能每年给百健公司带来16亿美元的收入。上市消息公布当天，百健的市值暴涨165亿美元。
但是，如果你看过《巡山报告》的解读，你肯定会记得，阿杜卡马单抗其实是一款特别有争议的药物。据百健介绍，阿杜卡马单抗能减少人脑中一种异常蛋白的聚集，从而减缓病情的恶化速度。但是，百健公开过的实验数据被认为有明显的逻辑漏洞，并不能充分证明药品的药效。具体情况你可以回顾一下2019年10月，王立铭老师的《巡山报告》。
这一次，虽然美国药监局批准了药品上市，但是百健仍然被要求，在上市后提交实际临床疗效的数据，如果这些数据显示治疗效果不佳，美国药监局有权利撤回上市批准。
既然如此，为什么美国药监局不再等一等，等到有更扎实的结论呢？
王立铭老师在《巡山报告》里分享了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医学不仅仅是关乎逻辑或者科学，还关乎人类的情感、患者的利益、产业的发展。要知道，全球有5000万老年痴呆症的患者，但是至今都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上一次这个领域的药品获得美国药监局批准上市，还是18年前的事情。无论是患者，还是投入这个领域的药企，都太需要点盼头，太需要一些继续前进的信心了。美国药监局显然认为，虽然阿杜卡马单抗上市有风险，但是潜在的收益还是值得放手一搏。
这个决定是否正确，当然还需要时间的验证。不过我觉得，其实在很多领域里，“革命性”的重大进展，都是决策者在艰难地平衡了风险和收益之后，放手一搏。
在过去一年中，有一个领域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那就是新冠疫苗的研发。前两天，我在《哈佛商业评论》的5-6月刊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作者是美国药企辉瑞的CEO 阿尔伯特•博尔拉（Alberta Bourla）。他在文章里完整地回顾了，辉瑞如何跟德国的BioNTech公司合作开发mRNA新冠疫苗。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决策者在承担了极大风险和压力的情况下，放手一搏的故事。
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就来跟你分享一下博尔拉的文章，咱们一起看看，新冠疫苗是怎么被“超速研发”出来的。
之所以说“超速”，是因为正常情况下，疫苗的研发需要10-15年的时间。之前最快的记录是腮腺炎疫苗，那也花了4年时间。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全球各地，第一梯队的新冠疫苗研发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拿辉瑞来说，从最初接触跟他们一起开发疫苗的合作方，到最终疫苗上市，只用了9个月。这绝对称得上“超速研发”了。
对于这样的结果，人们一方面感到非常庆幸，觉得这么快就能有应对方案。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感到不放心，担心研发机构难免在研发流程的严谨性上作出了让步。
那是不是这样呢？
我来给你说说辉瑞的研发过程有哪些不寻常之处。听了这些内容，相信你自己会有判断。
第一个不寻常之处，是财大气粗。
据辉瑞的CEO介绍，他们是在2020年2月的时候就意识到，新冠疫情肯定会在全球多个国家传播。而作为全球四大疫苗生产商之一，辉瑞肯定要在防疫上扮演重要的角色。3月1号，德国BioNTech公司联系上了辉瑞的疫苗研发负责人，说他们敲定了20个潜在的候选疫苗，问辉瑞有没有意愿一起测试。两周之后，辉瑞的高管作出了决定，要全力投入跟BioNTech的研发合作。
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辉瑞的高层同时下了两个非同寻常的决心：一个决心是，把研发疫苗的时间线，设定在6个月以内。另一个决心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不惜投入巨额研发经费，具体来说，是做好了投入30亿美元的准备。
这是什么概念呢？研发一个新的疫苗，费用平均在10亿-20亿美元左右。但是你要知道，一般情况下，这笔费用是平摊在10年的周期里的。6个月花掉30亿美元是非常可怕的投入了。即便辉瑞财大气粗，30个亿也相当于整个公司一整年利润的1/4。短期、巨额的集中投入，是辉瑞研发过程的一个不寻常之处。
那这笔钱都花在哪了呢？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花钱容易，但是把钱花在对的地方并不容易。辉瑞是怎么把巨额的资金投入，转化成超高的研发效率呢？
的确，财大气粗只是研发的保障，但是更关键的是，辉瑞的财大气粗，让他们在研发流程的各个环节都能作出“不计成本、效率优先”的决定。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辉瑞和BioNTech合作开发疫苗，按理说应该先敲定双方的合作条款，比如知识产权、利益分配、双方各自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提供资源有什么前提条件等等。你也知道，这种复杂的合作，光是讨论合同细节就能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辉瑞从决定要和BioNTech合作，到开始开展合作，只花了1天时间。双方只签了一个合作意向书就开始推进研发了，在意向书里，辉瑞承诺向BioNTech开放自己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分发渠道等等资源。双方什么时候签了正式合同呢？疫苗研发出来之后，具体的合作条款才被敲定。在此之前，辉瑞和BioNTech已经共享了各自的商业机密。在大型复杂项目上，这么高的合作效率是不寻常的。
第二个体现出效率优先的决定，是各个研发环节同步推进。
我们前面说了，BioNTech找到辉瑞的时候，说他们已经研发出了20个候选疫苗。在正常流程下，辉瑞要对有潜力的疫苗依次测试，直到找到最有潜力的一支。但是为了加快速度，他们决定同步测试所有的候选疫苗，结果是他们在4月12号，也就是和BioNTech敲定合作之后不到一个月，就把候选的疫苗从20个缩小到了4个。
临床实验也是同步推进的。
一般来说，临床实验的顺序是，先做动物实验，然后做小规模，也就是20-100人的一期人体实验。随后，再进行数百人的二期临床试验，然后是数千人的三期临床试验。每一个环节少则花费1年，多则花费3-5年。
但是为了快速推进，辉瑞向美国和德国政府申请开设绿色通道。动物和人体实验同时进行，二期和三期实验也同时进行。这么一来，到了2020年5月份，他们已经进一步把候选的疫苗从4个收窄到了2个。2个月之后，7月23号，他们通过数据分析，确认了最终的候选疫苗。
从20个疫苗里筛选出1个最有潜力的进入二期临床实验，整个过程只花了4个月。
就在临床试验推进的同时，辉瑞的其他团队也没有闲着。由于mRNA疫苗以前从来没被大规模生产过，所以辉瑞的供应链团队需要采购甚至设计新的设备。
有两个时间节点，给我印象很深。一个时间节点是，到2020年7月初，也就是二期临床实验还没开展之前，辉瑞的工程师就已经把运输和储存疫苗的超低温设备给造出来了。另一个时间节点是，到了9月份，辉瑞就已经生产出了150万支新冠疫苗，在冷冻室里冻着。9月份什么概念呢？那时候距离辉瑞得知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还有2个月。也就是说，即便他们知道疫苗有可能失败，仍然决定先生产出来储备着。万一失败了，这批疫苗就只能扔掉了。这也是一个为了效率而不计成本的决定。
第三个体现效率优先的决定，是辉瑞拒绝了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研发经费。按理说，这么高风险的疫苗研发，成本能分摊一点是一点。但是如果接受了政府的资助，免不了要向政府汇报、接受政府资金的条款、花时间走各项行政流程。这显然会降低效率。因此他们决定，无论是从美国政府还是德国政府那，他们都不拿研发经费。而相比起降低成本风险，辉瑞更在乎科学家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研发。
所以你看，辉瑞的研发速度快，不光是因为高投入，还因为他们在每个涉及效率和成本的选择上，都选择了效率。效率优先，是辉瑞在权衡了风险和收益之后的放手一博。
不过，听到这你可能会问，追求极致的效率，会不会影响到疫苗研发的质量呢？回到咱们最开始的问题上，研发的过程，会不会在科学的严谨性上作出了牺牲呢？
这就要说到辉瑞CEO在文章里提到的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了。他说在推进研发的过程中，他曾经和另一家疫苗巨头强生的CEO打过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们达成一个“君子协议”，承诺即便要加速研发，也要遵循严格的科学流程和安全标准。并且这两人还决定，要把这个君子协议扩散成行业共识，于是挂了电话之后，两人分头联系了行业里的其他疫苗生产商。最终，在48小时之内，另外7家药厂决定加入他们的君子协定。
在文章里辉瑞的CEO博尔拉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自始至终很明确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只在科学允许的速度下行动 （We would move only as fast as the science allowed)。
作为CEO，Albert Bourla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承担了巨大的压力。顺便介绍一下这位CEO的背景：他是个希腊人，1993年就加入了辉瑞。他从动物健康领域的技术工作开始干起，一路做到了欧洲业务负责人，全球疫苗、肿瘤和消费类健康产品的商业和研发负责人。2018年他升任辉瑞的COO，2019年1月1号才上任CEO。也就是说，当疫情暴发的时候，他担任辉瑞的CEO才1年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要作出超乎寻常的管理决策，需要巨大的魄力。
好在，高风险的投入最终获得了高回报。2020年11月8号，在3期临床试验中，辉瑞疫苗对新冠疫情的保护率高达95.6%。12月8号，辉瑞的疫苗在英国率先推出，截止到2020年年底，辉瑞生产了7500万支疫苗，而截止到今年年底，疫苗的产能预计能达到20亿支。
从财务的角度来看，回报也是极其丰厚的。今年5月份，辉瑞公布财务数据，新冠疫苗在2021年第一季度，给他们创造了35亿美元的收入。
好，辉瑞如何“超速研发”新冠疫苗的经验，我就给你介绍到这了。
虽然今天我们讲的是美国药企是怎么加速疫苗研发的，但是我相信，全球各大疫苗研发机构，包括中国的机构在内，都在疫苗的研发过程中作出了超乎寻常的、放手一搏的决策。这些决策日后被逐渐复盘、梳理出来，一定会成为人类社会对抗流行病的宝贵经验。
当然，放手一搏的也不仅是决策者。从今天的文章里我感受到，疫苗研发之所以能实现如此重大的突破，还因为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的每个个体——从管理层到合作方，从科学家到临床试验的志愿者等等——都主动承担了更高的风险。这种共担风险的勇气和合作精神，才是疫苗能超速研发最根本的原因。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
素材来源：
《哈佛商业评论》5-6月刊
The CEO of Pfizer on Developing a Vaccine in Record Time , Albert Bour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