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韩亮
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这几天，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宅在家里，自觉地保持和社会隔离的状态。或许有人会觉得在家待着有点憋闷，但其实，这也提供了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让我们能向内省视，观察自己的内心。
面对各种扑面而来的信息，每个人是非对错的判断标准不太一样。
但我想，有一点你应该不会怀疑，那就是面对复杂的人和事，我们都需要多一些同理心，也就是说，多一些能够体察别人感受和处境的那种能力。
我们越能体会到别人的痛苦和难处，应该就越能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同理心，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不过，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发现“同理心让世界变得更好”这个判断也是有前提，有约束条件的。
这篇文章来自今年1月出版的最新一期《科学美国人》杂志。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知名的心理学家斯考特·考夫曼（Scott Kaufman）。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同理心泛滥，未必是件好事。有时候，同理心过强的人，反而更不容易包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就来跟你分享一下这篇文章的观点。
你可能觉着费解，既然我们常说同理心能让人切身体会到他人的处境，怎么还反而让人不包容了呢？其实这背后的原因是：同理心想要发挥作用，有一个隐形的限制条件，那就是一般只对自己所在阵营的人有效。
什么叫自己所在阵营呢？当社会出现严重分歧的时候，最容易形成的两个阵营就是：“我们（us）”和“他们（them）”。人的同理心，往往只会给“我们”，而不会给“他们”。
文章提到了一个研究，是针对足球迷的。在足球比赛当中，两队双方的球迷，是最纯粹的“我们”和“他们”的关系。
研究人员就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们先让实验对象亲眼目睹另外一个球迷承受疼痛的样子，然后问实验对象是否愿意帮对方分担疼痛。如果愿意分担，那对方承受的疼痛会就少一些。
研究人员注意到，实验对象最终做出的选择，跟球迷所属的阵营有直接关系。如果是自己一方的球迷，那实验对象就更倾向于选择分担疼痛。但如果告诉他，这是另外一队的球迷，那实验对象就不怎么愿意分担疼痛了。
这个结果说明，人的同理心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是内外有别的。
在政治领域的相关研究中，也有着类似的发现。
我们都知道，美国政治两极化是近年来一个显著趋势，美国两党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有调查甚至发现，美国有近七成的美国民主党员和共和党员，把对方看成是影响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危险因素。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分歧，是因为两党成员缺乏同理心，彼此之间存在一条“同理心鸿沟（empathy gap）”。他还明确表示，要改变这种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每个人都多一些同理心。
可是，奥巴马错了。
最近有一项研究恰恰发现，美国人并不是缺乏同理心，而是同理心存在偏向性。同理心程度越高的人，这种偏向性就越明显。他们不但更偏向于自己的党派，还会对另一方党派展露出更明显的敌对情绪。
在实验中，有一个环节是这样的：实验对象会先听一则新闻报道。这条新闻说，某党派刚刚举办了一场政治宣讲会，可就在现场发生了意外状况，有一帮来自对立党派的抗议者进场捣乱，打断了演讲。随后，警方立即介入，在抓捕的过程中，有几名抗议者受了伤。这就是新闻的内容。
研究人员发现，实验对象在听完这条新闻之后的反应很有意思。
如果抗议者是和实验对象同一个党派的，那么实验对象就会支持抗议者捣乱，对警方的介入表示不满。但是如果抗议者是对立党派的呢？那实验对象就会支持警方。
还有更令人吃惊的发现，那就是其中一部分实验对象在同理心测试中的得分更高，也就是说，他们是同理心能力更强的一群人。
可在实验中，这部分人却对抗议者受伤这件事表现出了幸灾乐祸的情绪，认为他们活该。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他人的不幸，这些人没有表现出任何同理心。
这么看来，奥巴马所说的“多一些同理心”，这条路似乎走不通。因为在矛盾发生的时候，同理心更高的人，反而会对另一方阵营的人表现得越冷漠。这样的话，双方的分歧还怎么能弥合呢？
到这儿你可能好奇，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同理心内外有别的情况呢？
文章作者考夫曼解释说，这是因为同理心作为一种共情能力，会产生巨大的消耗。
你想想看，动用同理心，意味着你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要对别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当别人悲伤或痛苦的时候，你自己也仿佛感受到同样的悲伤或痛苦，这样实在是很累心，不是吗？所以，它会产生大量的消耗。
大量、频繁、不间断地使用同理心，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它不光会造成一种情绪负担，其实也会造成认知负担。正因为这样，人们会不自觉地避免去费这份心力。
所以，考夫曼说，很多美国人在判断对谁使用同理心的时候，也就自然有了一个标准，那就是亲疏远近的关系。
对自己人，人们才愿意去使用同理心，对外人，就懒得用了。
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其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科学家发现，人的同理心和大脑中的前脑岛区域有关。当人调用同理心的时候，前脑岛区域就会被激活。可如果面对的不是自己人，那大脑的伏隔核就会发出一种信号，来中断产生同理心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伸出援手的意愿就会显著降低。
这项研究告诉我们，在真实的世界里，一味地去强调同理心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美好。
那到底该怎么办，难道大家都干脆别用同理心了吗？当然不是。
考夫曼提到，想要让同理心真正发挥作用，产生积极的效果，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把自己困在“我们”的这个圈子里，要多和“他们”去接触。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和谁有分歧、有矛盾，就应该主动多创造机会，去和对方接触。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有分歧还多接触，那还不得吵得更厉害啊？
但考夫曼的建议是，多接触并不是为了说服和改变对方。不要把关注点放在彼此的差异上，而是要放在对方和我们相同的地方，比如相似的经历或是共同关心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削弱同理心带来的负面效应，让它真正发挥出作用。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即便面对自己人，最好也能有意识地克制泛滥的同理心。
这一点对于一些特殊的职业群体来说更是如此。比如，医生就经常要克制自己的同理心，因为病人最需要的是治疗，而不是医生陪着他一起难受。克制是为了更好地治病救人。
与他人的痛苦保持适当的距离，能让我们不被过于强烈的同理心牵制住，从而做出更理性的决策和行动。
好了，总结一下，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跟你分享了心理学家斯考特·考夫曼对于同理心的认知。
按照他的说法，同理心消耗巨大，是一种认知负担。而且同理心有自身的局限性，对自己人越有同理心的人，反而会对外人越冷漠。这么来看，盲目呼吁大家多一些同理心，未必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和谐。
看完这篇文章，我给你的建议是，面对自己的同理心，我们始终应该保持一份自省。对内，要克制；对外，不吝啬。
此外，我觉得也真正的包容不一定非要使用同理心才能实现。
真正的包容，需要的是你在对方身上，看到和自己相同的东西。这份共性，会让你对“他们”，多出一分理解。最终，到底是“我们”还是“他们”，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