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上周，有两条关于大公司的新闻在国外引发了不少关注。一条新闻是，苹果公司对外宣布，由于受到新冠肺炎影响，将会下调2020年第一季度的销售预期。
另一条新闻是《纽约时报》爆出，亚马逊在过去几周内一直在提升库存和联络供应商，以应对疫情可能带来的商品短缺。
一方面，亚马逊已经要求一些关键产品的供应商把库存量从2-3周提升到6-8周；另一方面，那些担忧库存不足的品牌，已经主动减少了在亚马逊上的广告投放。
这两家企业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规模大，还因为这两家公司被认为是全球供应链的风向标、晴雨表。他们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此次疫情对于全球经济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
不过，要说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里到底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很少有人能说清楚这个问题。
因为全球供应链是一个盘根错节、高度复杂，而且还不那么透明的系统。大多数人都搞不懂它的内在布局。这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你能摸到尾巴，我能摸到脚趾头，但是谁也不知道全貌。
正好，这段时间我在《经济学人》杂志和得到上的课程里，看到一些分析框架。这些分析框架虽然也不是“全貌”，但却可以帮我们更精准地理解，中国制造嵌入全球供应链里的深度。
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就来和你分享一下。
这两年，我们经常听到，因为中国人力成本越来越高，不少跨国公司都在把供应链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就拿苹果来举例吧。这几年，苹果的供应商纷纷在印度、巴西建厂投产，去年还有消息说苹果的Airpods生产商要在越南扩建。
不过，去年路透社对苹果的供应商做过一个量化分析。他们统计了过去5年苹果公布过的200多个主要供应商、750多个生产地点。结果发现，从2015年到2019年，苹果跟中国制造业的结合其实一直都在深化。
2015年，苹果44%的供应商工厂在中国，到了2019年上升到了47.6%。
这里有一张路透社的图表，你看一下就会有个直观感受。
这张图表统计了苹果五家主要供应商的工厂地点。最左边是2015年，最右边是2019年，红色是在中国的工厂，你可以看到红色的面积一直在增长。
光是富士康一家，在中国的生产地点就在4年之内从19个增加到了29个。而另一家供应商和硕联合，在中国的生产点从8个增加到了12个。
类似的，对于亚马逊来说，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也是与日俱增。
去年，一家市场调研公司研究了亚马逊网站上最火的10000个零售商，结果发现中国的零售商占比达到了38%，两年前，这个数字还是25%。
而且在一些欧洲国家，中国零售商的占比还要更高。比如说在亚马逊法国的市场，来自中国的顶级零售商能占到47%，而西班牙市场这个比例就更高了，是52%，而且这些比例还在增长。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听说跨国公司想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而且这话已经说了好几年了，但结果却是对中国的供应链越来越依赖呢？
在这里要澄清一下，其实，供应链的确有从中国转移出去的情况。但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低端产业。但是与此同时，一些更高端的产业在中国的根却扎得更深了。
在去年，得到上的何帆老师做了一份中国经济基本盘的调研报告，就专门分析了这个问题。
何帆老师的团队是把中国的出口的产品，按照技术密集程度划分了四类，分别进行了统计。
第一类产品是技术密集度最低的，也就是低端产品。何帆老师的团队发现，在2000年的时候，这部分产品在中国出口当中的占比曾经超过1/4，但是到2017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10%。
第二类产品是技术水平处于中下等的，这一类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一直比较稳定，在1/4左右。
第三类产品是技术水平中上等的。何帆老师的团队经过分析发现，这一类产品从2000年开始稳步提升，到了2015年趋于稳定，现在已经成了中国出口的主力，占比达到了38%。也就是说，在中国出口的产品当中，技术水平中上等的产品超过了1/3。
第四类产品是技术密集度最高的高端产品，这一类的占比跟前面第三类一样，也是从2000年开始稳步提升，目前在中国出口中占比1/4左右。何帆老师还指出，这个领域里，中国的出口规模已经和美国、德国旗鼓相当了。
所以你看，在过去这二十年，全球供应链的趋势是中国制造在低端产业里占比越来越少，但是在高端产业中的占比越来越高。
这背后，一部分原因是中国自己的科技实力越来越强，但是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创新在过去这20年时间里实现了“产业化”。
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全球创新产业化？这个理念，施展老师在他的课程《中国制造报告20讲》里专门阐述过，我来给你说说。
施展老师指出，在1980年美国推出了一个鼓励小公司创新的《拜杜法案》，大量小公司做出了突破性的技术，然后被大公司购买过来，整合出新的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大公司创新的策略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转变，那就是他们不再聚焦于发明新技术，而是开始看重怎么能用新技术快速生产出产品。
这就催生出了一个新需求，叫做大规模外包——因为只有把产品生产外包出去，速度才能足够快。
而中国恰恰成了这层需求的承接者。
中国是怎么做到的呢？通过两个步骤：
一个是分工，就是把生产流程被拆分得非常细，每个企业的生产都高度专业化，只生产被拆解出来的极为基础的零件，但是能生产得特别快。
另一个步骤是，形成网络。虽说一家企业只生产一种零部件，但是企业多了，就把各种零件各个环节都覆盖了，最终这些零件能像拼乐高积木一样被组合起来，形成千奇百怪的产品。
所以说，通过高度分工和庞大的网络，中国供应链就满足了大公司创新需要的两个条件：效率和规模。最终形成的局面，就是全球创新的“产业化”。
用施展老师的话说，就是在美国创新，在中国生产，在全球销售。
现在，回到我们前面那个问题，为什么跨国公司没能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反而更依赖中国的供应链？
原因就是中国制造的规模和效率，换了其他国家，根本就承接不了。
还是拿苹果来说吧，在富士康的郑州工厂，一天可以生产50万-60万只iPhone，平均一分钟350只以上。而在中国全国，一个月的手机总产能是1.4亿到1.8亿只。
这种规模和效率，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
有了这样的产能和效率之后，苹果公司和供应商就可以做到只维持几天的库存，这样能保持强大的自由现金流。这种策略在供应链管理当中，被称为Lean Inventory Management，精益库存管理。
好，小结一下。前面我们讲了，中国制造凭借无可比拟的规模和效率，在过去20年中，越来越深地嵌入到全球创新产业当中。不过，在当前这个特殊时期，这些优势恰恰也成了不能忽略的扰动因素。
《经济学人》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新冠肺炎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可能会超出很多人的预期。原因有三个：
第一， 相比起2003年非典暴发的时候，今天全球大型企业跟中国供应链的相互依赖不是一个量级的。在2003年，中国经济贡献了全球GDP的4%，今天，这个数字是16%。
第二，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让很多跨国企业都采取了和苹果类似的策略：为了节省成本，只维持几周的库存，并且供应商相对集中。
下面这个四象限表格，你可以看一看：
左下角是高风险产业，特征是库存量在两周到三周左右，并且可替代的供应商数量少，高科技企业就属于这一类。
左上角和右下角属于中风险产业，要么是供应商比较多元化但是库存少，比如说零售和服装行业，要么是供应商集中但是库存量大，比如说汽车行业。 这些行业虽然不属于高风险，但是面临的挑战也不小。
第三，还有一些具体的产业由于集中在疫情重灾区，因此会受到较大的冲击。其中格外值得注意的是通信产业。
你知道，武汉有“光谷”之称，全球大约1／4的光缆缆线和设备都是在那里生产的，而这些又是5G基站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武汉地区还有全球制造智能手机闪存设备最先进的工厂。因此，5G智能手机的制造生产，在短期内可能要放缓了。
基于这些原因，供应链专家给企业的建议是“抱着最大的希望，但是做最坏的打算”。比如，企业应该成立专门的紧急管理中心、详细盘点供应商和库存、寻找可能的替代供应商，以及应该给自己的客户排一排优先级，考虑一下发生供应短缺的情况，哪些客户要优先供应。
好，总结一下。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们一起分析了中国制造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参与度。
中国制造不可替代的规模和效率，让它成为了全球高科技产业和创新生态中重要的一环。但是，也正因为同样的原因，在特殊时期，我们格外需要关注疫情对于科技产业的影响。
如果你自己就是科技产业的从业者，那么我欢迎你在留言里跟我们分享，此次疫情给你的行业带来的变化，以及你们的应对方式。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