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这段时间，我看国外的新闻，发现有一个词出镜率特别高：战争经济。无论是国外的媒体还是政府，都喜欢拿“战争”来类比当前的疫情。因为防疫的紧迫性就跟打仗一样，而且病毒这个敌人，甚至比武装敌人还狡猾、还可怕。
在这个话语体系下，很多防疫措施都在效法战争时期的做法。比如前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引用了《国防生产法案》当中的一个条款，强制要求美国的私营企业扩大防疫物资的生产。这条法案其实就是半个世纪前，战争年代的产物。
借用战争时期的手段，的确可以让资源的调动变得更灵活、更及时。不过，我最近看到美国的《外交杂志》上一篇文章指出，把战争时期当参照系，也不能只考虑战时用来应急的短期措施。实际上，每次大型战争也都是一次重塑社会秩序的机会。在危机之下，激进的社会革新往往能突破阻力，生根发芽，最终成为常态。
有些变革会创造新的社会体制，比如，一战过后，英国、法国、德国给退伍军人以及阵亡将士留下的孤儿寡母提供了经济支持，这个措施后来成了全民养老金和儿童抚养费的模板。
而有些变革会创造更强大的社会团体。比如，一战和二战让英国、法国、美国等等国家的工会得以壮大，在战后重建的时期，工会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大规模的罢工行动，成为了强大的政治团体。
这都是战争留下的长期产物。我觉得这也提醒我们，把视野放宽点、放远点，琢磨一下，疫情期间能推进什么样的革新，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更好的秩序呢？
我注意到，我一直关注的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发了一篇新的专栏文章，给了三个方向。他的文章标题叫做《疫情过后，美国如何再次崛起？》。虽说讲的是美国的事，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看了，也挺有启发。今天的《邵恒头条》，我就跟你分享一下弗里德曼的最新观点。
他 建议的第一个方向，是改变能源结构。
你可能知道，最近石油价格发生的大幅波动，最初的导火索是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的价格战。两个国家一言不合就决定大幅度增加产能，拉低油价。这件事发生在3月初，正是全球疫情大规模暴发的前夜，这对于石油的供需平衡来说毫无疑问是雪上加霜。
我们单看这件事，会觉得这就是沙特和俄罗斯之间的宿怨，不巧赶上了这个时间点。但是弗里德曼却指出，没这么简单，这一系列事件其实跟沙特近几年来感受到的危机感有关。
弗里德曼把沙特称为石油界的“摇摆国”，也就是说，沙特能通过调整产能来左右油价，一般来说都是让油价更高。之所以它们能这么做，最根本的原因是沙特把埋在自己国家地下的2600亿桶石油看作地底下的金子、银行里的存款，总之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硬通货。他们根本不在乎产能少一点或者多一点，油价高一点，或者低一点，只要赚的钱能满足基本需求就行，反正家底厚。
但是最近几年，石油作为硬通货的价值却在下滑。背后的原因有很多重，比如新能源汽车的兴起，比如对全球变暖的共识加强，比如美国石油产能大幅度增长，这些因素都让沙特察觉到，地底下储存的石油，是个价值在不断下跌的资产。甚至某一天，如果新能源大行其道，那么沙特的石油甚至可能成为一种被困住的资产。
在这种危机感之下，沙特近些年来对于市场份额越来越重视，想要尽快扩大市场。相比之下，对于维持价格反而没有那么敏感了。这才是沙特敢于跟俄罗斯打价格战的深层原因。
美国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很被动了，因为美国自己也是产油国、石油出口国，油价下跌也会冲击美国本土的石油生产商。
在这回危机当中，美国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和沙特、俄罗斯谈判，让他们把价格提上去。但是弗里德曼认为，这仍然会让美国受控于其他国家，他建议不如借机推出一项“石油进口关税”，只要油价跌破一定的地板线，石油进口关税就会生效。价格涨上去了，关税就会自动移除。
这么做他认为能实现两个目标：
第一， 加强美国的能源安全，摆脱石油寡头对油价的操控。
第二， 加速美国的新能源转型，尤其是保护美国的电动车产业。油价低，让传统汽油车的成本下降，对于新能源电动车自然是不利的。如果能把油价保持在合理但又不至于过高的水平，既能保护电动车行业，也能倒逼美国的石油公司加速多元化，向新能源开发转型，一石二鸟。
你看，这背后的思路，是不是也值得我们参考呢？毕竟，新能源产业对咱们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同样举足轻重。
不过，你要是觉得弗里德曼考虑的只是地缘政治和能源安全，那还是把他想简单了。他认为我们不能只盯着眼前的危机，把下一个潜在的危机忘了。
什么危机呢？就是我们在去年的节目里反复强调的，气候变化。
在疫情过后，各个国家都会进入经济重启模式，大力发动一切能发动的经济引擎。但是如果因此就忽略了碳排放，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不得不面对一场更大的大自然的危机。这就是弗里德曼基于“长期主义”的思考。
好，以上是弗里德曼提出的第一个革新方向，能源转型。
你发现没有，他提出的建议本质上是一个资源重新分配的方案，引导资源向投资回报更高、更可持续的方向流动，化被动应对为主动赋能。
而他提出了另外两个建议，也跟资源分配有关，一个是搭建美国农村的光纤宽带，一个是让生产制造“分布化”。这两件事的目的都是激发创造力。
比如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效仿罗斯福总统时期的政策，推出一个像1936年的农村电气化法案那样的条例。1936年的法案，让美国人用合作社的方式，把电网铺设到了乡村地区。弗里德曼觉得，现在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在美国乡村地区铺设光缆，让更多人接入宽带。你也可以把这个提议理解为美国版的“新基建”。
其实在美国，农村的宽带问题一直都是美国两党之间争议巨大的热门话题。至今美国仍然有2100万人家里没有宽带，在美国乡村，这个比例能达到1/3。美国农民的生活在我们看来，可能会觉得很魔幻，有的美国农民可能整天操作高科技的收割机器人，甚至用3D打印机生产工具，但家里却没有宽带服务，只能到邻居或者学校那去借网。
弗里德曼认为，接入高速互联网，除了有利于人们接受线上教育、培养技能，也有利于更多跟农业相关的高科技产品进入乡村。
除此之外，他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理想主义的计划，在我看来有一点理想主义，就是在更多地方接入网络之后，美国能实现“随时随地的生产制造”。在文章里，他提到了以色列一个开源平台叫TOM。在这个平台上，设计师和工程师可以把自己产品的设计稿上传上去，而这些设计稿是用来做3D打印的，小到钥匙扣，大到残疾人使用的义肢。如果有人觉得这个产品好，就可以把设计稿给下载下来，然后找到自己所在地能做3D打印的地方，把产品生产出来，比如可以去大学的实验室。现在这个平台上最多的产品，就是用于防护病毒的面具以及口罩。任何人都可以把这些面具或者口罩的模板下载下来，然后找当地能够3D打印的地方，把它生产出来。
其实，像这样的服务，在咱们国内的淘宝上早就有了。我并不觉得这个提案有多高明，但是背后的动机我能理解，弗里德曼是希望能找到一种“分布式”的生产方式，这样，即便在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的时候，个人也能自行生产一些必需品。
好，弗里德曼的三个建议就跟你分享完了。我们不说具体的提议有多大的可行性。因为，的确有一些想法比较超前或者天马行空。弗里德曼这篇文章仍然给了我不小的启发，而这个启发可以用得到最近新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来概括。就是“想点大事”。从疫情出发，弗里德曼琢磨的是怎么改变能源结构、怎么改变生产方式、怎么让每个人手里都有创新的工具，这些问题其实都已经超出了疫情本身设定的框架。
借用《想点大事》这本书里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比自己大得多的世界之中，每个人都需要面对超出自身感受的事件和趋势。这时候，大的思维格局，对每个人处理问题都会有所裨益。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
《想点大事》（戳此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