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李仲轲
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这段时间，美国媒体上一直有一个讨论很热门，那就是美国正在经历一个政府权力扩大的时期。有些媒体认为，美国可能会迎来自己的“大政府”时代。
这是因为疫情暴发之后，美国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介入，越来越深入。比如联邦政府已经先后通过四轮经济纾困计划，宣布了超过2.8万亿美元的拨款，堪称史上最大经济刺激计划。
有些人担心说，即便疫情过去了，美国政府在社会当中的角色也会长期地改变。里根时代的“小政府”模式一去不复返了。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么？
最近，我在微信公众号一瓣上，看到了邵宇和陈达飞两位老师写的一篇文章（戳此查看）。和你介绍一下，这两位老师分别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和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他们在文章中提到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对于美国来说，无论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都只是美国整个社会运行的一个方案。美国即便采取“大政府”模式，也不是它对传统的背离，而只是一次“回归”。
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就来和你分享一下这篇文章的观点。
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就引用了知名经济学家埃里克·赖纳特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的：自建国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两大传统中左右摇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主张推行积极政策，而托马斯·杰斐逊则信奉“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是两种治理模式的结合。
其实，在美国的崛起之路上，美国企业很大程度上，都在依赖大政府模式的红利。
文章主要分析了美国的制造业是怎么做起来的。文章的两位作者说，美国制造业中最重要的飞机制造业、电子工业和机床业的崛起，都离不开美国政府的干预和扶持。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先说飞机制造。其实飞机制造业就是美国军事活动的产物。在1939年，也就是二战爆发的第一年，美国飞机制造业的工人只有6.3万人，但是在二战期间，这个数字扩大了20多倍，达到了134.5万人。
之后随着冷战序幕的拉开，飞机产业再次扩张。到了1964年，美国飞机产业中90%的研发经费来自于美国空军的拨款。波音、洛克希德、北美航空等等航空公司，都得到了军方的拨款支持。
这还只是直接的扶持。这篇文章介绍说，因为飞机制造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行业，需要各个领域的集体协作。就比如说，在1947年的时候，美国的X-1飞机实现了超音速飞行，这背后涉及综合空气动力学、冶金、电子学以及飞机引擎设计等综合知识。如果没有军方资金对研发的全力支持，这个领域的进展不会那么快。
再比如说电子产业，电子产业同样跟美国的军事活动密不可分。二战前，电子工业的主要产品是收音机，市场其实不大。但是这篇文章指出，在军事需求的刺激下，整个电子行业的销售额增长了20倍，就业人数增加了4倍。其中最出名的产品，就是电子计算机。你要知道，计算机最开始被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计算炮弹的弹道，以及分析原子弹的爆炸过程。可想而知，这背后离不开军方的支持。
即使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军方和电子工业仍然紧紧捆绑在一起，对通信系统、半导体工业、控制设备等等多个领域有重大影响。比如说，发明了集成电路的德州仪器公司，在1965年的时候开启了商业化进程，这个过程中它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就是NASA的“阿波罗计划”。难怪美国有一位企业家回忆说：“五角大楼的决策主导了美国电子工业的发展。”
同样的故事，也在美国的机床产业中发生了。1957年，美国政府拥有全美机床的15%，是行业里最大的采购商，而且在政府的资助下，当年机床产业的研发费用，是7年前，也就是1950年的8倍。
我在文稿中插入了一张图片，这是美国研发开支的资金来源图。实际上，从二战开始到上个世纪80年代，这40年的时间内，美国联邦政府对研发的资金投入，远高于企业部门的研发投入。
邵宇和陈达飞引用了一本叫做《技术、增长与发展》的书，书中作者有一句话，算是高度概括了美国政府的作用，他是这样说的：“政府资助的研究和技术开发，在几乎所有美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通用技术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你看，在美国制造业崛起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其实是扮演了一个“扶上马，送一程”的角色。先通过国家的力量，让本国的制造业有了一定的基础，然后再让这些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美国政府对于美国制造业的加持作用那么大，为什么美国制造业还会外流呢？
在邵宇和陈达飞两位老师的文章中，他们选择了美国的好几个产业，来作为观察制造业外流的切口，总结下来其实就一句话：美国的个体企业，为了在自由竞争下保持竞争力，选择了对于自己最理性的选择，但是这导致了宏观上的非理性。
这听起来有点绕，接下来我给你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文章里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美国的好时巧克力公司。这家巧克力厂现在还是世界500强，也是全球六大巧克力生产商之一。
好时这家公司，发源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因为企业越做越大，整个小镇的周边产业链，都被它盘活了。
但是到了2007年，由于业绩大幅下滑，好时公司决定将10%的生产力迁至墨西哥。这对于好时来说，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因为外迁需要的一次性成本，大概是5.5亿美元，但是这可以帮这家公司，每年节省1.8亿美元，三年就能回本。
但是对好时所在的小镇来说，影响就大了。最直接的，3000名好时的员工因此失业。而更深远的影响，则波及到了整个小镇。你想，3000人丢掉工作，影响了整个小镇人们的消费水平。小镇中的零售业、住宿、娱乐、生活服务行业，也都会收到冲击。
这还没完，在小镇找不到工作的人，不得不选择背井离乡，这又让整座小镇的税收下降，最后甚至导致了近1000名公务员的下岗。
这可能只是一个小镇的故事，咱们再说回整个美国制造业。实际上从1979年之后，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就一直处于一个下降的趋势，到了1989年，美国制造业的人数，甚至第一次少于美国政府的公务员人数，而到了2008年，美国制造业的人数只有公务员人数的一半了。
这个几个数字的背后，其实也是美国制造业企业一个个理性的选择。
邵宇和陈达飞在文章中指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美国的制造业遇到了几个普遍问题。首先是本国的市场逐渐饱和，必须进行全球化的竞争。其次是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经济逐渐崛起，让美国制造业不再是全球独一家的生产力。
再加上美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比较靠前，这让美国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盈利因素，还要受到环保部门、劳工部门的制约。制造业外迁成为美国企业保持竞争力的唯一理性选项。
文章中有一句话就非常扎心，两位作者说，美国制造业是在遵循市场法则和自由贸易原则中走向衰败的。而且这也是美国消费者用脚投票的结果。
你看，根据这篇文章的分析，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美国制造业的兴衰史，那么大概就是，美国用“大政府”的路子把它扶上马，成为世界领先水平。但是，市场理性选择了制造业外迁，最终导致了制造业外迁，以及美国本土制造业的衰落。
听到这里估计你就明白了，为什么美国政府在疫情期间，会更加直接地干预市场行为，不惜给美国人留下一个“大政府”的印象。这其实是在释放一个信号，也就是美国这辆汽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即将回归到“政府干预”的车道上。这可能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成为美国给全世界留下的主要印象。
最后我还想聊一点自己的想法。其实静下来想一想，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那肯定是拥有常人难以理解的复杂性，如果想要用单一的逻辑去解释它，肯定不现实。而想要理解一个国家在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有一个最好的参照系就是去看看它之前走过的道路。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
参考文献：
《中美观察 | 脱钩与突围：美国制造业兴衰与中美竞争的大棋局和关键词》，邵宇、陈达飞，“一瓣”